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西方電影音樂的特點和作用
電影音樂首先是一種音樂。它不同於其他音樂是因為它是要
體現影片的藝術構思和創作，它成為電影這個綜合藝術的一個
有機組成部分。 電影音樂由於溶入了電影以後，在它的表現
形式上也發生了相應的較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
（1）電影音樂的創作和構思必須根據電影的創作要素，
使電影音樂的聽覺形象和畫面的視覺形象完美融合，體現導演
的總體構思和美學欣賞原則。
（2）電影音樂根據影片劇情和畫面長度分段陳述間斷出
現，並受電影蒙太奇的制約，曲式概念有了新的發展。
（3）電影音樂改變了以前音樂必須用「樂音」構成的傳
統觀念，和電影中的話語、音響等結合，形成了新的分段陳述
的結構。（4）另外，電影音樂的演奏、演唱必須通過錄
音、洗印等一系列電影製作工藝，最後通過放映影片才能體現
它的藝術功能和效果。 電影音樂按照在影片中出現的方式分
為現實性音樂和功能性音樂。
電影音樂的作用有以下幾點：
（1）能通過電影音樂突出影片的主題，達到歌頌主題思
想，幫助觀眾明確電影的思想意義。
（2）用音樂來加強劇中人物的動作、思想和心理活動
等，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立體化，更加鮮明動人。
（3）推動和幫助劇情的進展、延伸情緒等並起到連貫作
用和加強蒙太奇的組接作用。能用音樂和歌曲把一些原來分散
的鏡頭組合成完整的有關聯的藝術整體。
（4）描繪自然生活，描繪時代空間，描繪民間民俗，描
繪地方風貌，能引起觀眾對時間、空間和環境的聯想。
（5）擅長用節奏和速度的變化來處理和改變影片的節奏
和人物的動作、心理活動，對刻劃人物性格起很大作用。
（6）通過聽覺感受使觀眾的心理感覺上形成視覺形象、
聽覺形象的立體感，因而使銀幕形象更豐富、生動、真實，大
大加強了電影藝術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⑵ 求此民族音樂論文中的六個參考文獻是什麼
摘要：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是中國近代音樂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於「海派」的文化傳統，上海成為中國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其次，上海外國租界的音樂生活，為中國專業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使上海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關鍵詞：近代中國音樂；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國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學術界普遍的關注。作為近代新文化一個方面的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與上海城市獨特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以及經濟社會狀況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不但會使我們對近代中國音樂發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過一個側面使我們對上海城市的個性有深切的體會①。 一、近代音樂傳播先驅 上海，由於獨特的歷史因緣和獨特的文化環境，成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橋頭堡，也成為醞釀近代中國新文化的溫床。近代中國新音樂的形成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近代的音樂發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一是傳統音樂的傳承與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樂的傳播和普及為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 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大致通過以下途徑：1、基督教堂所帶來的西方宗教音樂；2、新式軍隊中輸入的西洋軍樂；3、海外留學生帶回來的西洋音樂；4、近代學堂對西洋音樂的普及。這四種途徑先後出現，而尤其以第四種因素對中國近代音樂的面貌影響最為深遠。上海在近代中國夙得風氣之先，在近代西洋音樂傳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現則在於它成為近代新式學堂普及西洋音樂之最早試驗場。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來就成為海外基督教在華傳教的大本營，因此基督教堂所帶來的音樂對上海信徒的熏染尤為深遠。但教會音樂對於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貢獻畢竟有限，新音樂的形成更依賴於新式音樂教育的發展。由於基督新教把教育作為在華傳教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財力用於辦學，而其所辦學堂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傳授西洋音樂。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傳教士在華辦學以上海為最早，而學堂中設置音樂教育科目也以上海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創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學中已把音樂與語文、算術、聖經等科目相提並論。創辦於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為展示平時教學成果，還舉辦音樂會。音樂會的規模不僅限於學生之間的互相交流，還半年一次對家長們，一年一次對普通市民公開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從事新式音樂教育的中國人。他出生於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學，1903年回國後，在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任教，開設了中國最早的唱歌課。1904年出版了《學校唱歌集》，開創了「學堂樂歌」的形式。學堂樂歌是中國人最早用西洋音階譜寫的歌曲，成為近代音樂史的發端。上海的務本女塾、南洋中學等學校以及滬學會等團體都邀請沈心工指導唱歌。在沈心工《學校唱歌集》出版後，很多學堂開設了樂歌課，通過陸續出版的音樂教科書籍，初步的音樂知識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規定音樂課為初級小學的必修課。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為「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為中國近代西洋音樂的傳播做出巨大貢獻。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鑄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學。在日本他參加了沈心工發起的「音樂講習會」。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音樂教育論》，這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近代音樂教育問題的論文。1907年歸國他即與高硯耘、馮亞雄等人在上海創辦「夏季音樂講習會」。這是一個利用暑期傳授西洋音樂的組織，其科目有樂典、和聲學、風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橫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創辦「上海貧兒院」，院中設音樂部，並成立貧兒院管弦樂隊，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西式管弦樂隊。雖然1912年音樂部就停辦了，貧兒院也約於1921年左右結束③，但卻成為中國人創辦西式管弦樂隊的最初嘗試。可以說中國新式音樂教育是從上海發端，並逐漸普及到全國。 二、租界的音樂生活與近代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由於近代中國音樂形成的主要動力和內容是西洋音樂理念、技巧的輸入和傳播以及根據西洋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學生成為中國近代音樂形成的最早先驅者。