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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中國電影音樂概況

發布時間:2022-02-19 14:10:29

⑴ 簡述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概況與特點(要絕對權威,詳細,具體的,考試急用)

我先發前1/3,如果你滿意,我再發後2/3

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歷程
關黎; 張輝;
《音樂生活》雜志社; 沈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流行音樂系 音樂編輯; 主任教授;

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迄今為止
已有70多年左右的歷史,它產生於
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現在
所謂的「流行音樂」,就可以追溯到
30年代的大上海。當時由於有聲電
影取代了無聲片,導致電影插曲的
極大需求,從而刺激了流行歌曲的
創作,出現了《西子姑娘》、《秋水
伊人》、《香格里拉》等佳作,開啟
了現代流行歌曲的先河。從某種意
義上說,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
可謂是中國流行音樂的第一個高峰
期,80年代則是第二個高峰期。而
在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這一段時
期的大陸,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
中國大陸的流行歌曲始終緩慢前
行,其間一度也有斷層期。直到80
年代初,在「港台風」的吹動下當
代中國大陸真正的流行歌曲才迅速
發展起來。
對中國流行音樂極念的界定
(一)流行音樂的極念
「流行音樂」這一概念在我國使
用得相當普遍,但長期以來有關它
的內涵和外延卻並沒有形成一個統
一的看法。很長時期以來,由於人
們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方
式,對流行音樂的理解也存在著不
同的看法。不過,一些專業的權威
理論著作如《中國大網路全書))(音
樂·舞蹈卷)中對流行音樂(通俗音
樂)則是這樣解釋的:「通俗音樂泛指
一種通俗易懂、輕松活撥、易於流
傳、擁有廣大聽眾的音樂;它有別
於嚴肅音樂、古典音樂和傳統的民
間音樂,亦稱流行音樂。」川這種解
釋顯然是以嚴肅音樂和民間音樂作
以參照和比較而確定的。
雖然流行音樂的概念區分顯然
還有待進一步的討論和研究,但有
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流行音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
的地區,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所
以人們對流行音樂的概念的理解以
及對它的概括方法也產生很大的差
異也是必然的。但是無論哪一種看
法或解釋,對於「流行音樂」都有
一個比較基本的認同,那就是它所
具有的通俗性、大眾性和廣泛的傳
播性。實際上,同「嚴肅」、「高雅」、
「古典」這些詞一樣,作為音樂的一
種表現形式,流行音樂本不是科
學、精確的稱謂,而只是人們沿襲
下來的一種特定說法。隨著新的流
行音樂形式的誕生,隨著一代又一
代不斷出現的後來者的創作實踐,
流行音樂也將不斷有新的成分加入
而變得色彩紛呈。
(二)中.滋行t樂的粗念
現代的中國流行音樂不同於中
國傳統音樂,也區別於中國的新
(專業)音樂。中國傳統音樂是相對
於近代出現的、受西方音樂影響的
中國新音樂(專業音樂)而言的,具
體是指戲曲音樂、說唱音樂、民族
器樂、民間歌曲和民族歌舞音樂。
中國的新(專業)音樂主要包括兩
類:一類是新民族專業音樂,即專
業作曲家運用西方記譜法和技巧作
曲,並吸收民間音樂中的精華進行
創作、表演的一類音樂形式;另一
類是西洋傳統音樂,即完全按照西
方現代音樂作曲法、演唱法、演奏
法進行創作和表演的一類音樂形
式。而中國流行音樂則與這些音樂
形式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無論在演
唱技法、題材內容,還是樂器手段
上,中國流行音樂都與民族傳統音
樂和西方古典音樂存在著很大的不
同,可以說,以嚴肅音樂和民間音
樂作為參照是確定中國流行音樂概
念的方法。
不過,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中
國流行音樂的概念已經不僅僅只是
通過它的「本體」來進行展現,而
且還明確地反映在諸如商業化制
作、發行、銷售以及演藝經紀與管
理等一系列商業化操作的行為之
中,因而,現代中國流行音樂作為
一種集藝術與產業於一身的文化商
業已經無法單單以音樂這一單一概
念來定義。
實際上,回顧整個20世紀中國
音樂的歷史,流行音樂真正在本體
上的體現是完全可以追溯到20世紀
3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的「都市文
化」之中。由於中國流行音樂在出
現之時其自身就具有一些較為復雜
的特點,例如東、西方文化在融合
過程中的差異、中國傳統與民間文
化在融人過程中的作用,還有中國
近代史上的一些特殊社會因素等
等,因此在現今的對中國流行音樂
的概念較為普遍的認識是:中國流
行音樂是在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
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產生的,她的產生與發展比其他國
家的流行音樂更多地帶有東西方音
樂文化的融合的特點。
二、中國流行音樂的歷史演變
(一)中.流行奮樂發展的第
一個階段(1917—1.36)1、學堂樂歌—早期流行音樂的雛形
中國現代流行音樂最早約起始
於清末至民國初。清王朝的倒台,
民國的創立以及舊民主主義革命造
成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在此期間,
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逐步東漸,並與
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既相沖突又逐
步結合的態勢。當時已有直接借用
外國歌曲的曲調填詞作為軍歌及學
堂歌曲的現象,如:《中國男兒》(石
更填詞)、《漢族歷史歌》(王引才填
詞)等。這可以說是西方音樂因素
為我所用的開始,從此而始,學堂
樂歌成為中國早期流行音樂的雛
形。「學堂樂歌是指當年學校里的
歌曲,在早期的學校里,把學生的
音樂課也叫做『樂歌』課。學堂樂
歌首先由學生演唱,後來也在群眾
中廣泛流傳。可以說,學堂樂歌是
通俗音樂的前身。」121在學堂樂歌的
發展過程中,一大批歌曲創作者,
如蕭友梅、黃自,尤其是李叔同、沈
心工等人對學堂樂歌的發展做出了
巨大的貢獻。因此,也可以說,中
國初期的流行歌曲創作也是自李叔
同、沈心工等人開始的。
在這一時期,西方音樂文化通
過留學西洋的音樂工作者介紹到我
國,音樂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為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影
響了民眾。同時,以大中城市為中
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漸形成。這
些都為中國現代歌曲的發展提供了
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流行音
樂的發端期,有兩個明顯的特徵已
經出現,即一方面,大量採用或借
鑒西方歌曲創作模式,甚至多有完
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
國傳統音樂,特別是民間音樂的基
質也在創作中顯露出來。這種情況
大體上規定了日後歌曲創作的方
向。
2、中國流行音樂的其基人—黎錦暉
黎錦暉生於湖南湘潭,青年時
代醉心於新音樂運動,主張新音樂
與新文學運動攜手共進。基於這種
認識,他創作了大量兒童歌劇、歌
舞及歌曲。之後,黎錦暉又轉人了
流行音樂的創作。《毛毛雨》、《妹妹
我愛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樂作
品,標志著中國流行歌曲的誕生。
1949年後,他在上海美術電影製片
廠擔任作曲。
黎錦暉的流行音樂創作奠定了
中國流行音樂的基本風格,即民間
旋律與西洋舞曲節奏相結合。在當
時,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
模仿美國爵士樂的風格。上舉《毛
毛雨》、《桃花紅》、《特別快車》等
作品格調不高,有的相當庸俗,迎
合了小市民的低級趣味,當時即受
到廣泛批評。聶耳就曾撰文斥責這
些作品。可以說,中國流行音樂起
步之初並沒有走一條健康之路。除
內容平庸外,音樂風格上的粗製濫
造,演唱上的賣弄風情、哮聲哮氣
都為其後的發展帶來了不好的影
響。但他在處理流行音樂中外來形
式與民族傳統關繫上的成功經驗是
值得後人借鑒的。
3、中國流行音樂在上海形成的
社會原因
中國流行音樂在20年代末的上
海形成並得到迅速發展,這是一個
深刻的社會問題。其後隱藏的社會、
經濟、政治、文化原因異常地復雜和
深刻。不過,通過對具體歷史事件的
觀察我們發現,中國流行音樂之所
以能在上海形成並初具規模,應該
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首先,都市市
民文化生活的變化導致晚清的「鴛
鴦蝴蝶派」文學重新抬頭,一些迎合
時俗的歌舞也應時而生。在那個時
代上海各種各樣的歌舞娛樂場所,
包括酒吧、咖啡館、歌舞廳等即成為
這些「時代小曲」的主要寄居地,而
這些「時代小曲」的產生也有助於緩
解當時的小市民內心的焦灼感和挫折
感等心理,成為一些人轉嫁精神苦悶
的寓所;其次,「西方流行音樂潮流的
影響與傳播媒介的發展也無疑大大加
速了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和傳播」。田渡
著城市的不斷擴大,我國民族資本主
義工商業也有所發展,這種社會經濟
結構就為流行歌曲的萌芽和成長提供
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也就
是在這個階段,由於話筒的使用,電聲
技術的進步、唱片的大量發行、電影
事業的興旺、收音機的逐漸普及等因
素,使得流行音樂這種易於被大眾所
接受的音樂形式在中國的上海開始廣
泛活躍起來。口(未完待續)

