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野草莓的影片制作
【关于电影】
在英格玛·伯格曼1957年拍摄的电影《野草莓》中,伊萨克梦到他自己站在街角,看到一只没有指针的时钟,和一辆装载着“自己”尸体棺材的马车。对伊萨克和观众来讲,这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象征,它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死亡压迫——这是伊萨克陷入反思的动因,也是整部电影的动因之一。
电影跟随着伊萨克,这个日渐衰老麻木的医生,走上了双重之旅:他要去隆德天主教大学接受一个荣誉学位,还要回首一生,走上寻找自我的道路。两条道路在电影开始就交叉在了一起,伊萨克决定不坐飞机,自己开车,带着同样忍受着婚姻痛苦的儿媳玛丽安前往颁奖地点。
在路上,伊萨克来到一座年轻时曾呆过的避暑地。玛丽安去了附近游泳,伊萨克在这里回首过去,年轻时的往事开始闪电般的回溯:在这里,他败给了另一个男人,失去了他最爱的莎拉。在下一个场景,伊萨克和玛丽安碰到三个搭便车的年轻人,其中年轻女孩也叫莎拉。事实上,两个莎拉都是由碧比·安德森扮演的,这表达出一种相似性,就像伊萨克回忆中的莎拉一样,莎拉同样面对着两个男人的追求,陷入了两难境地。
第二个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中途的车祸。一对中年夫妇坐上了伊萨克的汽车,前面是伊萨克和玛丽安,后面是三个年轻人。两个人在车上开始报复性的互相攻击,忍无可忍的玛丽安停下车,要求他们立即下车离开。这种空间上的有序排列似乎暗示了时间上的线性悲剧。伊萨克想起了自己一生中失败的婚姻,玛丽安目击了自己,而三个年轻人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赶走争吵的夫妇后,伊萨克做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梦,梦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深爱的莎拉弃他而去,和堂弟走到了一起,这让他感到悲伤。第二部分是关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医生考试,他没有通过。第三部分是关于他的妻子不忠,伊萨克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和另一个男人调情,他站在远处,清晰地听到妻子是多么的怨恨他的冷酷和原谅她背叛的方式。在这个梦中,每一个场景都暴露了伊萨克的挫败和麻木,昭示了他和爱之间昂贵的距离。
电影的名字叫野草莓,暗示了瑞典短暂夏日的美妙,也暗示了在我们在被责任和自我克制驯服之前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在电影中,伯格曼并没有给出一个容易的答案,或者一个说教性的结论。他只是展示了问题,让结论随着问题的滋生逐渐揭露,最终给出一个和解性的答案:伊萨克在心爱的莎拉指引下,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找到了爱,摆脱了死亡与麻木的纠缠。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对问题坚定的回应使伯格曼的电影充满力量,把《野草莓》和动荡乏力的伪艺术清晰地区分了开来。
尽管《野草莓》只有92分钟,但显得非常完整,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伯格曼试图借人物的梦幻旅程,对人类自身作出自我反省并进而探究人类内心的真实世界。伯格曼的导演和奥斯卡·罗萨德的编剧都是大师级的,大量事实提醒了我们性格和风景的联系,甚至演员也没有意识到的联系。旅途的每一步都出现了新的面孔,新的困境——所有这一切都指向电影的主题:爱,人生,死亡和无力感。
伯格曼在接受卓恩·多纳一次访谈中说:“有很多问题我试图解决,我是谁,我来自何方,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卓恩·多纳问及多年之后,他是否更明白这些问题时,伯格曼的回答是:不,我明白的更少了。尽管伯格曼表达了他苛刻的自我怀疑,但是,把《野草莓》看作他最好的电影之一并不为过。
【关于导演】
1918年7月14日,英格玛·伯格曼出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一个有丹麦血统的路德教家庭。父亲埃里克·伯格曼是一个牧师,后来被任命为瑞典国王的宫廷牧师。伯格曼出生时,母亲卡瑞茵正患西班牙流感,因此他的身体从小就非常糟糕,家庭医生甚至认为他会死于营养不良,不会活太久。伯格曼从小就被压抑的宗教氛围所笼罩,成长环境非常严苛,甚至尿床也会被锁进黑屋子关禁闭。1938年,伯格曼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但并没有完成文学与艺术课程,而是把兴趣转向了戏剧和电影。
尽管在虔诚的宗教家庭中长大,但伯格曼却声称在八岁的时候就失掉了信仰。直到1961年拍摄《冬日之光》的时候,他才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