但是新音樂的普及和建立卻依然要依靠在中國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費、欣賞市場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涌現的本土音樂家。上海由於其在近代中國的獨特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最早形成了較廣泛的近代音樂的消費市場並涌現了大量的音樂人才，為近代中國音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醞釀場所。而追根溯源，又與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樂隊有密切關系。 1.租界的音樂生活與上海近代音樂消費市場的培育 根據《南京條約》的相關規定，1843年上海開埠成為通商口岸，當時在上海縣城之外劃定了一塊外國商人的居留地，這成為上海租界的起源。後來，租界不斷擴張，並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機構，逐漸發展成了一塊在中國領土上的「國中之國」，成為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最好見證。但是，它也帶來了一些副產品——為中國大眾親身領略西洋音樂的魅力提供了場所。租界里的外國商人為了豐富自己的業餘生活，逐漸形成了一些文化娛樂組織。早在1850年英國人就成立了業余劇團，演出需要音樂伴奏，於是組織了樂隊。1879年逐漸發展成上海公共樂隊。1881年公共樂隊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接手管理，並成立工部局音樂委員會。1907年，銅管樂隊擴大為管弦樂隊。1919年以後樂隊聘請義大利著名音樂家梅百器擔任指揮，並從歐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樂家，迎來了它的輝煌時期，並逐漸迎來了「東方第一」管弦樂隊的美譽。1922年公共樂隊改名上海工部局樂團。當時工部局每年給樂隊28萬兩的高額預算撥款。每年從10月到翌年5月為演出季節，每周的星期天都舉行定期音樂會①。起初樂隊主要在市政廳的音樂廳內演出，主要局限於外國觀眾。但是據英國學者畢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來，上海工部局樂隊逐漸注重為中國居民服務。樂隊指揮的「年報」中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國觀眾的出席。並開始在中文報紙上刊登演出廣告。「1928年，3／4的觀眾是中國人，據報道，1930年中國人的興趣甚高。1931年樂隊在室內演出時，20％的觀眾是中國人，此後這個比例穩定上升。」以至於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樂與吹奏樂委員會上，有人指出中國納稅人希望工部局繼續資助樂隊，因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並且，1928年後開始有中國人被吸納進入工部局的音樂委員會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樂隊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樓裡面演奏室內音樂會。1929年，這幢大樓賣給了開發商，上海工部局樂隊搬進了上海商業和公共空間——大光明電影院，後來又搬遷到蘭心大戲院。「在市政廳，上海工部局樂隊似乎僅僅是工部局的一個文化附屬品，只為外僑社群服務。而在整個上海娛樂界，管弦樂隊成了這個城市越來越重要的文化財富。」③同時樂隊的演奏也從室內走向露天，在夏天，樂隊會舉行露天音樂會，在兆豐公園（現中山公園）、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外灘公園（現黃浦公園）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後，隨著中國人可以進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娛樂場所，中國觀眾觀賞西洋音樂的機會無疑更多了。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雖然租界的音樂生活開始只局限於外僑社群，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觀眾逐漸增多，可以說逐漸在中國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樂的消費群。這個消費群的形成和擴大，無疑為中國音樂人才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氛圍。 2.工部局樂隊對國立音樂院的影響 對於中國近代音樂的發展來說，創建中國人自己的音樂學府，作為研究和培養人才的機構，無疑是重要的舉措。中國第一所高級音樂研究和教育機構本來創建於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學成立學生社團「北京大學音樂團」，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學音樂會」。1918年改名「北京大學樂理研究會」。1922年以「樂理研究會」為基礎成立北京大學附屬音樂傳習所，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音樂專業教育機構。隨後，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等高校紛紛設立音樂系、科，似乎預示著北京將成為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並不是中國新音樂成長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長劉哲認為「音樂有礙教化，也與社會人心無關」，命令關閉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藝術專科學校中所有音樂系科，經過師生抗爭，結果只有女子師范大學的音樂系被保留下來。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則成立了中國第一所音樂專科學校——國立音樂院。 國立音樂院的創辦與蕭友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本來是北京音樂教育界的領導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據譚抒真回憶，他辭去北京學校的音樂系工作，一方面他覺得教師水平低，又與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為上海人才多，還有外國音樂家，所以自己來上海了①。而許步曾更進一步認為國立音樂院之所以選址在上海，是由於上海工部局樂隊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國第一所音樂學校國立音樂院（1929年改為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在上海成立。國立音樂院的成長與工部局樂隊的影響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除歸國留學生之外，國立音樂院長期從上海工部局樂隊招聘老師和研究指導。初建時，10名音樂教師中，外國教師即佔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樂隊成員。1929年，鮑里斯·扎哈羅夫成為鋼琴系主任，而長期擔任樂隊指揮的富華則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還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難民音樂家如佛萊思克爾、沃爾持·約雅敬等也在此任教。這些外籍教師對國立音樂院教學的貢獻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羅夫直到1943年去世為止，一直在上海教鋼琴。以至於有學者說，在中國的第一代鋼琴家、音樂家中幾乎沒有一人未曾跟他學過鋼琴。 其次，樂隊和音樂院雖然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但是兩者有很密切的合作。樂隊給音樂院的學生提供優惠票，和中國愛樂社合作演出音樂會，並且開始逐漸演奏中國音樂家的作品，吸收中國演奏員。1929年，樂隊首次與中國獨奏音樂家馬思聰舉行音樂會。1930年首次演奏中國人創作的交響樂作品——黃自的單樂章序曲《懷舊》。1931年上海音專的教師黃自當選為工部局音樂會員會委員。1927年工部局樂隊讓中國音樂家譚抒真代替休假的隊員參加演出。1935年5位中國人首次作為實習生參加工部局樂隊的演出。此後，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生在上海工部局樂隊表演越來越頻繁② 。在這期間（1934-1942），中國人繼續進入樂隊。1938年，譚抒真、黃貽鈞、陳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為上海工部局樂隊的成員。到1941年樂隊中華人達到5人③。中國獨（唱）奏音樂家的演出也頻繁起來，如鋼琴家沈雅琴、李惟寧、吳樂懿,小提琴家王人藝,歌唱家黃友葵、胡然、趙梅伯、斯義桂等相繼在1930年代與工部局樂隊合作演出④。