⑵ 跪求。。。中國音樂的發展史(我要在研究性學習裡面寫的,所以越具體越好)謝謝啦~~~

可參考這本書 中國流行音樂簡史(1917-1970 ) http://book.jqcq.com/proct/830279.html 孫蕤,本名孫思溥,中國流行音樂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現代音樂研修學院特聘研究員。1936年生於遼寧開原,1960年畢業於沈陽葯科大學葯學系,退休前為大連醫科大學葯劑學教授。 自幼喜愛中國流行音樂,從少年時代,便開始收集音樂資料 1 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發展史 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的發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歷史。它產生於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個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個高峰期。本文將以80年代為重點,簡單敘述中國內地流行音樂的發展概況。由於中國流行音樂在產生、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將涉及其他類型的歌曲創作情況。 一、中國現代創作歌曲的發端 中國現代創作歌曲約起始於清末至民國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國的創立所經歷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在此期間,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逐步東漸,並與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既相沖突又逐步結合的態勢。當時已有直接借用外國歌曲的曲調填詞作為軍歌及學堂歌曲的現象,如:《中國男兒》(石更填詞)、《漢族歷史歌》(王引才填詞)等。這可說是西方音樂因素為我所用的開始。 中國初期的創作歌曲是自蕭友梅、黃自、青主、李叔同、趙元任等人開始的。 蕭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樂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問》、《卿雲歌》是他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雖有濃重的外國音樂的影響,但已開始注意吸收中國傳統音樂的因素。 黃自是受過系統的西方訓練的作曲家,在歌曲創作上的成就較高,《天倫歌》、《玫瑰三願》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趙元任的《賣布謠》、《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東去》、《我住長江頭》,陳嘯空的《湘纍》等等作品,都是現代創作歌曲初期涌現的優秀作品。 在這一時期,西方音樂文化通過留學西洋的音樂工作者介紹到我國,音樂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影響了民眾。同時,以大中城市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漸形成。這些都為中國現代歌曲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現代創作歌曲的發端期,有兩個明顯的特徵已經出現,即一方面,大量採用或借鑒西方歌曲創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國傳統音樂,特別是民間音樂的基質也在創作中顯露出來。這種情況大體上規定了日後歌曲創作的方向。 二、中國流行音樂奠基人-黎錦暉 黎錦暉(1891-1967)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奠基人。 黎錦暉生於湖南湘潭,自幼學習古琴和彈撥樂器。家鄉民間音樂和當地流行的湘劇、花鼓戲、漢劇等戲劇音樂對他影響至深。1927年,他創辦了「中華歌舞學校」,後又組建「中華歌舞團」。1929年組織「明月歌舞團」,並到全國各地巡迴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團」並入聯華影業公司。1949年後,他在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擔任作曲,1967年逝世於上海。 黎錦暉青年時代醉心於新音樂運動,主張新音樂與新文學運動攜手共進。基於這種認識,他創作了大量兒童歌劇、歌舞及歌曲。這些作品,不僅在大陸風靡一時,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傳極廣。這個時期的作品大多以保護兒童創造才能、反對封建教育為主題,文字通俗易懂,音樂語言簡練、生動、明快,繼承和發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導的學堂樂歌的傳統。同時,他又是運用民間音樂素材的能手。在這些兒童歌曲里,民歌、小調、曲牌等均成為創作的素材。在歌曲創作民族化方面,黎錦暉無疑是一個先行者。 繼兒童歌舞之後,黎錦暉轉入了流行音樂的創作。《毛毛雨》、《妹妹我愛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樂作品,標志著中國流行歌曲的誕生。 黎錦暉轉入流行音樂創作並獲得了成功有其相應的社會背景。當時的上海已具備資本主義商業化都市的特徵,西方特別是美國流行音樂通過舞廳、電影、廣播等媒介流入中國。市民階層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現對流行音樂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樂便是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1928年,黎錦暉率「中華歌舞團」去香港、泰國、印尼、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巡迴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與他的兒童歌舞一起成為主要節目。1929年,由於經費困難滯留於新加坡無法回國,他遂接受一家書局的訂貨,短期內編寫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別快車》等歌曲即成於此時,大獲成功。 「明月歌舞團」是中國流行樂發展中一個重要團體。中國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嚴華,流行音樂作家如黎錦光、姚敏都在這個團里。聶耳也是從這里走上音樂創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間,黎錦暉還為《人間仙子》等十幾部電影配樂,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時,他也搞舞廳音樂,把民間旋律爵士化。當時的「百代」、「勝利」等唱片公司大量錄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錦暉的流行音樂創作奠定了中國流行音樂的基本風格,即民間旋律與西洋舞曲節奏相結合。在當時,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國爵士樂的風格。上舉《毛毛雨》、《桃花紅》、《特別快車》等作品格調不高,有的相當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級趣味,當時即受到廣泛批評。聶耳就曾撰文斥責這些作品。可以說,中國流行音樂起步之初並沒有走一條健康之路。除內容平庸外,音樂上的粗製濫造,演唱上的賣弄風情、嗲聲嗲氣都為其後的發展帶來了不好的影響。但他在處理流行音樂中外來形式與民族傳統關繫上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後人借鑒的。 三、救亡群眾歌曲創作及進步音樂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創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事實造成民族危機感的空前高漲。伴隨著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群眾性的救亡歌詠活動。廣大進步音樂工作者創作了大批救亡歌曲。從而奠了我國歌曲創作的另一走向。 聶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兩年左右的時間里,他所寫的30餘首歌曲絕大部分是廣為流傳的成功之作。《畢業歌》、《新女性》、《開路先鋒》、《義勇軍進行曲》是他在進行曲方面具有開拓性貢獻的作品。《飛花歌》、《塞外村女》等則是民歌風抒情歌曲中很有特點的作品。 在救亡歌詠活動中,還可以舉出像《大刀進行曲》(麥新詞曲)、《到敵人後方去》(冼星海曲)、《游擊隊歌》(賀綠汀詞曲)等進行曲風格的歌曲。這一時期奠定的進行曲風格的群眾歌曲(日後稱為隊列歌曲)已表現出成熟的中國民族特點,如較少採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聲音階為主;旋律多級進,富於抒情性等等。 與此同時,進步音樂工作者也介入了以電影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樂創作活動。如聶耳的《告別南洋》、《梅娘曲》、《鐵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漁光曲》、《王老五》,賀綠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漢光詞)、《春天裡》(關露、賀綠汀詞)、《秋水伊人》及劉雪庵的《何日君再來》(貝林詞)等都是為進步電影所作的插曲。 總之,到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的歌曲創作除少數藝術歌曲外,大致可分為兩支。一支是以黎錦暉為代表的流行音樂,另一支是以聶耳、冼星海等人為代表的群眾性歌曲。流行音樂以西方流行音樂形式為藍本,寫作上則有民歌化與西產大小調式化的兩種趨向,群眾性歌曲以西方進行曲及民歌為藍本,寫作上則有民歌化和進行曲化的兩種趨向。至此完成的類型分化奠定了日後群眾性歌曲創作的基本態勢。 四、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流行音樂和群眾歌曲創作 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的敵偽統治者十分重視流行歌曲的宣傳作用。偽滿時期,著名歌星李香蘭曾成為流行音樂的風雲人物。 李香蘭本為日本人,生於中國,本名山口淑子。戰後回到日本,入政界為日本參議員。她在抗戰期間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滿州姑娘》、《戒煙歌》、《支那之夜》、《蘇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宣揚「東亞共存」為主旨,在當時產生過惡劣影響,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對。 當時活躍的中國流行音樂作曲家有黎錦光、陳歌辛、姚敏、梁樂音、嚴工上等人。其中影響最大的為黎錦光和陳歌辛。黎錦光的代表作有《夜來香》、《五月的風》、《瘋狂世界》、《采檳榔》等;陳歌辛的代表作有《薔薇處處開》、《漁家女》、《戀之火》、《高崗上》等等。 在這一時期,中國流行音樂沒有太重要的成就和發展。除技術上的某些進步外,整體風格沒有超過早期的格局。 總的來看,中國流行音樂從產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發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進行的。由於特定歷史環境的限制,它的發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帶有濃重的殖民地氣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軟弱;另一方面,由於不發達的社會經濟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數不多的小資產階級及市民階層。作品題材狹窄,製作技術粗糙。這決定了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必將經歷一條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戰爭以來,以延安為中心的進步音樂工作者繼續沿著救亡歌詠活動的方向發展創作。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光未然詞)、鄭律成的《延安頌》(莫耶詞)、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還有《軍民大生產》、《南泥灣》以及歌劇《白毛女》、《劉胡蘭》等作品的誕生都顯示出生氣勃勃的發展趨勢。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又出現了《解放區的天》、《山那邊好地方》、《咱們工人有力量》和《勝利進行曲》等優秀歌曲。 五、新中國建國後17年間的創作歌曲 隨著全國解放,群眾歌曲領域形成了一支陣容強盛的創作隊伍。自《歌唱祖國》到《我們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賢、傅庚辰等作曲家在進行曲創作中大獲成就,李劫夫尤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訶、生茂、傅林、遇秋、呂遠等部隊作家在新民歌創作上顯示了很強的實力;雷振邦、石夫則在少數民族音樂素材的運用上有獨到之功。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長征》組歌、歌劇《洪湖赤衛隊》、《江姐》、《紅霞》等大型聲樂作品中的選曲也在群眾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總的說來,這一時期的歌曲創作,特別是群眾歌曲的創作,呈現著良好的態勢。合唱、齊唱、獨唱、重唱、表演唱等體裁形式均有佳作。當屬我國歌曲創作的又一個繁榮時期。 這一時期仍以進行曲與新民歌創作為主,其中進行曲逐漸偏重於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傳》)。新民歌創作則有以民間素材變化發展(如《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和在民間音樂基礎上再創作(如《克拉瑪依之歌》)兩種趨向。此外,圓舞曲(如《我愛祖國的藍天》)、說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兒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們心中的太陽》(喬羽詞、沈亞威曲)為代表的頌歌類大型抒情歌曲發展成為獨具一格的體裁。各種風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顯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區的民間音樂為基礎,或以少數民族音樂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樂隊,或用管弦樂隊,手法比較傳統。廣播電台是最主要的傳播媒介,群眾性集體歌詠是最普遍的音樂生活方式。 這一時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與美聲相結合的唱法為軸心,產生了像賈世駿、馬玉濤、王昆、郭蘭英、郭頌、胡松華、呂文科等一批深受群眾喜愛的歌唱演員。這一時期的優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兩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⑶ 中國電影音樂的發展歷史