1975年,在拍完《面对面》之后,伯格曼被怀疑偷税,遭到瑞典税务部门调查,甚至被警方拘捕,虽未遭到起诉,但这件事还是深深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1976年4月,伯格曼自我放逐,离开了瑞典,移居慕尼黑,从此与瑞典政府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斗,再也不愿回自己的祖国。直到1982年,他才再次回到瑞典,拍摄了《芬妮与亚历山大》,并声称这是他最后一部电影,宣布退出影坛。随后,他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戏剧创作,拍摄了许多电视专题片,还写了一些剧本。2003年,84岁的伯格曼执导了新片《萨拉邦德》,对于伯格曼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象征着对过去作品的告别。
作为一个导演,伯格曼具有超越智慧的天赋,选择演员往往能做到不拘一格。他认为演员心理脆弱,需要抚慰,自己对他们负有巨大的责任。一些演员和他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包括马克斯·冯·西多、碧比·安德森、哈里特·安德森、厄兰·约瑟夫森、英格里德·图林以及后来的莉芙·厄尔曼,每一位演员都至少与伯格曼合作过五次,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性格上都和他形成了最大的默契。
和伯格曼电影息息相关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御用摄影师斯文·尼克维斯特。早在1953年,他们就开始了合作,在长期的拍摄生涯中,二人发展出一种超出常规的关系。伯格曼对斯文·尼克维斯特非常信任,从不担心摄影安排,只是在电影开机的早晨,找尼克维斯特进行一下简短的沟通,让这位摄影师明白自己想要东西即可,决不干涉他的工作,任由尼克维斯特自由发挥。斯文·尼克维斯特去世后,伯格曼的电影似乎也死去了一半,很久没有再拍电影。
伯格曼早期的电影严谨工整,晚期电影则较为随意。在谈到他的晚期作品时,伯格曼曾说,演员可以即兴创作与他本意不合的东西,他允许这样做,没什么大不了的。随着电影理念的变化,伯格曼开始让演员更多地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中去。在最近的作品中,他甚至只写出一些电影观念,摆出需要的场景,让演员自由发挥,完成表演。
伯格曼的电影闪耀着冷峻的批判光辉,经常审视视道德、孤独、信仰等存在主义问题,从不故弄玄虚显得没有“内容”。从叙事角度来看,伯格曼与现代主义也相去甚远,他的大部分电影拍的简洁直接,优雅、内敛、朴实,与安东尼奥尼等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大异其趣。尽管《野草莓》《冬日之光》《处女泉》等电影使用了一些隐喻和象征,但总体来讲还是很清晰坚实,走出了一条属于伯格曼自己的电影之路。 制作公司:Svensk Filminstri (SF) AB [瑞典]
发行公司:Arthaus Filmverleih [德国]
Cult Filmes [巴西] (Brazil) (VHS)
Janus Films [美国] (1959) (USA) (subtitled)
Odeon [匈牙利] (Hungary)
Tartan Video Ltd. [英国] (Hungary)
标准收藏 [美国] (DVD)
Versátil Home Vídeo [巴西] (Brazil) (DVD)
Video Yesteryear [美国] (Brazil) (DVD) 国家/地区上映/发行日期(细节)
瑞典 Sweden,1957年12月26日
西德 West Germany,1958年7月(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意大利 Italy,1958年8月(Venice Film Festival)
丹麦 Denmark,1958年10月6日
芬兰 Finland,1959年3月20日
法国 France,1959年4月17日
美国 USA,1959年6月22日
比利时 Belgium,1959年12月11日
西德 West Germany,1961年7月21日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1963年12月20日
丹麦 Denmark,1967年3月13日(re-release)
英国 UK,2003年1月3日(re-release)
希腊 Greece,2003年6月20日(re-release)
捷克 Czech Republic,2005年6月1日(DVD premiere)
波兰Poland,2006年10月13日(re-release)
『贰』 陶晋生的学思历程
时 间:民国九十年(2001)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东吴大学讲座教授陶晋生
主持人:台大历史系主任高明士教授
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回到母校和大家聚在一起谈谈我的学思历程。我很惭愧,实在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建树,写出来的东西,只有一小撮人知道。我在回国的长途旅程中一直在想,怎样才不辜负邀请我来这里的各位教授、女士和先生、这里的同学对我的期望,怎样才能对大家有一点益处。最近偶然在电视上又看到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野草莓》。从前看这片子时还是研究生,而这次再看这场电影,才能体会到主角的心情。电影的主角是在退休后去领一个学术荣誉,旅途中回想过去,对过去不明了的很多事情,忽然豁然贯通。我在旅途中也有类似的反思。深深感觉昨日之非,却并不觉得今日之是。