應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對於上海年輕一代有抱負的音樂家來說，能與該樂隊演奏或歌唱乃是他們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說的，演出並不一定總是能帶來經濟效益，但它們提供了聆聽、觀摩和演奏的機會，這是中國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樂隊不但具有歷史的功績，就機構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 3.音樂大師的聚集與中國音樂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於其獨特的歷史機緣，成為近代中國國際音樂大師聚集之地，這為中國近代音樂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難得的良機。首先，工部局樂隊給中國帶來了像柏克、梅百器、富華這樣的音樂大師，如果沒有樂隊他們根本不會居住在這個國家。此外，上海的國際地位使它成為難民的避難所。俄國十月革命後，大量俄國音樂家流亡上海。二戰爆發後，眾多猶太音樂家流亡上海。他們或者擔任管弦樂隊成員，或者成為私人音樂教師，或者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員，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後俄僑設立的私人音樂學校就有18所之多⑥。這為中國學生提供了從學這些大師的機會，雖然很多人並沒有成為國立音樂院的教師，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則提供了可能。比如，從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親自教博聰，富華指導後來出任音樂院院長的戴粹倫，沃爾特·約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萊思克爾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賢等。 上海良好的音樂氛圍和高水平樂隊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樂家在全球巡迴演出中把上海作為一站。從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樂家相繼訪問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萊斯勒、約瑟夫·西蓋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鋼琴家阿圖爾·魯賓斯坦、B·莫伊耶維奇等①。國際音樂家到上海的演出，無疑開拓了中國音樂家的視野。比如據記載，黎錦暉在上海聽交響音樂如同「上課」一樣，事前必將登載在《申報》上工部局樂隊的當天音樂會節目說明認真讀過，然後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禮拜五去聽，風雨無阻，8年無間斷。對於當時來華的歌舞劇團的演出，如：米蘭來的歌劇班演出的正歌劇和輕歌劇，「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團」演出的大型舞劇和各式舞蹈，上海俄僑演出的歌舞劇，以及從歐美、日本來華的鄧肯舞蹈團、寶冢歌舞團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計找機會觀摩，既使觀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籌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樂大師聚集上海，為中國音樂家提供了親身從教的機會，而著名音樂家的巡迴演出則為中國音樂家提供觀摩的可能，這些對於中國音樂家的迅速成長和提高技藝無疑是難得的良機，非當時中國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費生活與通俗音樂的滋生 流行音樂的先祖是發源於美國的爵士樂和搖滾樂。20世紀流行音樂在全球迅猛發展，到今日已成為全球音樂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近代音樂也不盡是西方高雅音樂在中國的傳播和生根的過程，還包括中國近代通俗音樂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上海不僅是近代中國高雅音樂的搖籃，更是近代通俗音樂的發祥地。音樂史研究者雖然對流行音樂的研究還不多，分期也並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認上世紀80年代的流行歌曲與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聯系。當時黎錦暉以「時代曲」之名創作於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別快車》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標志了20世紀中國流行音樂的產生。在該階段產生了以黎錦暉及其「明月歌舞團」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稱這個流行音樂的第一階段為「黎錦暉時代」③。而所謂「黎錦暉時代」其實亦可以稱為「上海時代」，因為黎錦暉的整個活動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樂的繁榮與上海的城市特點有密切關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個流行音樂的繁榮。 那麼為什麼會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國流行音樂呢？這要從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歷史和文化個性尋找原因。有學者指出，20世紀流行音樂的迅猛發展是20世紀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現代科技的發展、商業炒作和現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④。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於上海特殊的歷史機緣和文化傳統，使它在選擇及接受外來文化上有非常積極和開放的態度，這種文化傳統被稱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開放、靈活、多樣、寬容等特點⑤，這為上海接受、容納通俗音樂這種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礎。此外，都會的經濟繁榮，促進了都市大眾文化生活的興盛，也為流行音樂提供和擴大了流行空間。當時的上海無疑是中國近代娛樂業最為興盛的城市，繁多的飯店、酒吧、咖啡館、夜總會等服務業及娛樂場所,為流行音樂的發展提供了生存空間。 其次,商業炒作和現代傳媒的出現大大加速了流行音樂的傳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業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業的熏染。同時，上海又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很多現代化的娛樂消費形式只有上海才最為普及，比如電影、唱片、電台等。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國的唱片業中心，也是無線電廣播的中心，又是電影業中心。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樂廣為傳播。 唱片和留聲機於20世紀初葉傳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漸發展為中國唱片業的中心，擁有國內數量最多和實力最強的唱片企業，生產大量內容豐富的唱片。唱片開始還只是印製中國傳統戲曲為主。但到了30年代，新興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階層所喜愛，很快成為唱片錄制的重要內容。1928年，黎錦暉創作、黎明暉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錄製成唱片，在社會上迅速傳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誕生。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爭相為明星灌錄唱片，從此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成為各公司的重頭戲。