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國電影所指涉的歷史和地理范圍非常之廣,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海外華人社區。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電影工作者們開始大膽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國電影獲得許多國際大獎,而且逐年增多。由於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日益受到歡迎,中國電影工業已經吸引了相當多的外資並且不斷地與外方合作拍片。隨著電影生產和消費的國際化,中國電影實際是由什麼組成的問題也就凸現了出來:它是由中國人為中國人生產的嗎?假定關於中國電影的性質已達成某些共識,那麼,紮根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而有別於好萊塢現象的這種電影有它自己的特點嗎?這些特點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國際電影界所洞察與闡釋的呢?這些特點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形成有意義的國際對話呢?

回顧中國電影一個世紀的發展,不由使我們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電影在西方發明。這不僅是世界電影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戰敗之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年。自從1895年以來,世界范圍內視覺技術的發展與中國這個正在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內政治事件的聯系日趨緊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戲在上海的徐園上演。在此後的百年間,引進的西方電影技術在中國本土得到廣泛應用,而且已成為中華民族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這項研究里,我們把中國電影史的斷代精確地界定在這百年(1896~1996)間,並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決定的。我們把1896年作為起點,因為從一年開始,中國電影的消費與銷售開始具備跨國家的性質(當然也可以設想以始於1905年拍攝的第一部中國影片或是 1913年拍攝的中國第一部故事片作為中國民族電影史的開端)。

我們把對於中國三個地區(大陸、台灣、香港)的電影的探討下限定在1996年,因為從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獨立於大陸的地緣政治實體,這一中國歷史的全新篇章無疑將會對中國電影,特別是對後殖民的香港電影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盡管預測將來的中國政治和中國電影的形貌還為時過早,但是我們可以在次對中國跨國電影百年史進行一番梳理。我們將探究在中國電影史的整個發展歷程中的影像生產與消費的一系列模式:從傳統的"影戲"到機器再生產的現代時期的"電影",到後現代時期的電子影像的"模擬"(simulacrum)。我們的假設是,這樣一種視覺的歷史詩學不可避免地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學相聯系,而且深深地植根於跨國資本的經濟學之中。自從電影媒體完全整合到經濟和文化之中並調和這兩者以來,它為我們提供了審視和勾畫中國文化政治與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兩者關系的輪廓的一個很具說服力的例子[1].

接下來我將簡要回顧歷史,並對可被稱為"跨國的中國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個相關的理論。種種跡象顯明,似乎只有在恰當的跨國語境中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民族電影。人們必須以復數的形式提及中國電影,並且在影像製作發展過程中把它稱作跨國的。中國個案中的跨國主義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作觀察:第一,19世紀以來,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中國分成了三個地緣政治實體——大陸、台灣、香港——由此而來,這三個地區之間出現了中國的民族電影/地區電影的競爭與合作。第二,在20世紀90年代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國電影的生產、銷售、消費的全球化。第三,電影話語本身對中國及中華性的表述與質疑,即對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中個人或群體的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性別認同的交叉檢驗。第四,一次對中國"民族電影"的重新回顧與審視,就好象是在回顧性地閱讀跨國電影話語的"史前史".這一過程旨在揭示民族電影話語的政治潛意識——電影的跨國根基與條件。這些是任何一個民族電影規劃必定要克服與超越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免受實際的或假想的帝國主義的危害,或是為了迫使少數民族保持沉默來維持國家統一。

在此我要以中國電影為例來說明當今世界電影形勢的變化。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跨國電影的發展是電影生產、銷售、消費這一系列機制全球化的結果。世界電影業的變化發展不僅使人們對"民族電影"這一概念提出質疑,而且使電影話語中"國家性"(nationhood)

的建構復雜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國電影史概可以作為一個世界電影史總體發展趨勢的一項個案和範例來閱讀。對一個特定的民族電影的研究於是成為跨國的電影研究計劃的一部分。

民族電影與現代民族國家

電影作為一種發端於西方的新技術和藝術形式,最早出現在1895年;電影發明一年以後,傳入上海。可能是盧米埃爾兄弟的一名攝影師兼放映員,在徐園的游藝會上放映了電影短劇。

接著來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國的利卡爾頓(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帶來愛迪生公司的電影在茶館和游樂場所放映[2].此後直到1949年,中國放映的大多片子為外國電影,放映場所先是在茶館後是在影戲院。外國影片占據了中國電影市場的90%,居於主導地位。人們不難料想,好萊塢電影是風頭十足。

1905年,任景豐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館里拍攝了中國最早的電影《定軍山》。他拍攝的是著名演員譚鑫培所表演的京劇。鄭正秋於1913年拍攝的家庭短劇《難夫難妻》,被認為是最早的中國故事片。不過,它是由美國人布拉斯基在中國的製片廠、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的。

同年,黎民偉與布拉斯基拍攝了香港的第一部電影《莊子試妻》。布拉斯基後來又把這部片子帶到美國,因此它成為最早在國外放映的中國電影。由此可見,中國電影從誕生之初便是跨國資本的產物。

在以後的歲月里,中國的民族電影是在引進的西方的電影技術、意識形態、藝術手段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壯大的[3].程季華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寫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在這本代表官方觀點的著作中,中國的左翼進步電影的發展是在與外國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霸權的斗爭中成長的[4].中國民族電影工業所作的生死搏鬥與作為20世紀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困境息息相關。現代性、民族建構、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以及新的性別認同都是此類民族電影的中心主題。中國的民族電影已成為鍛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軟性"娛樂電影(羅曼司、蝴蝶派小說、武打片、鬼怪片、古裝劇)

愈演愈烈的形勢下,左翼電影工作者充分利用電影這一新的視覺技術的政治與革命潛力,試圖把它發展成為自覺的社會批評的大眾藝術[5].正如其他民族電影一樣,中國電影也是"國家神話的鼓動者和國家的神話"[6].通過創造一套連貫的形象與意義、敘述集體歷史、以及上演普通民眾生活的悲喜劇,電影給有可能呈現為異質的實體提供了一個象徵性的統一體:"現代中國".