我出生在大陆,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从香港到桂林,到重庆,我读过五个小学,却没有毕业。从重庆到南京读过两个初中,也没有毕业。一九四九年我家搬到台北。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就读于师大附中高中。那一届共四班,高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以数学成绩分班,我编在十六班,班上共六十人,包括女生。我的数学成绩并不好,比较喜欢国文和历史。那时的兴趣是在文学方面,我从小学时就开始读小说,从《水浒传》、《西游记》、《人猿泰山》、到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初中时开始读中译的外国作品,第一本是《飘》。到高中差不多己把这些译本读完。从小写作文,如果题目是将来的志愿,我从来不想做科学家,而想做文学家。在高中三年,我担任过两年学艺股长,负责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工作。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很好,还喜欢绘画和音乐。我从小喜欢音乐,初中时就开始听西洋古典音乐。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学乐器,只好自己学吹口琴。高中时每逢全校办游艺会,同学一定推我出来表演。高一的音乐老师是申学庸老师,我得了八十八分,似乎是全班最高的。高一那年参加壁报比赛,我主编的壁报夺得全台北市第一名,第二年仍是第一。其实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念小学时就办过壁报,父亲取名为《愚报》。是一张不定期、给为家人和邻居看的报,那时大姐读中央大学,大哥读重庆大学,三哥读南开中学,都住沙坪坝。他们回家时就会看我的报。除报导战局外,有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的动态,也有小品文。记得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壁报用的是一种深黄色的纸,叫做嘉乐纸。只有抗战胜利出号外,才用白纸红标题:「日本无条件投降」。《愚报》曾于一九四五年带到南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离开上海到香港,带到香港。可惜四九年到台湾,却没有带来。在南京念市立一中时,曾经一个人办一张图画壁报。后来在台大参加「融融社」,也办过几期社刊。那时写钢版,用油印机印。附中同学毕业后,只有我一个人考文学院。现在谈一谈大学的学习过程。我于五二年中学毕业,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次年转入历史系。投考外文系的原因,是我从小喜欢看小说,并且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文学家。转系的原因,一方面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研究社会史的先驱,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他的著作。在他的鼓励下,我曾经读过部分的四史。另一方面,大一国文又以《史记》为读本,使我对历史学发生兴趣。我在史次耘师的大一国文班上写的一讨论项羽的作文,得到他的好评,最后一句评语是:「可以读史矣。」在台大前后七年。选过大师和名师的课极多,曾经修过李济师的考古学导论,凌纯声师的地学通论,方东美师的哲学概论,吴相湘师的中国近代史,英千里师的西洋文学史,夏德仪师的中国通史,姚从吾师的辽金元史和历史系规定的必修科史学方法,李宗侗师的中国上古史,牟润孙师的隋唐五代史,劳干师的秦汉史,方豪师的宋史,芮逸夫师的民族学等。还旁听过徐子明、王叔岷、屈万里和全汉升几位老师的课。虽然转到历史系,我的主要兴趣却仍是文学。我曾经试着写小品文和极短篇小说,在联合副刊和晚报上发表,赚点稿费做我的零用钱。对我来说,写小说是眼高手低,所以在大四那年就停止了。不过我对这类文字一直仍有所憧憬。也许因此,几年前我开始写比较通俗的小文章。等一下还要再谈。大学时代的课外活动,主要参加融融社。该社分几组,我或在文艺组,或在音乐组。说到音乐,那时音乐组办唱片欣赏会,是为全校办的。我们借唱机、唱片,写海报,印音乐介绍。一九五六年毕业,随即考入史学研究所。我决定选择历史这一学科,受父亲(陶希圣先生)的鼓励和影响最大。从台大二年级修习辽金元史,到研究所跟随姚从吾师,则是受到姚老师的诱导。姚老师指导我治学的方法,话虽简约,却切中要旨。他指出研究历史必须掌握现存的史料及精读史料,并且脚踏实地的去寻找新史料。同时要熟悉国内外研究成果,也就是他所谓的「行情」。于是我大量阅读宋金史料,如宋辽金三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些文集和笔记小说。本来准备写宋金关系中的宋高宗,后来考虑到这个题目也许会牵涉到台湾偏安一隅的政局,就改从宋金关系方面来找题目。在姚老师的德国式的研究班上读史料及练习写报告,颇有心得。后来的硕士论文论述宋金间之采石战役。一九五九年毕业。在研究所时,选修芮逸夫老师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课程则使我对这个学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文化人类学对于研究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大学毕业后,考入史学研究所,因此没有立即入伍受预备军官的训练。