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錦集」，為紅極一時的電影女明星們錄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陳玉梅、黎明暉、王人美、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陳燕燕、黎莉莉、嚴月嫻等。為了爭取歌星們錄音，各公司專為她們「量身定做」歌曲，並不惜給予優厚的報酬，如百代公司曾給予周璇6%的版稅。有些年紀尚輕的女歌星一個月的收入可達20至30元，令世人羨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錄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據中國唱片廠1964年登記的舊唱片模板目錄統計，在百代、麗歌、和聲、高亭、勝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為150餘張，白虹有125張，姚莉有117張，龔秋霞有67張，王人美有62張，另有白光、李麗華、李麗蓮、李香蘭、歐陽飛鶯、吳鶯音、張露、黎莉莉、嚴華、梅熹等錄制的唱片①。 唱片業之外，廣播事業也擴大了通俗音樂的傳播渠道，為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市場。廣播電台的興盛使收音機在中產階級市民中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收音機里欣賞通俗音樂。 上世紀30年代，上海電影業、特別是有聲電影的發展更促進了流行音樂的繁榮。1931年中國第一部國產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在上海首映，國產故事片在30年代的興盛由此拉開序幕。電影需要配樂、插曲，這為流行音樂提供了新的創作和表演的市場。而電影的魅力更使穿插於其中的主題曲、插曲不脛而走、深入人心。本來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廳、酒吧、夜總會等為表演空間，有聲電影則為歌星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進行歌舞表演為主的歌舞團、歌唱社成員進入了電影界。如一直在黎錦暉的中華歌舞團和明月歌舞社從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為30年代聯華影業公司「四大名旦」中的兩位；周璇在進入電影界以前，先後輾轉於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劇社、新華歌劇社，早已是紅極一時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龔秋霞等，也都是在當紅歌星的位置上走進銀幕。歌星們從影後，繼續維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電影而傳播，電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這種情況使一些原本並非歌星出身的電影明星也紛紛地開始灌錄唱片，如胡蝶、陳燕燕、陳玉梅、李麗蓮、夏佩珍、胡珊、談瑛、嚴月嫻等②。無論是電影明星出唱片，還是歌星拍電影，結果往往是其拍攝的影片與灌錄的唱片同樣受到崇拜者的熱愛。電影這種新興娛樂工具對通俗音樂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說，「從20年代末開始，中國城市歌舞音樂與中國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的發展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娛樂性通俗音樂的主體」③。足見當時電影對於通俗音樂的促進作用。 總之，由於上海濃厚的商業氛圍，具備較完善的市場運作機制，並受到唱片公司、無線電台、有聲電影等新型娛樂媒體的強力支撐，流行歌曲發展的勢頭極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國通俗音樂的第一個浪潮。 其三，市民階層的龐大為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樂具有創作題材貼近現實生活、富於情趣化，格式簡煉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強調群眾性、強化交流等特點①，這些都符合現代都市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類似《毛毛雨》等「家庭愛情歌曲」大都表現男女情愛，歌詞內容、旋律、風格深受市民階層的喜愛。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都市，有龐大的市民群體，這為以迎合現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樂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進步的或嚴肅的音樂家，在流行音樂的創作上，也採取了較為積極態度。除了當時有黎錦暉、黎錦光、姚敏、嚴華等極負盛名的流行樂壇作曲家外，還有任光譜寫的《漁光曲》、《燕燕歌》，劉雪庵譜寫的《早行樂》、《何日君再來》，賀綠汀譜寫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傳頌一時的經典性的流行音樂作品②。 四、結語 近代上海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機緣，由原來的一個小縣城發展成中國最大的都市，也成為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國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為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窗口，也成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醞釀形成的重鎮。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對中國近代文化貢獻的一個側面。 概括地說，上海由於其濱江帶海的地理位置和華洋雜處的社會形態，形成了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傳統，因此成為中國輸入西洋音樂的最初舞台，並成為新式音樂教育的試驗場；而由於外國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樂隊的存在，為中國人直接體驗和學習西洋音樂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大量市民階層的存在，以及濃厚的商業氛圍，現代化傳媒的興盛也醞釀滋生了中國第一代流行音樂。 當然，隨著抗日戰爭的開始，中國的音樂出現了新的內容，作為孤島的上海雖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榮，但是由於脫離了民族的主戰場，其音樂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上海在音樂方面的影響又有所轉折。這將成為另文考察的內容。
⑶ 印度電影音樂與西方電影音樂有什麼不同
印度的電影向來都會有歌舞並入 ，以大家比較熟知的《Three Idiots 》（通俗譯名：三傻大鬧寶萊塢，但相信很多人都對這個名稱不滿意），裡面就會像好萊塢標准電影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插入一段歌舞。印度電影中無論是科幻、動作、喜劇、愛情幾乎都會有歌舞片的參入，可以說，印度的音樂是電影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已經成為印度電影的標志性植入。另外，印度音樂豐富而復雜的傳統，實在是今天是世界音樂文化最豐富的寶藏，也正應驗了這個歷史攸久民族的偉大，在印度音樂中，我們常可以發現一些在其他音樂文化中已經失傳的特質，音樂所具有的特殊力量與宗教情懷，即興演奏的特殊能力，音樂與數學與整個宇宙之間特殊的關系等等；許多現代的音樂家，無論是古典的或是流行的，都由從印度音樂中尋找靈感的例子，但相對起來，真正研究印度音樂，演奏印度音樂仍然僅局限在印度人自己，我想，我們應該先從欣賞印度音樂開始，進而了解實踐，必定能夠開拓我們的聽覺的領域，豐富我們的文化。
而好萊塢電影類型眾多，如果單是要找想印度電影一樣的電影音樂同在的類型的話，並不多見，幾乎只有兩個類型會有，一是歌舞片（以《雨中曲》《九》《芝加哥》）為例，另一個就是少量的動畫片（以《獅子王》為例），當然還有一些並不多見的如《理發師陶德》等風格迥異的騙子。因為好萊塢的電影機制很成熟，是世界電影產業的標桿，所以好萊塢電影的配樂多根據電影風格而定，或婉兒或高昂或低述或澎湃。
歐洲電影並不像美國電影（好萊塢電影）一樣偏倚商業化，人們說起西方電影多是會出現文藝、人文等類似的詞，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電影沒有商業片，當然也有，只是西方電影導演因為其地域的人文歷史等原因，多會將自己的思考社會反思等融入其中，這就決定了西方電影音樂的取材。西方電影音樂注重人文歷史的探究，古典大氣的配樂以及新世紀現代音樂等都是他們的選擇。
但終究來說，電影音樂因電影的類型而定，電影音樂必須符合電影的主題和思想，這就限制了音樂的選取范圍。