中國音樂發展史:粉碎「四人幫」後最早流傳兩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幫」結束十年浩劫後,人們無比喜悅的歡樂心情。另一首是管弦樂《歡慶舞曲》。記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國慶辦公室的一位年輕人來到我家對我說,今年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國慶節,天安門廣場要舉行焰火晚會,各界群眾將組成110個舞圈跳集體舞,國慶辦公室正在徵集舞曲,希望你能參加應征。由於「文革」時期把三拍子的圓舞曲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輕歌曼舞」成為忌諱,所以我們希望這次在焰火晚會上能產生一首新的大家喜歡的圓舞曲。幾天後我交出了小樣,再幾天後通知我寫總譜,再十天之後,這位年輕人到我家取走了總譜,中央樂團很快錄了音。國慶節的當晚天安門廣場一片歡騰,十幾萬人伴隨著《歡慶舞曲》翩翩起舞,興高采烈,有如奔涌著的歡樂海洋。之後《歡慶舞曲》出唱片,出總譜,還成為中央電視台一段時間內一個欄目的開始曲。轉年,國慶辦公室又約我再為1978年的國慶晚會寫作《歡慶舞曲》的姊妹篇《節日舞曲》,後因那次晚會沒有舉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節日舞曲》被改成了軍樂直到現在還時有演奏。

就我個人來說,1977至1979年這三年是我音樂創作中經歷的一個高峰期。繼兩首管弦樂曲之後,又為武漢軍區描寫陳毅元帥的話劇《東進!東進!》作曲,寫了7首陳毅詩詞歌曲,緊接著又為葉劍英元帥詩詞《八十書懷》、周恩來總理詩詞《大江歌罷掉頭東》作曲,並於1978年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劇院為新中國建立三十周年獻禮的歌劇《記住啊請記住》作曲,緊接著又接受為中國歌劇舞劇院的獻禮歌劇《星光啊星光》作曲,與此同時,我還擔負著八一廠的故事片《雪山淚》,峨嵋廠的故事片《挺進中原》,珠江廠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務。兩部歌劇、三部電影同時進行,偶爾還穿插一兩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時間非常緊張。《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寫出來了,音樂構思像開水龍頭似的從心中流淌出來。我寫出來之後交我同學滬邑同志修改,然後再交由歌劇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團一位同志和滬邑三人進行配器,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了,中國歌劇院急等著排練。此劇演出時盛況空前,一票難求,各界觀眾絡繹不絕,非常踴躍。

這次音樂高潮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小平同志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開創新局面》。從我個人的親身經歷,特別是創作歷程可以看出,當時的創作熱情是多麼高漲!人民的命運,時代的風雲和作者的聯系是多麼緊密,對一個作者產生了多麼深刻的影響。

1983年至1985年匯聚眾多文藝界人士、藝術團體創作演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中國革命之歌》,以及後來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文化部的「精品工程」獎、中央電視台的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眾多的評獎比賽,也都對新的歷史時期的音樂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第一屆中國音樂金鍾獎到紀念建黨80周年是第二次音樂高潮

2001年「5·23」舉辦了第一屆中國音樂金鍾獎評選活動,從此創設了我國的第一個音樂大獎,吸引了全國音樂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第一屆金鍾獎設立了創作獎,分聲樂和器樂;表演獎,分民族、美聲、通俗三種唱法;還特別為年屆80高齡、從事音樂工作60年以上成就卓著的老音樂家設立了終身成就獎,這在我國和世界上都是首開先河,引起文藝界和社會上的強烈共鳴。結果121部交響樂應征,評出了金銀銅獎21部;應征歌曲256首,評出金銀銅獎36首;參賽歌手81名,評出金銀銅獎18名,老音樂家的終身成就獎評出了27位,頒獎晚會和慶祝酒會盛況空前,熱烈非凡,一些與會者激動得熱淚盈眶。

紀念建黨80周年音樂會,推出的新作品有遼寧的《陽光》,山東的《祖國》,深圳的《希望》等三台大型交響音樂會,產生了交響組曲《陽光下的祖國》,鋼琴協奏曲《春天的故事》,交響合唱《希望》等一批精品力作和各類體裁的新歌。同一時期產生的歌劇《蒼原》、《黨的女兒》也受到普遍好評,這都為慶祝建黨80周年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有力地推動了音樂創作和音樂事業的向前發展。

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到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再到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鍾獎形成了第三次音樂高潮

2005年中國隆重地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為此,中宣部有關領導專門主持召開音樂創作動員會議。中宣部撥出專款推動這項工作,中國音協積極投入,各省市積極響應,中國音協與廣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聲交響音樂會」在廣州和北京隆重演出。中國交響樂團團長關峽說:「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音樂了,聽得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當時中宣部文藝局主持召開了座談會,給予高度評價。同一時期廣東省委宣傳部還舉辦了「時代之聲——傅庚辰作品音樂會」。河北舉辦了《英雄河北》、湖北舉辦了《三峽回響》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紀念音樂會,也都取得了成功。中國音協在人民大會堂組織了隆重紀念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中央有關領導出席並作重要講話。當晚由中國音協組織舉行的冼星海作品音樂會極其成功,當《黃河大合唱》演唱結束時贏得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從2003年至2007年涌現了大批優秀作品:大型聲樂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交響樂2008》,交響詩《紅星頌》,交響組曲《地道戰留給後世的故事》,交響樂《聖火2008》,交響合唱《金陵祭》,歌劇《野火春風斗古城》、《木雕的傳說》,舞劇《紅梅贊》、《閃閃的紅星》、《紅河谷》、《一把酸棗》、《風中少林》、《南京1937》、《西遊記》以及近期出現的交響組曲《喬家大院》、交響樂《巍巍昆侖》、《江山多嬌》等。交響樂創作思想、創作道路更加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中央領導同志對兒童歌曲十分重視,指示中國音協要下決心抓好兒童歌曲創作,並作出部署,成立七部委工作組織。中國音協堅決貫徹中央領導指示,召開詞曲作者座談會,廣泛徵集作品並與共青團中央、中央電視台聯合舉辦兒童歌曲電視大賽。經過三年努力,兒童歌曲匱乏的局面有所好轉,產生了《做一個合格的小公民》、《讀唐詩》、《司馬光砸缸》、《朝霞之歌》、《春天》、《憫農》等一批優秀兒歌。電視劇音樂也出現了《誓言無聲》、《江山》、《沙場點兵》、《陳賡大將》、《喬家大院》、《紅頂子商人胡雪岩》、《井岡山》、《戈壁母親》等好作品。第十屆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評出了《吉祥三寶》、《蓋樓的哥們》、《望月》等20首優秀獎歌曲,《永恆的彩霞》等20首入選獎歌曲。民族管弦樂也產生了很多好作品,徐沛東為廣東音樂作了新的編配,《國樂飄香》音樂會獲得成功。

2007年7月,由中國音協中國文聯演藝中心和總政宣傳部共同推出的紀念建軍80周年軍旅音樂作品展演周《革命詩篇——傅庚辰作品音樂會》、《當兵的歷史——印青作品音樂會》、《長城長——孟慶雲作品音樂會》、《相聚在軍旗下——老文藝工作者音樂會》以及北京軍區、海軍、空軍、武警共八場音樂會在首都掀起了音樂熱潮。這不僅展示了軍旅音樂作品的精華,同時也雄辯地證明,作曲家必須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命運,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一個人民的音樂家,他的作品必須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才能受到人民的愛戴,絕不能以「小眾」自詡,盲目陶醉在狹小的圈子裡。

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鍾獎是在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之後舉行的,是在黨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要大發展大繁榮」的宏偉戰略目標前提下舉行的,在總賽區廣州之外,增設了長沙、南京、寧波三個分賽區,增設了合唱、民樂、流行音樂、理論評論等獎項的評選,擴大了評比面、受眾面、影響面,是對金鍾獎的重要改革,推動了金鍾獎做強做大,使金鍾獎邁入了新階段。

今年還將舉行交響樂百年回顧展。回顧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發展中國特色交響樂,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雅俗共賞,二是現代技法中國化。就是要把現代技法的科學原理、科學方法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和中國的民族文化傳統相結合,創造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魄、中國特色的交響樂。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離開了中國的實際,脫離了中國人民,就失掉了根基,我們的事業就不能取得成功。

當前,我國的音樂事業如日中天,正處在一個空前繁榮的發展時期。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強大,音樂的影響力、滲透力、震撼力與日俱增,在人民群眾中、在文化生活中、在社會活動中出現了空前的音樂熱。從城市到鄉村,在公園、在廣場、在社區,到處充滿音樂之聲,到處充滿著歡樂的歌唱,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充滿著歌聲激揚著音樂的新時代

⑷ 電影音樂的國內外研究現狀.重點難點及創新之處.應收集資料及參考文獻 越完整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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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中國電影的背景音樂發展現狀如何

大部分都是導演找的自己喜愛的音樂人來做,比如尋槍找竇唯做這種。目前中國沒有太多大師級的影視配樂,三寶老師算是最牛的了吧,其他董冬冬老師,樊凡等等也在這條路上算是走的比較遠。但能不能達到三寶老師的成就,還有待觀察。這個也跟國內電影也不像好萊塢那麼發達有關吧。

⑹ 求國內外流行音樂研究現狀述評

流行音樂在中國[內容摘要]: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對流行音樂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到21世紀初為止,已涌現出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大致以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三個時期,來闡述各個時期流行音樂在中國的研究狀況。
[關鍵詞]:流行音樂 中國 研究狀況

流行音樂最早起源於20世紀初美國黑人的民間音樂,迄今為止已有將近一百年的發展歷史。在這期間,流行音樂經歷了不斷地發展和演變。出現了多種風格的流行音樂和大量的流行音樂作品。目前流行音樂發展更為成熟和多元化,並為我們的業餘生活也增添了不少色彩。我國對流行音樂的研究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到當今21世紀初為止,已涌現出不少研究成果。筆者將分為三個時期來論述流行音樂在我國的研究狀況。
一、20世紀80年代——對流行音樂身份的認同階段
20世紀80年代的流行音樂形成了初步的繁榮,然而我國對於流行音樂的研究正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音樂學家們對流行音樂只是進行初步的研究和討論。對於流行音樂概念、風格特徵及其種類的研究是相當淺和模糊的。大多是談對流行音樂的一些看法或是對某種與流行音樂有關的現象作進一步的思考討論,並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這個時期也未出版過關於此類研究的專著(根據筆者收集的資料做出的判斷)。文獻方面以1980年南詠在《人民音樂》第9期的期刊上發表的《還歷史本來面目——關於〈何日君再來〉答問》這篇文章為基礎,它是我國最早致力於流行音樂研究發表的期刊論文。標志著我國對流行音樂的研究邁出了第一步,後來此類文章相繼而出。研究成果可分為兩個方面:
1、對我國流行音樂的研究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風靡一時的歌曲《何日君再來》,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紅。一些報刊上就如何評價《何日君再來》一歌發表了不同意見的文章。1980年第9期南詠在《人民音樂 》 第9期的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還歷史本來面目——關於〈何日君再來〉答問》,是我國最早發表的有關流行音樂的研究的期刊論文。在文章中,作者對劉雪庵創作的歌曲《何日君再來》以問答的形式對有關問題進行討論研究。主要是圍繞「這首歌曲是不是漢奸歌曲、黃色歌曲?」這個問題展開的「應該怎樣還這首歌的歷史本來面目?」問答。作者認為,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總結我國音樂發展的歷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作為創造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音樂藝術的借鑒,是很有必要的。同年,應國靖的《也談<何日君再來>問世經過 》和長河的《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關於歌曲〈何日君再來〉問世經過的討論綜述》兩篇文章也對這首歌的相關討論進行了綜述。
趙沨在《從香港三位歌唱家的音樂會想起的》文章中對香港著名歌唱家費明儀、林祥園、陳供生,應中國音樂家協會的邀請,在北京紅塔禮堂公開舉行了兩場獨唱、重唱音樂會。這兩場音樂會公開售票的時候,在很短的時間內幾千張入場券就被搶購一空的現象發表自己的觀點看法。主要是由於一些喜歡流行歌曲的青年錯誤的認為費明儀等先生從香港來,可能是演唱香港流行歌曲的,所以踴躍購票。說明了國內一些年輕人很欣賞西方、港澳的流行歌曲這一事實。
周蔭昌在《「流行歌曲」略析》一文中對「什麼是流行歌曲?為什麼它對一部分青年具有吸引力?他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應如何正確認識、對待?」這些問題作了比較具體的分析並提出自己的看法。林明在《「流行歌曲」問題》文章中從其他方面對流行歌曲進行了論述,主要針對建國三十年後的今天,「流行歌曲」 出現的問題以及它的社會地位和影響進行討論。
楊曉魯在《1988年中國流行歌曲鳥瞰》文章主要以1988年中國流行音樂歌曲的創作風格、題材、體裁、節奏、旋律、調性、民族性與審美趣味、歌星演唱以及理論研究的狀況這些方面對當時流行音樂的歷程進行了回顧。對於1979年到1985年中國流行音樂的艱難歷程也進行了簡單的回顧。
2、對國外流行音樂的研究
鍾子林在《談美國爵士樂》文章中主要談了三個問題:爵士樂的流傳和影響;爵士樂的形成;爵士樂的發展。並在最後簡單地談了一點對爵士樂的看法。
陳地在《對流行音樂的觀測》一文中主要對較有影響的流行音樂:爵士樂、節奏與布魯斯、搖滾樂、搖擺樂、鄉村音樂或西部音樂、迪斯科和新浪潮的發展和演變分別進行了闡述。並由此得到了以下結論:1、流行音樂或鄉村流行音樂均對資本主義制度不滿而產生了「叛逆性」的一面。2、流行音樂都是源於勞苦白人和黑奴。3、流行音樂中,除了民間音樂和以它發展起來的鄉村音樂一直流行至今,其它的流行音樂都只是風靡一時。4、流行音樂不是孤立的發展的各派之間互為影響、促進。並在交流中相互滲透、吸收。
陳銘道、宋今為的《失去了靈魂的民間藝術——美國鄉村音樂的沿革》文章主要闡述了我們今天所聽到的「鄉村音樂」是由鄉村、布魯斯、爵士、搖滾混合在一起的雜拌菜——失去了靈魂的民間音樂!「鄉村音樂將要在全世界獲得商業性的成功,它是成功了,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唯獨失去了自己真正的靈魂」。①
鍾子林在《美國流行音樂新品種——新時代音樂》一文中主要闡述了美國流行音樂呈現出多樣化局面,各種類型和風格的音樂都在發展,如搖擺樂、鄉村音樂、爵士樂、布魯斯、索爾(soul,城市黑人的流行音樂)、福音歌、雷蓋。這時一種新的時代音樂繼60年代和70年代初搖擺樂高潮之後形成並廣泛傳播。以及這種時代曲的特點和流傳因素。
二、20世紀90年代——對流行音樂深入探討階段
20世紀90年代開始,流行音樂占據了中國音樂的半壁江山,我國對流行音樂的研究逐漸深入。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音樂學家對國外流行音樂的研究也只是蜻蜓點水,大多都是較淺的研究國內的流行音樂。到了90年代,我國對國外流行音樂的研究逐漸完善。流行音樂的身份已得到認同,音樂學家們不單是對其進行簡單的研究討論,還專注於其某一方面的研究,並進行深入的探討。也從各個方面對流行音樂進行了研究。
這個時期相關研究的專著也出版了很多。其中以季永堅,廉維編的《發燒搖滾》、關穎著的《搖滾王族》、黃燎原,韓一夫主編《世界搖滾樂大觀》、鍾子林編著《搖滾樂的歷史與風格》、中國電影出版社編的《搖滾夢尋》等以研究搖滾樂方面的專著成果最為顯著。此時,各大期刊上的文章也相繼發表,主要以探討流行音樂的社會功能和流行音樂的傳播及美學意義為主。筆者將這個時期發表的文獻分兩個方面來論述其對流行音樂的研究狀況。
1、對我國流行音樂的研究
范守生; 華林泰在《流行音樂為何退潮》一文中論述了改革開放以來,以港台流行歌曲為主體的通俗音樂會象一個新生的混血兒在華夏樂壇上誕生了,並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贏得了觀眾青睞。然而,只幾年光景,它就呈現出風燭殘年之。作者對此現象進行了研究,並從三個方面來論述曾經風靡全國的通俗音樂會為何落潮:1、七拼八湊的演出隊伍;2、拜金主義的演出意圖;3、庸俗無聊的演出內容。
王薇的《文化傳播中的中國當代流行音樂:1978──1981》是一篇關於中國當代流行音樂這種通俗文化研究的「音樂傳播學」論文。文章著重於對歷史的研究:認為1978年——1981年為中國當代流行音樂的歷史起點。分別從三個方面討論:1、中國當代流行音樂的歷史起點;2、音樂傳播與打開禁區;3、流行歌曲的是是非非。張彬的《談流行音樂傳播中的從眾現象》一文中主要研究的是流行音樂的傳播過程中產生的青少年群體的從眾現象。文章從社會心理學和傳播學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分析。