⑷ 音樂論文參考文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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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敏. 民族民間舞蹈教學[J]. 大舞台. 2011(03)
⑸ 關於電影中背景音樂的國內外發展
關於電影中背景音樂的國內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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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從西方電影音樂看中西方文化差異
總體說，中國文化是心性之學，所謂道本人心，不須外求。宇宙觀是天人合一的，注重事物的整體性。
西方文化是科學邏輯之學，注重實證，往往通過科學實驗證明理論的正確。宇宙觀是人天對立的，注重事物的差異性。於是人類通過征服自然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慾望，造成許多社會、環境問題。
所以，1972年，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怎麼會在與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說：「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中國的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愛因斯坦說：假如世間還有一種宗教，能與現代科學研究之需求而相適應，此一宗教，非佛教莫屬也。
至於實證，科學能實證，固然不錯，但並不是唯一的實證方式。不過東方的實證，往往是極少數通過修行而得道者自己才能體會的，或很少人能見到的，所以不為大眾所深信。
關於這點，比如大不列顛網路全書就曾說：佛法的可信，是因為從佛陀時代直至如今，一直有佛弟子以親身的修行體驗證明著佛經的正確。
⑺ 從電影和音樂看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英語研究性學習報告）可以全用中文
電影折射中西文化差異
摘要：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當今世界各種文化逐漸融合，但彼此間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中西文化作為人類整體文化具有其一致性，但在其發展路徑上確實存有諸多差別。本文將透過電影這一文化載體討論中西文化間的一些差異。由此學習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的優秀之處，並且保留傳統文化的精髓，處理好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
關鍵詞：電影 文化差異
電影是一個很好的文化載體，是反映了文化方方面面的一種媒介。電影很像一個容器，它可把人生中的各種滋味都納入其中，作為現代人去表現對對過去日子的總結，對現在生活的理解，對未來發展的嚮往。
1．自由和民主——《勇敢的心》VS《英雄》
在課上看的由梅爾.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這部攝於1995年的好萊塢電影，將公元十三世紀的蘇格蘭人民大起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搬上銀幕，以宏偉壯闊的氣勢為影片贏得了史詩巨片的稱號。在影片中我們看到蘇格蘭的山脈、森林和村莊，凄婉的風笛和蘇格蘭人民在貧困痛苦中發出的反抗的凄厲的呼號，真切地感受到了歷史。
片中主角華萊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英雄，他的心向著獨立和自由，在斗爭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雖敗猶榮，不禁讓人想到我國古代荊軻刺秦的故事，所謂的藝術大師張藝謀根據這一題材拍攝的電影《英雄》，雖然在票房上獲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他所表現的英雄到最後還是屈服於統治階級。影片的主旨是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順應生產力發展的，是正確的。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所有英雄們的反秦活動都是愚昧的，無名在最後意識到了錯誤，甘心死於秦兵的亂箭下。與之不同，在《勇敢的心》中，統治者始終是小丑的身份出現，他們用各種見得人或者見不得人方式維持自己的政權和誇大自己的勢力范圍。人民永遠都是他們的羊圈裡的羊。所以電影中把權力階級搞得比較猥瑣是順應人類發展的潮流的，殺死狗官都會讓人覺得解恨，節日般慶祝。如同巴赫金所說的，「與官方節日相對立，狂歡節彷彿是慶祝暫時擺脫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現有的制度，慶祝暫時取消一切等級關系，特權，規范和禁令。這是真正的時間節日，不斷生成，更新和更替的節日。它同一切永恆化，一切完成和終結相敵對。它是面向永遠無限的未來的。」
在《勇敢的心》中，殘暴的英格蘭國王殺了華萊士的父親、哥哥、愛人。華萊士不是戰爭狂人，沒有戰爭癖，他是被一步步逼成英雄的有。而在《英雄》中，無名、殘劍、飄雪等人精心計劃的刺秦變得毫無意義，刺秦之前那麼多人做的那麼多的事都變成了愚昧的人做的愚昧的事。我們的唯物主義歷史課本說，人民群眾是歷史車輪的推動者，而不是由僅僅幾個大人物決定的。的確，在《勇敢的心》中有很多士兵征戰的場面，還有華萊士獨自出征被捕的鏡頭。但是，在《英雄》中，歷史被幾個大人物操縱著，其他小人物小百姓連扔塊石子的機會都沒有。什麼是英雄？英雄不僅是指為了某種事業能夠英勇死去的人。英雄還要有人格魅力，有魄力。華萊士算是個英雄，死之前還高呼自由，讓人激憤萬千。而《英雄》中無名也死了，但死之前他承認了錯誤，承認了自己不懂歷史發展規律，但懂了之後又太遲了，按照法律秦始皇要殺他，一個所謂的英雄就這么窩囊的死去。
2．愛情觀——《喜宴》透視婚姻與愛情
同性之愛也是愛情的一種，但它包含了更多的矛盾與沖突。近年來蜚聲國際影壇的華人導演李安，在第78屆奧斯卡上憑借這一題材的《斷臂山》獲得了最佳導演獎。在1993年他就導演了相同題材的一部電影——《喜宴》。
在《喜宴》中，李安就藉助這個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東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明顯差異。電影一開始就介紹了旅美華人偉同在美國的紐約曼哈頓區生活，他和他的同性愛人西門過著自由快樂的生活。他們兩人在早上親密吻別，對於鄰居的注視他們視而不見。但可以看到注視他們的人驚恐和鄙視的眼神。這就向我們展示了在美國文化背景下同志的生活環境，即便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也沒有人來制止你的行為。但是反觀中國的同志們，絕沒有人敢毫無顧及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親密」。這樣的文化差異就給予後面影片的矛盾和碰撞展開了鋪墊。
在電影里，作為偉同的父母，一對傳統的中國老夫婦。表現出了東方的婚姻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於是偉同的父母不遠萬里來到了美國，要為他們兒子的終身大事「操心」了。為了應付偉同父母的這次行動，偉同決定和威威假結婚。故事發展到這里，文化的差異又開始了：在美國人的眼裡，結婚是浪漫的事情，可是在中國人的眼裡結婚是「面子」的事情。在中國領了結婚證還沒有完全算是結婚，要擺了喜酒才是大功告成。本來以為按西方方式結婚就算完事的偉同，卻因為父母需要「面子」只得按中國人的傳統在美國舉行一場婚宴。
偉同和威威婚後，威威懷孕了。西門知道後，和偉同發生了爭執和沖突。在西門看來，作為自己愛人的偉同是不能也不應該和異性發生關系的，這是不道德的，是不可容忍的。而偉同卻覺得只要他的心屬於愛人就好。這就使電影到達了高潮，表現出東西方人愛情觀的巨大差異。這不僅在《喜宴》里有所表達，在《魂斷藍橋》、《紅與黑》、《簡愛》等許多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裡都有關於西方國家的愛情觀的描述。也許這就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建立起來的思想，是無法輕易改變。
影片的結局是，偉同的父親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西門、偉同和威威決定共同生活。鏡頭在他們三人目送偉同父母離開結束，兩個老人離去的背影成為他們三人心中的痛。電影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空間。當我們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父母在不遠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勿管他人瓦上霜，只掃自家門前雪」許多這樣充滿了「仁義」與「自私」的矛盾的道德教育里生活了一代又一代，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之後，我們該如何看待我們的文化？如何看待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生活著的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熱情歌頌的愛？