金兆鈞在《流行音樂1989》一文中從當時流行音樂創作蕭條與風格流派的分化,治理整頓及市場管理的調整,國內音帶出版的下降與引進版的暢銷,大型活動的減少及「搖滾樂」的發展,港、台音樂的再度走紅五個方面論述了1989年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狀況。在他《中國新時期流行音樂創作的美學觀念》一文中主要是以音樂創作的美學觀念來研究80年代大陸流行音樂以及「西北風」歌曲和廣州流行音樂。韓明昌在《淺論流行音樂的美學意義》文章中主要從音樂美學的角度來研究流行音樂產生的社會基礎和它的功能,以及在中國內地的前景。
2、對國外流行音樂的研究
鍾子林在《搖滾樂的興起和影響》文章中論述了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的爵士樂的生氣蓬勃的節奏意識,活躍的調式變音旋律,以及多樣的演奏風格和獨特的節奏形態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並對爵士樂的節奏形態進行了剖析。
黃明智的《爵士樂的節奏形態與傳統的節奏意識》一文論述了搖滾產生的背景和三個來源:1.節奏布魯斯(rhythm and blues)2.廷潘胡同歌曲(Tin Pan Alley)3.鄉村音樂(country music)。以及他的社會影響和被稱為「搖滾樂之父」的比爾·哈利和有「搖滾樂之王」稱號的維斯·普萊斯利對搖滾樂作出的貢獻。
三、21世紀初——對流行音樂的研究步入成熟的階段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當今的21世紀初,跨越了一個世紀的流行音樂也漸漸走向成熟。更多種類和風格的流行曲風相繼出現並迅速佔領廣大市場。由於時代的發展,網路、彩鈴等媒介的出現,使流行音樂的製作更加商業化、世俗化。這個時期我國對流行音樂的研究更加全面和豐富。對流行音樂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也不僅僅局限於對其歷史、風格、特徵及概念的研究。還包括對流行音樂歌手、流行音樂選秀比賽以及與當今社會、文化和消費者等之關系等研究。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相關文獻和專著。並翻譯了大量國外有關流行音樂的專著。所以,這個時代是我國致力於流行音樂研究突飛猛進的時代。
21世紀初研究我國研究流行音樂方面的專著有金兆鈞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親歷中國流行音樂》、孫蕤編著的《中國流行音樂簡史》,付林編著《中國流行音樂20年》,這些書主要研究了我國流行音樂的產生、發展以及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和存在的問題。包兆會著《我動我暈眩:流行音樂》一書是從媒介角度研究流行音樂、既研究流行音樂的載體媒介發生變化後對流化。由尤靜波編著的《流行音樂歷史與風格》一書是中國第一套成體系編寫的流行音樂教材。書中的體例以歷史為縱線,以風格為橫線,比較詳實地勾勒出了西方流行音樂和中國流行音樂的整體面貌。由付林主編尤靜波編著的《西方流行音樂簡史》一書將西方流行音樂發展的脈絡,將爵士樂、搖擺樂、索爾音樂、城市流行音樂、說唱音樂、搖滾樂等眾多音樂類型的形成地域、風格特點、樂隊、代表人物等全方位信息,以圖文並茂的形式進行了簡明而清晰的記載說明。還翻譯了許多國外專著,如:《爵士樂簡明史》、《爵士樂》、《搖滾樂》《搖滾年代》等。這時期發表的文獻也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1、對我國流行音樂的研究
王思琦在《流行音樂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徵》一文中對流行音樂的概念進行了歸納:(1)通俗音樂(popular music)泛指一種通俗易懂、輕松活潑、易於流傳,擁有廣大聽眾的音樂;它有別於嚴肅音樂、古典音樂和傳統的民間音樂,亦稱「流行音樂」。②(2) POP流行音樂(或通俗音樂),初期指能吸引廣大觀眾的音樂會。20世紀50年代後期,「POP」一詞特指非古典音樂,通常稱如甲殼蟲、滾石、阿巴等音樂表演者們所演唱的歌曲。③(3)流行音樂是商業性的音樂消遣娛樂以及與此相關的一切「工業」現象。④(4)流行音樂就是在群眾中流行的音樂,像《國際歌》、《洪湖水浪打浪》。⑤(5)流行音樂等於通俗音樂,一切形式簡潔、曲調流暢,易於被大眾接受的古今中外的音樂作品都可以包括在內,它可以是民間小調,可以是藝術歌曲,也可以是古典音樂。⑥(6)流行音樂是在夜總會、舞廳、酒吧間等游樂場所演奏的音樂。⑦(7)流行音樂是那些嬌膩纏綿、輕狂迷惘、內容格調不健康以至低級卑俗的音樂統稱。總而言之,流行音樂就是黃色音樂。⑧並提出流行音樂的9種文化特徵:1.非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傾向。2.娛樂性。3.商品性。4.流行性和時尚性。5.很強的參與性。6.傳播手段的科技性。7.亞文化的特徵。8.商業化運作機制。9.「多細胞體」的文化特徵。這篇文章詳細的論述了各大音樂詞典對流行音樂的定義。但是直到現在在《辭源》、《辭海》兩本書中還未有關於流行音樂一詞的來源及概念的辭條。
金兆鈞在《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中國流行音樂的世紀末批判》文章中對20世紀80、90年代的流行音樂以及中國局勢對其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評論。在他《蛻變、彷徨、尋根與圍城—中國流行音樂當下狀態解析》文章中,又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評論。
項筱剛《論「超級女聲現象」》一文探討了「超級女聲「對中國流行音樂所具有的現實意義」。作者認為湖南衛視主辦的「超級女聲」打造了以人為本的大眾娛樂平台,贏得了媒體與企業的共贏。而羅雲斌; 張燚《流行音樂的祛魅和賦魅—兼評「超女」現象》一文則認為無論是從音樂的本源還是從音樂的發展來看,其娛樂功能始終不存在單純或顯著的「高雅傾向」。引用「祛魅」概念,從美學轉變的角度對流行音樂加以考察,發現流行音樂之所以流行,有其基本的社會性因素。因此,「超女現象」是當代大眾化娛樂多元形式的一種催生物,它的娛樂文化意義大於它的音樂意義,視其為低俗加以封殺或者為其所謂民主、自主精神歡呼都是片面的。
陳鵬的《周傑倫——偶像「80後「》和劉藝的《周傑倫——我的下一個目標是電影》兩篇文章中分別對周傑倫在獨特的音樂風格及創作上面的才華進行了闡述,並給予肯定和贊賞。而友朋的《周傑倫——在音樂上犯驕傲的罪》一文則是更直接說明了周傑倫已經成為華人流行音樂的指向標。只要有華人在的地方,就無法拒絕他的音樂。他在年輕人心中的影響力是無法取代的,只要你擁有一顆年輕的心,就無法抗拒他的個人魅力。
項筱剛的《李凌與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音樂爭鳴》一文主要對20世紀中國音樂界有關李凌輕音樂的爭鳴進行了研究。文章主要從爭鳴的緣起,李凌的「輕音樂」思想,反方的思想,爭鳴的分析及影響五個方面來論述李凌對流行音樂所做出的貢獻和付出。
2、對國外流行音樂的研究
劉筱在《另類的流行》文章中論述美國流行音樂的一種表現形式——Rap。論及Rap所屬Pop的內涵與外延、以及Rap之前的Pop的表現形態;還論述了在Pop發展變異中Rap的產生、進化與分化、生存環境以及獨特的表現形態等,進而又論述了Rap的精神內核和其所以流行的社會心理、衰敗的歷史必然性;再而論述到Rap向Hip-Hop的發展進程。文章通過對Pop音樂中的獨特形式Rap的研究,試圖對流行音樂在音樂歷史中的社會地位、表現內涵、流行原因等,進行初步探討。
洛秦在《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一文中論述了搖滾樂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不是一種被欣賞的音樂品種,而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活動。
F.S.Ponick; 王小寧的《美國音樂教室里的巴赫和搖滾樂》一文對是否應當作為教學內容的一部分進行討論,來論述調整和改變教學內容和方式,以滿足學生在校外適應社會和生活對他們的要求。流行音樂教學在這點上,可以達到其他類型音樂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我國對流行音樂的研究經歷了對流行音樂身份的認同、對流行音樂深入探討、對流行音樂的研究步入成熟這三個階段。使我們對流行音樂的定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與文化生活,社會功能,歷史潮流的聯系及影響。在這研究期間我們發現了流行音樂新的特徵和價值,也發現了它所存在的不足。還涌現了一大批致力於研究流行音樂的音樂學家,如:鍾子林、王思琦、金兆鈞、項筱剛等。他們對流行音樂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這些成果對於我們以後的繼續研究也有著很大的幫助,使流行音樂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