3．道德觀念——婚外戀之《一聲嘆息》&《廊橋遺夢》
道德一詞在我國古代的解釋是：「道」 ，即道路，引伸為原則、規范、規律、道理的意義。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德」，就是實行某種原則，心中有所得。按莊子的理解，「物得以生為之德」，強調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在古代中國，這種建立在內心規則、信念基礎之上的道德理解，體現了對道德的形而上思考。但是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道家的思考失卻了主導社會的機會。在儒家，雖然其道德思考具有某種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從根本上來說是從家庭人倫出發的，再加上其道德實踐中注重人倫之「禮」，因此，儒家的道德從本質上說是注重現實社會的倫理道德。
與此不同，在西方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再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為標志的西方文化，要麼對人進行類的抽象，以理性作為建立道德大廈的基礎；要麼對個體作「超越的突破」，將上帝作為個體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標。因此與古代中國以儒家道德為主體的倫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構在對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礎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這種缺乏以家庭為背景的人倫之理的道德，形成了與中國倫理性道德的明顯分野，也構成了西方道德的實質和核心，是西方社會發展至今的原始動力，也是解釋現今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主流和種種社會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權威的典章。
傳統的倫理精神會不自覺滲透，在中國，由於受傳統倫理道德影響，《一聲嘆息》中表達的是應該保持傳統的婚姻家庭，即使愛情並不是婚姻的基礎，婚姻當中還是應該由親情和責任佔主導地位。雖然該片沒有對當事人作任何評判，只是盡可能客觀地講述，但是以另外一種方式苦口婆心勸戒觀眾，表現婚外戀的累與苦，結局處更像是在警告：婚外戀這東西只要一沾上，就是沒完沒了。而西方人崇尚自我，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為發端，西方的藝術作品並不迴避人的慾望和本能。《廊橋遺夢》描寫的也是婚外戀，男女主角四天的戀情被描繪得甜蜜美滿、充滿激情，兩人長久的相思以及心靈上的痛苦構成了藝術上凄涼的美、古典式的悲劇美，使得《廊橋遺夢》帶有古典浪漫主義的味道。《廊橋遺夢》受到了許多人的青睞，在一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已婚男女短暫的共同生活也變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說，已婚男女愛異性的自由的，是可理解的，是有權力的。雖然兩部影片都以主人公回歸家庭作為結局，但是觀眾還是可以看出在中西方道德觀念的影響作用下兩者對婚外戀的態度是有差異的。
電影就像一個世界文化的大熔爐，僅僅通過對這幾部電影的粗淺探討雖然還遠不能深刻地反映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但是電影的直觀性及其文化效應使得它具有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社會文化價值。
中西音樂文化比較
音樂如同語言一樣，具有很強的民族性，隨著民族、地域的差異，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像不同語言之間語法、詞彙的諸多差異。中西方音樂是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的，這與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是分不開的。音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文化地域性差異形成的時候，音樂的差異性也就隨之產生。
前人定義音樂的形式是音樂活動在其無數次重復後所逐漸形成的技巧、結構、程序和模式，是音樂藝術高度發展的一個標志。而文化，則決定著生命是以何種方式，遵循著何種軌跡進行運作並做出物化表現的。因而要想使音樂充分展示出其固有的活力，只有藉助文化這一藝術原創力的沖擊才有可能。
越是高度發展的音樂，我們就越是有必要將其與最初創造它的文化、生命相接通，本文就僅從中西音樂的調式、織體和節奏等方面的細節特徵，來探視一下它們與中西文化差異的深層聯系。
一、中西音樂調式的差異
專業術語：「西方音樂體系調式構成的基礎是四音音列。包含兩個全音音程和一個半音音程，有3種不同樣式的四音音列。由這3種不同的四音音列可組成12個調式，這些調式被稱為「中古調式」或「教會調式」。後來，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時期，在專業音樂創作和民間音樂中愛奧尼亞調式、利底亞調式和混合利底亞調式逐漸合為一組，演變為自然大調，伊奧利亞調式、弗利及亞調式和多利亞調式也逐漸合為一組，演變為自然小調。並由於自然大、小調相互滲透，又逐漸形成了和聲大、小調，旋律大、小調。」
「而中國音樂的調式構成的本質和特徵是五聲性，其構成的核心是三音小組。這三音小組共分兩類，第一類由大二度和小三度構成，第二類則由兩個大二度構成。第一類三音小組在這個音樂體系中具有典型意義，因為這是它所特有的。此類三音小組又分為兩種，第一種的結構是小三度在上方，大二度在下方，第二種恰好相反。由這兩種三音小組進行不同方式的組合，可構成宮、商、角、徵、羽五種五聲調式。」
這兩種調式比較而言，五聲體系和七聲體系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前者比較單純、質朴、簡潔，後者比較復雜、豐富、精緻；前者適合於表現明朗、剛勁、粗獷的風格，後者適合於表現細膩、婉曲、華麗的色彩。但這個差別僅僅具有風格上的意義，而不具有判別高下、優劣的能力。復雜的、精緻的不一定就好，就先進；簡單的、質朴的不一定就差，就落後。然而，中國古代並非沒有七聲音列，自先秦起，中國即有許多樂器（如古琴、古箏等）能夠演奏七聲音列。甚至連十二音音列也已經早在先秦即已出現，比西方的十二音體系要早1800多年。就是說，在中國音樂活動中很早就已出現七聲音列和十二音音列，但中國音樂並沒有選擇它們，而是選擇了五聲體系。
而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相反的傾向：疏曠、單純、簡潔和明快。中國人不喜歡拐彎抹角，不喜歡繁瑣論證，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藝術上，他們都盡可能的直截了當，追求頓悟見性，洞察本質，總是力求用最少的文字來表達最多的內容，以最少的筆墨來製造最動人的韻味。返樸歸真，確實是中國人生活的最高旨趣，也是中國人藝術的最高旨趣。
西方人之所以追求細致、縝密，中國人則追求簡朴、單純，是因為這兩種傾向各有其不同的文化本體，因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張力。簡單地說，西方文化是以知識為本體，中國文化是以生命為本體；西方藝術的功能張力是娛人，中國藝術的功能張力是娛已。比如學術研究，西方是重在體系的完備、邏輯的嚴密、證明的充分，因為他們的成果是有待於外部實踐的檢驗，有待於對方（讀者）的被說服，並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驗證、讀者被說服中才算實現了自身的價值。而中國學術所重的則是對事物的直覺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寫出思考的結果、問題的結論，而很少去作邏輯的推理或事實的論證這些中間過程。中國哲學始終以語錄體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證。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在中國學者看來，他只要把自己所體認到的東西寫出來就夠了，他不需要說服讀者。中國學者對讀者當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這期望不是被說服，而是能引發他們作同樣的體驗和感悟。而且，盡管有期望，卻並不執著，也不勉強，因為他們的學術研究、學術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重視證明，追求說服力，所以西方人的思維趨於細致、縝密；而著眼個人的領悟，內心的會意，則自然趨向於簡朴、單純。中國音樂之所以沒有選擇七聲音列和十二音音列，而獨獨選中了五聲系列，應該正是出於這樣的文化底蘊和美學追求。
二、中西音樂織體的差異
專業術語：「所謂織體，是指多聲部樂曲的旋律得以組織搭配的方法或規律。織體二字是紡織體型的縮寫。紡織體是縱橫（經緯）結合的結構，借用這個名詞是說明音樂的寫作既有縱向的結合，又有橫向的結合，還有縱橫綜合關系的結合。一般地說，強調橫向的結合是復調音樂的寫法，強調縱向的結合則是主調音樂的寫法；前者是以橫向伸展為主的線性思維，後者是以縱向配合為主的網狀立體思維。」
西方音樂體系在處理多聲部關系時，傾向於縱向的立體思維，即特別注重主調旋律與其它聲部的和聲關系。與之不同，中國音樂體系在織體思維方面則表現為橫線性，即注重各聲部旋律自身的橫向性線型展開。中國音樂中絕大部分均為單聲部，其織體與旋律是重合的，其織體就是旋律僅僅作單聲部的橫向展開。
所以，在西方音樂中，主調音樂體系佔有絕對的優勢，構成西方音樂體系的主幹。在其音樂體系中，音樂的織體思維主要是以縱向和聲為主的網狀立體性的織體思維。中國則是單純的橫線性織體思維。中國音樂的織體之所以會向橫向的線型思維發展，而沒有向縱向的和聲思維發展，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中西音樂織體不同的更為深刻的原因，似乎還是在文化精神之中，在各自的文化傳統與美學傳統之中。大致說來，西方文化是空間型的，而中國文化是時間型的。唯其是空間的，所以是固定的，有邊界的，因而可以分解，也可以組合；西方的科學型文化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其是時間的，所以是整體的，流動的，無邊界的，因而是不可分解、也不可組合的；中國的審美型文化則建築在這一根基之上。西方文化著眼於空間性，故而其藝術必然以實體的塊面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藝術的雕塑感、立體感、體積感。西方繪畫的重視透視，重視明暗，重視色塊就是最好的證明。與之相應，西方音樂也就尤其重視縱橫交叉、網狀鋪疊的立體狀織體思維，著力追求綿密厚實、緊湊和諧的富有塊面感的音響效果。
中國文化則著眼於時間性，故而其藝術自然以游動的線條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藝術的節律感、深邃感和虛靈感。中國音樂也格外重視單線延伸、蜿蜒游動的橫線型織體思維，努力追求單純婉曲、深邃渺遠的富有韻律感的音響效果。同樣是時間的、動態的藝術，但總體上，西洋音樂是將樂曲的音響（織體）塊面化、立體化，體現了西方文化將時間過程空間化的傾向。因其塊面（織體）化、立體化，故西方音樂多有「洶涌」之勢，而少「遊行」之跡。中國音樂則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時間性特徵，使空間的形態時間化。中國音樂的最高旨趣不在音響的渾厚、結實，而是旋律在線型游動時所作的起伏、強弱、虛實、遲速等方面的變化所生的節律感。所以，中國音樂很少作大規模的合奏，故不要求各樣樂器之間的緊密配合；即使偶有合奏，也總是小范圍的，且合奏時也盡量挪出空來讓有特色的樂器獨奏或輪奏。
三、中西音樂節奏的差異
專業術語：「節奏是各音在進行時的長短關系和強弱關系，是旋律在進行時的自身律動。由於不同高低的音同時也是不同長短和不同強弱的音，音樂的節奏有兩種類型，一是均分律動，二是非均分律動。均分律動的時位感是均勻規則的，就是「有板有眼」的，它可以打出拍子來。非均分律動的時位感則是不規則、不均勻的，用常用術語說就是「無板無眼」，它不能打出拍子來，現代音樂上往往稱之為「散板」。在前一類均分律動中，則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強弱拍有規則地、可稱之為「功能性均分律動」；一種是雖也有強弱拍的循環往復，但不受小節線的限制，可稱為「非功能性均分律動」。
在西方音樂中的節奏幾乎全部是「功能性均分律動」型的。在這個節奏體系中，幾乎完全不用散板，強弱拍的交替極有規則而且均勻，強弱的幅度變化也十分明顯，而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所以，西方音樂的節奏感特別強，因為它是強弱拍的極有規則的重復更替。
中國音樂也運用「功能性均分律動」，也有均勻、規則的強弱拍安排，但中國音樂常常又加入其它的變化性節奏，使樂曲的節奏更自由，更富變化。中國音樂中的節奏是隨著音樂表現的需要由創作者自主決定的，在創作之前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一定要往上套。
實際上，中西音樂節奏的彈性與剛性之差異，還和哲學上的重自然與重人為有著直接的聯系。剛性節奏是折線型的，其軌跡挺直而且有稜角；彈性節奏則是曲線型的，其軌跡柔和而且袁婉。前者是重視人為，以人力改造自然的結果，後者則是尊重自然，人力順其自然的結果；前者與追求知識，注重區別相一致，後者則同追求生命，注重聯系相一致。西方文化就是一個剛性模式，它傾向於將時間的過程空間化，人為地分出界線，定出規則，劃出等量的段落；中國文化則為一彈性模式，傾向於將空間的狀態時間化，強調整體，注意聯絡，追求變化，尤其注重不規則的、「神龍見首不見尾」式的美學原則。
如今，隨著中西方經濟、文化的不斷交流，中西方音樂也會彼此取長補短，以更好地服務人們的生產生活、為人們提供一個更加美妙的視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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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93號航班》電影音樂賞析
當我聆聽《93號航班》這部最新發行的配樂專集的時候，恰逢911事件五周年的時候。回想起五年前的9月11號，美國境內爆發了近代史中最讓人驚懼的恐怖攻擊事件，無論是對美國人還是對全球人類來說都是一段痛苦的回憶，來自世界各國的數千名普通人在那場浩劫中永遠的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時至今日仍然有死難者，因遺體破壞嚴重而無法得到辨認。數千條無辜的生命就在短短的數小時中永遠的從地球上消逝了，911事件給無數家庭帶來的痛苦影響以及給全球人類帶來的恐慌是無法估量的，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知道了「反恐」「本拉登」等等系列的名字與口號。就在911事件五周年紀念來臨之即，導演保羅葛林葛拉斯（Paul Greengrass）為大家帶來了這部真實再現那段悲慘歷史的影片《93號航班》。
由拍攝電影《諜影重重》的導演保羅葛林葛拉斯擔綱製作編導大任的《93號航班》是好萊塢首部面對此歷史傷痕的電影，故事描述事件爆發當天，准備從紐華克起飛，飛往舊金山的聯航93號班機在紐華克機場的跑道上耽誤了45分鍾，當班機起飛後，——美國國會大廈，班機上的機組人員與乘客不願讓恐怖份子的行動得逞，決定展開反制，導演以事件發生的時序真實呈現機上這群原本互不相識的人在事件中所承受的恐懼壓力，以及決定同心協力反制恐怖行動的大無畏勇氣，讓觀眾屏氣凝神的見證這個改變世界面貌的一天。導演表示尋找911事件所代表的意義的方式有很多，電影工作者也必須參與其中。同時電影也再現了45名乘客及機組乘務員的英勇無畏的感人事跡，正是這45人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在確切知道自己無法得到救助的時候，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寧願與恐怖分子同歸於盡，這樣的大無畏精神也許以前只能在電影中看到，但是他出真的出現在了21世紀的現實生活中。
《93號航班》原聲音樂的配樂工作交由英國新生代配樂人約翰鮑威爾(John Powell)來完成，這是約翰鮑威爾繼《諜影重重》後，二度為導演葛林葛拉斯的作品擔任電影原聲音樂的創作。近10年來，約翰鮑威爾在動作片與動畫片的音樂創作領域綻放光彩，多次顯露出了他作為新生代配樂人，在電影配樂上的天賦與才華，約翰鮑威爾的代表作包括:《X戰警3：最後戰役》、《冰河世紀2》、《史密斯夫婦》、《記憶裂痕》、《偷天換日》、《史瑞克》等等。《93號航班》是鮑威爾創作生平中最嚴肅的題材，雖然本片仍有不少可以善用他那側重打擊節奏感的電子合成聲效，營造緊張步調的動作場面，但是影片中絕大多數的膠卷都在考驗著他對戲劇張力的掌控功力，鮑威爾以電子合成樂中的重低音脈動揣摩出飛機渦輪傳動感覺。從《93號航班》的配樂作品中我們聽到了，配樂人約翰鮑威爾新創作出的音樂風格，這與他近段時間的其餘兩部配樂作品《冰河世紀2》，《X戰警3：最後戰役》相比形成了比較大的差別。風格的轉變也許正是約翰鮑威爾想擺脫他慣用的傳統電子合成音樂配樂手法的固定模式，從固定模式中解脫出來尋求更多的配樂風格來完善自己的創作。影片的取材來源於美國人民的傷痛所在911事件，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都做好了准備來接受2006年帶來的兩部有關911事件的電影。大家都期待著一段愛國主題的小號獨奏出現在配樂作品的音樂旋律中，嘹亮的小號的吹奏來展現一種愛國的情懷，就像已故的配樂大師Jerry Goldsmith在電影《最後的城堡》中創作出的弦樂獨奏那樣。然而比較令大家失望的是這樣的音樂旋律並沒有過多的出現在《93號航班》的原聲音樂中，而是被放到了隨後的一部由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指導的反映911事件的電影《世貿中心》的原聲音樂中。《93號航班》的配樂中約翰鮑威爾首次使用了十分嚴肅的音樂伴奏旋律作為了整個配樂樂章的音樂主基調，也許就是因為這部電影是一部悲傷的電影，與以往約翰鮑威爾完成的配樂作品的主題有著很大的差別，《偷天換日》、《史瑞克》這樣的電影配樂更多的是一種愉快的氛圍，而《93號航班》的電影中更多的是一種悲傷，痛苦，壓抑這樣的電影氛圍。但是正是因為約翰鮑威爾創造性的配樂天賦，大膽的根據電影的主題來改變自己的配樂模式，使得《93號航班》的原聲音樂又一次展現了約翰鮑威爾在電影配樂上的才華，同時也完美生動的勾畫出了整個電影中的每一個主題。