⑺ 中國電影音樂 的現狀,發展情況,歷程概述

電影音樂伴隨著中國電影的百年歲月也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印證著她最初的稚嫩,曾經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國電影音樂的萌芽與初創

(1905-1045)

《定軍山》是中國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根據默片的需要,電影只拍了京劇《定軍山》中的「請纓」、「舞刀」、「交鋒」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時期的影片在放映時還是有「配樂」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動影像,台下或一架鋼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組成的小樂隊,用來活躍現場氣氛。人們漸漸開始注意到音樂和影片內容的結合,當音樂的情緒和電影的內容發生關系時,音樂幫助人們理解劇情。但是由於音樂不具有約定性的語義,所以音樂與影片內容的聯系並不一一對應。

在默片時期,我國電影市場以好萊塢影片為主,配樂沿用了「劇院音樂」的做法,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電影音樂。

1930年上海電通公司聯合唱片公司從國外購置了有聲電影全套機器,正式製成了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此後,有聲片漸漸興起。

「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在隨後的三四十年代,它們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30年代,當抗日成為時代主旋律時,革命斗爭迫切需要與之相配合的歌曲。

《畢業歌》、《漁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頭》、《鐵蹄下的歌女》、《義勇軍進行曲》等進步歌曲都是專門為電影創作的。以聶耳為代表的左翼歌曲創作者們將歌曲這種宣傳手段應用到電影當中,一方面為歌曲在電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嘗試,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志,電影歌曲也因此成為早期中國電影音樂的主流。

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現,由劇中人物唱出,真實、自然,符合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賀綠汀根據當時的兩首蘇州民謠《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編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現於小陳和小紅暗生情愫時;第二次卻是在兩人發生誤會後,在酒館里小陳賭氣拿出錢來叫小紅唱歌,小紅含淚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畫面不時疊出那天清晨兩人的甜蜜情景,「患難之交恩愛深」的歌詞此時聽來別有一番酸楚滋味。這樣強烈鮮明的藝術對比在中國電影音樂史上至今無出其右者。再如《萬里尋兄詞》、《鐵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現在影片中。

在眾多的電影歌曲當中也出現了主題歌的雛形,有些電影歌曲恰好點了影片的主題,起到了主題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畢業歌》,它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在電影的開頭和結尾兩次出現,整首歌曲持續50多秒,交待了時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為全片的點睛之筆。

當時電影音樂的配樂方式多為用現成的音樂作為電影配樂,電影總體上缺乏音樂方面的整體規劃。但是在影片《風雲兒女》片尾出現的《義勇軍進行曲》直接表達了影片的核心主題,已開始具有了主題歌的藝術表現功能。

主題音樂的表現手段在當時已經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樂素材,而且還因人物、情節的不同,以變奏的形式出現,這是一種音樂貫穿手法的最初嘗試。

這個時期基本上沒有專門為電影創作的音樂(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創作過程中,「配樂」這個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樂素材重新編輯,使之與畫面相配合,加強劇中人物的動作表情。這時的音樂使用與畫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賦予畫外含義,沒有將音樂作為一個獨立的電影表現元素參與創作。

影片《十字街頭》中老趙失業後,一人在房間里黯自神傷,時而憂心忡忡,時而寬慰自己,音樂也隨之抑鬱或輕松。音樂在這里成為老趙的「內心獨白」。每一段音樂情緒的選擇與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畫面效果,但顯得過於簡單和幼稚。而在影片《馬路天使》中小紅、小陳、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頭拉客的小雲截住,這段影片中沒有音響對白,音樂持續了四分半鍾,音樂的寫作細化到了鏡頭。音樂在這里起到了音響的作用,共出現了三記鑼聲,一次鼓響。鑼聲在聽覺上增加了緊張的氣氛,視覺上加強了人物的動作性。鼓聲則帶了一絲喜劇效果。總的說來,這段配樂具有造型性,音樂和表演融為一體,和畫面完全同步。

建國十七年:電影音樂的成熟階段
(1949-1966)

建國之初,政府對電影事業的方針政策相當寬松。1951年前後對《武訓傳》簡單、粗暴的批評嚴重挫傷了電影工作者的創作積極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電影劇本創作會議和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以及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批評了左傾思想,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特別是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後,大批電影將焦點對准「人」,出現了《不夜城》、《鐵道游擊隊》、《蘆笙戀歌》、《柳堡的故事》、《李時珍》、《宋景詩》、《神秘的旅伴》、《新局長到來之前》等多種題材、多種角度的優秀影片,它們描繪人性、歌頌愛情,出現了很多深受人民喜愛的電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之後,一些抒情性較強的電影歌曲成為眾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艷陽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議。這一時期電影音樂理論研究和作品批評剛剛開始,一些經驗豐富的電影音樂作曲家、理論家,如何士德、王雲階、徐徐等人針對當時電影音樂創作的弊端撰寫文章,並開始對部分影片進行音樂角度的評論,觀點鮮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躍進等運動給電影創作帶來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為慶祝建國10周年,建黨40周年,周恩來、鄧小平親自抓一批重點影片的創作。周總理特別提出:獻禮片缺少載歌載舞,使人看了高興的少數民族影片。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劉三姐》等少數民族音樂片。隨後頒布的《文藝八條》、《電影三十二條》是這一時期指導文藝工作和電影工作調整、恢復的綱領性文件。此時出現了很多在音樂的使用上可圈可點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詩瑪》、《紅色娘子軍》、《冰山上的來客》等。而此時的電影音樂理論爭鳴也更加熱烈,周揚、李煥之、趙氵風、王雲階、徐徐、葛炎、黃准、蕭遠、吳應炬、李樹寶等紛紛撰文,一方面總結經驗,另一方面對電影音樂藝術創作做理論上的探討。在顛簸的歷史演進中,電影事業幾經挫折,但還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電影音樂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階段。

經過四五十年代的探索,電影界形成了一支專業的電影音樂創作隊伍。1949年4月,中央電影局在北平成立,電影局藝委會下設音樂處負責領導全國的電影音樂工作,各個電影製片廠都擁有自己的樂團和電影音樂創作組,這些機制有效地保證了電影音樂的質量。

1953年以後,中央電影局音樂處一方面選派大批幹部出國學習;另一方面組織了為期一年半的作曲幹部訓練班,由有豐富電影音樂創作經驗的電影音樂作曲家何士德、王雲階、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專業課,李煥之、馬可、楊蔭瀏、姚錦新教授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培訓班還觀摩了國內外的影片,研究電影音樂創作經驗,這個培訓班對滿足各電影製片廠影片生產的迫切需要,有著直接的影響。這個訓練班的學員在新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都促使中國的電影音樂創作更加成熟起來。

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王雲階建國後曾為《護士日記》、《林則徐》、《阿Q正傳》等影片作曲。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雷振邦曾為《五朵金花》、《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等40多部電影作曲,其中《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蝴蝶泉邊》等影片插曲都廣為流傳。他的作品以民間音樂素材為基礎,具有濃郁的民族風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劉熾曾為《上甘嶺》、《英雄兒女》、《祖國的花朵》作曲。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葛炎為《中華女兒》、《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老兵新傳》、《聶耳》、《枯木逢春》、《阿詩瑪》等電影作曲。此外,電影《白毛女》的音樂創作者瞿維、張魯、馬可,《平原游擊隊》的作曲車明、《李時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紅色娘子軍》的作曲黃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賢、《鐵道游擊隊》的作曲呂其明、《草原上的人們》的作曲向異、《祝福》的作曲劉如曾都是當時很有實力的電影音樂作曲家。