與以往的電影音樂不同，《93號航班》的原聲音樂中並沒有出現非常明顯的音樂主題旋律，這也就成為了約翰鮑威爾2006年電影配樂風格變化的代表。配樂作品中的音樂既有電影《我是山姆》中的那種激動人心的音調，也有電影《諜影重重》中震撼的打擊節奏感的電子合成聲效。配樂專集中的《rayers》和《edication》兩段音樂旋律都是在平靜的音樂旋律中開始與結束的，音樂旋律中包含了約翰鮑威爾的兒子Oliver的聲音，以及明快的和弦音。鮑威爾以兒子奧利佛天真動人的合聲告慰受創的心靈。結合了電子敲擊音樂以及定音鼓的敲擊聲的音樂旋律保持了音樂氣氛的動態感覺，音樂樂章也在其中不斷向前延伸。另外的一種聲音——沉默的唱詩班聲非常短暫的出現了一下，當音樂行進到《Pull the Tapes》的時候，結束的音樂旋律中第一次出現了法國號角的演奏，此時的音樂旋律被作為了彩色的音樂基調，並且非常巧妙的提升了整個音樂樂章的基調，《2nd Plane Crash》中漫漫增強的音樂旋律經常被大家忽略，原因也許是整個樂章沒有突出的主題音樂，所以聽上去所有的音樂旋律都是一樣的。隨著整個音樂樂章的不斷延伸，音樂旋律也在不斷的變化，《he Pentagon》中約翰鮑威爾開始逐漸一點點的增強音樂，並將音樂旋律轉換到比較刺耳的敲擊的鼓聲和輕微提升的音樂旋律中，音樂的旋律在不斷蔓延開來，逐漸滲入到長達十分鍾的《Phone Calls》這段音樂中，在行進當中的旋律里再次重復出現了約翰鮑威爾的兒子Oliver那動人的天真童聲旋律，低沉的弦樂將整個音樂樂章引入到一段新的音樂主題當中，音色上極為低迷、凝重的弦樂，讓觀影者籠罩在一個難以逃脫的情緒氣壓之中，在滿布情緒氣壓的樂章里展現電影中的不同場景。音樂主題的旋律變的緊張起來，並且速度也明顯加快，並且號角聲出現在了銅管樂器的演奏中，整個音樂的旋律處在一種急迫緊張的音樂氛圍中。所有這一切的音樂旋律以及音樂氛圍的營造都是為了《The End》的音樂旋律的建立做鋪墊，此時出現的音樂旋律中的敲擊聲代替了獨自演奏的定音鼓的鼓聲，並且穩定的低音銅管樂器的演奏也漸漸出現在整個樂章的主基調上。當你聆聽這張配樂專集的時候，像逐漸增強的號角聲這樣小的音樂元素很難得到聽者的注意，但是當他們突然出現在音樂主基調的旋律中的時候就會立刻被注意到。僅僅是通過細微演奏旋律的基調的變化就將剩餘的音樂集結到一起了，約翰鮑威爾在這點上做的十分巧妙。《93號航班》的配樂並不像《X戰警3：最後戰役》的配樂那樣聽上去令人愉快，因為畢竟這是一段傷心的回憶，但是約翰鮑威爾利用自己在電影配樂上的天賦，以另外一種配樂方式完成了《93號航班》的配樂工作，使得這張配樂作品成為了電影以外另外一種紀念911事件的載體。當《The End》這段音樂旋律建立起來之後，定音鼓帶動整個音樂的旋律加快，弦樂在號角聲中漸漸增強，最後凌駕於整個音樂旋律之上，所有的音樂旋律完全掌握在它的控制中。當約翰鮑威爾使用一些電子打擊音樂和電子合成低音來增強音樂旋律的時候，整個龐大的管弦樂隊一起利用打擊樂器以及管弦樂將電影的悲傷情感全部通過音樂旋律展現了出來。此時的音樂旋律中沒有在出現嘹亮的號角聲，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安魂曲，彷彿是在告慰那些911事件中不幸罹難的人們，期待他們的靈魂能夠得到撫慰。《93號航班》配樂專集的結束如同開始一樣漫漫的在平靜中結束，管弦樂彷彿是《Prayers》中的再現與重復，也具有相似渲染氣氛的作用。對於約翰鮑威爾來說這張配樂作品是一次對於自我的挑戰，出現了一種新的配樂風格，這種配樂風格突破了約翰鮑威爾自己固定的配樂模式，完全證明了自己不會不斷的重復以前的配樂風格。也許對於聽慣了約翰鮑威爾以前風格配樂作品的人們需要花些時間來漫漫適應新的音樂風格，但是完全值得花時間來來這樣做的。
當完整的聽過《93號航班》這部配樂作品之後，你會發覺音樂中沒有Hans Zimmer式氣勢恢弘的動作音樂旋律，而是更多的充滿了悲傷低沉的音樂效果，雖然沒有明顯的音樂主題出現，但是並沒有感覺整個樂章平淡零亂，這正是這部配樂作品不同尋常的地方所在。作為新生代的配樂人約翰鮑威爾大膽的嘗試了新的配樂風格，恰如其分的把握住了電影的脈絡與主題，將電影所要營造出的電影氛圍完美的在電影原聲音樂中詮釋了出來。在只有40分鍾的音樂樂章中完全勾畫出了電影的不同線索，將那段悲傷的歷史事件通過音樂旋律的表達方式展現在了大家的面前。《93號航班》這張新發行的配樂作品可以說是2006年電影配樂作品中的極品，同時也再次展現了約翰鮑威爾作為新一代配樂人的才華。
⑽ 從西方電影與音樂看中西文化差異
電影「刮痧」講述的是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八年的中國家庭，因為孩子的一次意外發燒，不懂英文的爺爺就用了中國傳統的刮痧治療發為小孫子治病，後在醫院里被護士發現了因刮痧而留下的血痕，懷疑是其家人虐待孩子所致。在法庭上，孩子的父親許大同因為無法解析刮痧是中國的一種傳統治療法，又因為律師的曲意刁難，許大同終被判決與孩子隔離，並且搞得失去了工作、朋友和與妻子分居。
許大同一家在美國的遭遇，雖然可以說是一次意外，但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華人在外國生活的種種不適，而這些不適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造成的。
本部影片里也通過一些例子來反映了中西文化間的差異。如在故事開頭，許大同因為自己的兒子沒有向老闆的兒子道歉，便用手打了自己兒子一下，老闆看了覺得不可思議，而大同則覺得這樣做是愛兒子、尊重老闆的表現。中國一直以來都有「打者，愛也」傳統，父母總愛把兒女當成自己生命的延續，希望他們將來有出息，達成自己的心願，光耀門庭。而一旦兒女有什麼行差搭錯，便有了恨鐵不成鋼的奮亢，輕則責罵一番，重則訓之以鞭棍。於是，在中國人眼裡看來，對兒女的每一番責罵，每一記鞭打，都浸透了父母對子女的愛，對子女成材的殷切期望。而這種行為在西方人眼裡卻是很不可思議。西方國家講求的是民主，講求的是自由，這種民主和自由不但表現在民族、種族、及階層上，而且也存在於廣大的家庭中。在西方家庭里，不論男女、不論年齡大小，每一個成員都是平等的，每一個成員都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權利。尤其是對於未成年孩子，西方國家更是通過一系列的法律來保護未成年人的平等權利。無怪乎，在醫院里的醫生一發現孩子背後的血痕就馬上通知法院將其父親許大同起訴了。
「刮痧」這部影片的重點主要是放在圍繞刮痧是不是中國的一種治療法而舉行的兩次聽證會上。但對於刮痧這種認識上的差異，與其說是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不如說是因為美國人的無知更好些。而申辯過程中，又出現了控方律師對於西遊記的錯誤理解，以及許大同妻子簡寧分娩出現危險時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而被視為「野蠻」，不尊重孩子生存權利的行為。這兩個例子都是控方律師為了打贏官司而別有用心地進行曲解的，這在影片後面的情節里都作了解析，所以並不能用來說明中西文化的差異。但是影片本身的打官司這一事件已經表明了美國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在西方社會里，法律存在於每一個角落，每一種糾紛都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而每一件事實都是要講求證據的。中國人比較看重的是人情冷暖，尤其是對於親情特別看重。從許大同偷送兒子到機場與即將回國的父親見面，到最後在聖誕之夜打扮成聖誕老人爬上十層的高樓送禮物給兒子，都可以看出他們一家對親情的重視。但是生活在一切都講求法律的美國社會里， 許大同縱使愛子心切，但由又無法拿出證據來證明刮痧是中國的傳統治療法，最終還得被判決與自己的兒子隔離。
很多人都愛談"中西方文化的溝通有多麼難"這個話題，覺得主要是由於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造成的。其實，構成兩個人種無法溝通的真正問題恐怕不是什麼中不中西不西，而是文明不文明（或者說人性不人性）的問題。如影片中許大同打兒子說是愛兒子的表現，但其實是缺乏文明的。他大可以通過其他的途徑來教育兒子，而不必非得出手才行。又如法院判決許大同與他的兒子進行隔離，雖然缺乏一點人情味，但是從依法辦事的角度來看，法院的判決無疑是正確的。而作為一個文明的國家，也只有通過建立起健全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所以，看了「刮痧」後，覺得真正需要討論的應該是中西方文明的比較差異。當有一天，中國的國民素質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家都成了文明人了，就會發覺其實與西方人並沒有什麼差異，覺得自己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人了，那就真要祝賀中國人的蛻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