當時創作的很多電影歌曲一直傳唱至今。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一些電影音樂概念被廓清,很多創作方法被很好地總結出來,促進了電影音樂的成熟。由於有了成熟的創作隊伍,電影音樂漸漸擺脫了「拼貼」的傳統,大部分電影配樂都是原創音樂。這就使人們對音樂與影片的結合有了更多的探討,認識到音樂在影片中不能僅處在伴奏的地位,作為電影中一個重要的表情元素,應與畫面有更加緊密、更多層面的結合。在音畫的配合上,藝術性更強了,電影音樂的藝術表現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擊隊》中用日本的調式音階寫了日本兵主題,用在鬼子進村等場景里,大家耳熟能詳。《董存瑞》中為董存瑞設計了一個詼諧、歡快的音樂主題,並且和其它場景音樂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鋪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樂隊,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鄉的意蘊,另一方面貫穿始終的主題音樂更使影片處在統一的情緒氣氛之中。《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紅色娘子軍》、《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聶耳》等則將主題歌的音調加以變奏,成為片中的主題音樂。

這個時期,主題音樂的概念逐漸建立和成熟,電影中出現了不少出色的音樂整體設計。比如《南征北戰》中為敵我雙方設計的主題音樂,伴隨著在強攻摩天嶺的情節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畫面交錯表現敵我雙方從山脊的兩邊爭分奪秒搶占高地,音樂也隨著畫面的切換而轉變到各自的主題,在幾秒到幾十秒不等的頻繁轉換中,音樂保持著很好的連接,並通過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緒一層一層推向高潮。特別是當敵軍潰敗、倉皇逃遁的時候,雜亂、霸道的敵軍主題音樂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節奏和殘留的微弱情緒,體現出他們軍心渙散,潰不成軍,這樣的音樂處理十分形象。在我軍將士最後攻入敵軍指揮部的時候,畫面上反映出敵軍畏懼投降的場面,而音樂卻是極其昂揚、激越的我軍主題,音樂在這里與畫面共同承擔了敘事的功能。音畫對位的這種表現方式當時並不多見,它有效地拓展了畫面的表現空間,使音樂與畫面配合的層面更加豐富。

除了主題的設計,在音樂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獨具匠心的段落。《鐵道游擊隊》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車一場中,游擊隊員的隨手彈撥原是畫內樂,醞釀著山雨欲來的氣氛,隨著劇情的緊張發展,各種畫外配器逐漸加入,匯成了氣勢磅礴的畫外交響樂。諸如此類的運用,顯示了當時對於電影音樂規律的進一步了解。

技術的提高也直接影響了電影音樂的發展。1958年出現了第一部立體聲電影《老兵新傳》,用四個聲軌記錄聲音,但在這部影片中,主要體現在人物對話的聲音處理上。錄音技術的不斷提高,多聲軌錄制技術的運用給聲音元素的處理帶來了更多的可能,從技術上來講有了足夠的聲軌來分別錄制音樂和音響,使得聲音更有層次。《林家鋪子》里有一段阿秀與同學去趕廟會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聲起,這是聲音的第一個層次;阿秀和同學愉快地走向廟會,漸漸絲竹的主觀配樂插入,伴隨著她們走進人群中看雜耍,這是聲音的第二個層次;這時,廟會上客觀的鑼鼓聲又漸漸取代了主觀配樂,這是第三個層次;而此時又一個音響———遠處的汽笛聲把人們帶到了江邊剛剛靠岸的上海難民的輪船上,這是聲音的第四個層次。在這些音樂和音響的襯托下,人物的語言也十分清晰,聲音的強弱對比明顯,各種聲音元素的連接自然順暢,層次感強。

17年電影中涌現出大量優秀的電影歌曲,這一時期的電影歌曲無論是在藝術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當時缺少其他娛樂方式的條件下,電影不但負載著鼓舞士氣、宣傳教育的重任,還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豐富老百姓娛樂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電影歌曲都能夠隨著電影的放映而傳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我的祖國》、《幸福不會從天降》、《蝴蝶泉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等。

這一時期電影歌曲形式多樣,體現了歌曲創作的繁榮。如影片《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以獨唱的形式出現,《蘆笙戀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戀用《阿哥阿妹情意長》的對唱形式表現,《五朵金花》里阿鵬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對唱,《劉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對歌場面。《英雄兒女》中《英雄贊歌》和《上甘嶺》中《我的祖國》則以一領眾和的形式為人們熟知,《洪湖赤衛隊》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動。

建國17年期間一種新的插曲形式被廣泛應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劇中人演唱的,這一時期有了以畫外樂的方式出現的插曲,這些歌曲不再是有聲源的,而是由創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詞仍然結合電影的內容,從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義,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拓展畫面空間的作用,將影片不能直接表達的意義,用歌曲加以表現,有的和畫面的蒙太奇聯系起來,起到連接畫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開篇就用「台上悲歡人常見,誰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劇配唱拉開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發展的各個關鍵點、轉折點都會藉助配唱對故事情節加以總結概括,並且對情節發展起到預示的作用。當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闆等人的卑鄙行徑時,法庭上一片騷動,這時歌曲唱道「雀亂群,鴉噪庭,黑手難遮日月明……」。而在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當牧民卡勒為了護送古蘭丹姆去找解放軍,在路上被特務打死,這時出現女聲合唱的高亢旋律:「光榮啊,祖國的好兒女。光榮啊,薩米爾的雄鷹……」這些都體現出對電影配樂形式和功能的進一步探索,顯現出越來越濃烈的主觀意識,在文革電影中這種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極端了。

當時對電影有一個評價標准「故事好、演員好、攝影好、音樂好」,但是也有由於太注重音樂的使用而適得其反的例子。在進行綜合聲音合成的時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樂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樂的段落減少和壓低對話和音響,甚至為了「爭取音樂的完整性」和導演發生爭執,沒有擺正音樂在電影中的位置,這是對電影音樂規律認識不夠而造成的。

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文藝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要求,文藝界的創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進行探索,理論界也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電影藝術》、《電影文學》、《人民音樂》等雜志都曾刊登理論文章對電影音樂的民族風格、民族樂器的使用問題進行討論。

這一時期不斷探討修正中的文藝政策直接影響了藝術的發展。在建國17年期間「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的氛圍中,創作者的注意力事實上轉向了對農村和少數民族題材影片藝術上的深度挖掘,電影音樂民族化的藝術探索也呈現出極高的成就。

在樂器的選擇上,首先配器漸漸放棄了建國初期的以管弦樂為主的做法,在各種題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嶺》中交響樂的手法與民族音樂語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樂確立影片音樂主題,烘托環境氣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揚琴、笛子等特色樂器,用於表現人物內心細膩的情感。而到了後來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林則徐》、《小兵張嘎》中就以民族配樂為主,樂器也增加了板胡、箏、響板、嗩吶、阮等大批的民族樂器,形成了民族管弦樂隊,用民樂刻畫各種情緒氣氛。

在音樂素材的選擇上,大量結合了民歌、地方曲藝。《枯木逢春》中的評彈,《舞台姐妹》中的越劇,《林則徐》中的廣東民間音樂和地方戲,《阿詩瑪》、《五朵金花》、《天山上的來客》等反映少數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調更不必贅述。這些民族音樂語匯有時作為主觀配樂,易於被當時的觀眾接受。而更多的時候是來自影片中的電台節目、集市上的賣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觀音樂,顯得更為真實親切。《紅旗譜》朱老忠回鄉在車站巧遇同鄉一場戲,當朱老忠走在嘈雜的車站上時,配樂是一段介紹朱老忠一家被惡霸欺負,家破人亡、背井離鄉的整個過程,隨著鏡頭的運動,畫面上出現了集市上的說唱藝人,音樂由主觀轉為客觀,既交待了劇情,又交待了環境。
17年電影音樂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為新時期出現的大量民族特色的電影配樂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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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中國電影電視音樂的特點

電影:價值觀明朗 政治立場分明 一些獨立電影頗具人文關懷,偽大片不知道再講什麼
電視:敵我分明,內容和諧,規避政治敏感話題,
音樂:被惡俗的網路歌曲拉低了整個行業的水平,大都數歌曲歌詞內容淺陋,深度不夠,娛樂至上,缺少人文關懷和自我發現。還有一個致命的就是,行業內版權意識不高。不尊種原創

⑼ 從西方電影和音樂看文化差異課題國內外研究情況

摘要 從西方電影與音樂看文化差異研究報告

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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