一九五九年研究所毕业后,才以抽签的方式接受空军行政官的磨炼。一九六一年结束,一时无处可去,幸得姚老师的帮助,与李敖同作姚老师的国家讲座研究助理半年。受军训期间,已经知道没有在大学固定工作的机会,于是有出国的想法。因为当时国外研究辽金元史的学者以日本学者为多,也最著名,因此与京都大学的田村实造教授连络。不过,到日本去必须完全自费,所以也申请美国的三所大学,居然得到了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亚洲研究的奖学金,入历史学系。虽然没有去日本,和田村先生还是有连络。后来为他的颂寿论文集写过一篇短文。一九六一年秋天,远渡重洋。乘飞机抵达美国西岸后,从旧金山乘灰狗巴士三天三夜,抵达印第安那州布露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从邓嗣禹教授攻读。邓师为学严谨,极为用功,每天都在学校研究室里工作,时常晚上也在。他对学生的要求和督促极严格,虽然他专精近代史,对我的研究却非常注意和督导,要求我遍读我研究工作必须精读和参考的史料,和现代学者的有关书籍,如拉铁摩尔和卫特福格等的著作。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也时时督导,并且注意和我论文有关的论著与史科。读历史博士必须于主修的中国史和东亚史外,另有两个主要范围和一门系外学科。我的两个范围是美国外交史和欧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系外选文化人类学。我对这个学科特别有兴趣,一共选修了十二个学分。教美国外交史的法勒尔(Robert Ferrell)教授著作等身,他传授外交史上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工作颇有启发。此外,在我的英文写作方面,他指点我文笔简要平顺,给我很大的鼓励。于一九六七年获博士学位。在印大的几年,可说非常用功,每天必定在图书馆看书到午夜,周末也不例外。因为读英文速度比美国人差,唯有这样才能赶得上他们。而且想超越他们,就自己多看规定之外的书。到了学期快结束时,更是紧张,为了赶写学期报告,或研究论文,或预备大考,有时两天不睡觉。有一阵子每晚打字到天亮,鸟鸣然后睡觉。博士论文以金代女真的汉化为题,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回国一年,执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其后三年任教于密西根州卡拉马助(Kalamazoo)的西密西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历史学系,并于一九六七年完成博士论文。现在来谈一谈我的教学和研究。这个历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是一个较短的阶段,以完成博士论文和教学为主,完成博士论文算是学生时代的结束。一九六九年至七六年在台湾,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期间教学极忙,但是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以必须做出成绩来。此外又主办《食货月刊》,疲于奔命。一九七六年至今在国外,是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工作刚开始,而且一面教书,一面写论文。西密大前身是师范学院,并不特别重视研究。学生包括不少的中学教员,因此有夜间和星期六上午的课程。由于我是新的助理教授,必须多教书,不像较大的学校对新任的助理教授有种种优待。加以和初在美国教书,深感教学工作繁重,第一年每学期教十一个小时,包括夜间和周六上午各一节课。历史系里每个教授必需开一年级的两门课之一,西方文明史或美国史。我选择西方文明史。三年里教过的课程很多,包括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远东现代史、西方文明史,和中国史研究 (历史系授硕士学往)。当时正值越战期间,选远东现代史的学生颇多,有一年需要开两班,每班七十人。西密大没有中文书,所以时常开车到七十哩外的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图书馆去看书和借书。在西密大教书时深以没有时间做研究为苦。一九六九年,经芮逸夫老师的推荐,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于历史组。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合聘。又曾在师大研究所兼教过一门课。这是我在学术界的第二个阶段的开始。一九七一年姚从吾师逝世,我继姚师讲授辽金元史,及研究所硕士班必修的课程「研究实习」。早在一九六五年,系主任许倬云兄己经把这门课交给我,这门课让我认识了很多杰出的年轻朋友。互相切磋。这几年中和同学一起讨论,深得教学相长的乐趣和益处。在史语所的几年经常和同事们谈论,并参加每两周举办一次的讲论会。每位研究人员每年必须将研究成果在讲论会上提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才能将所提论文修改后发表。这样的互相切磋和互相批评的制度,使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因此发表的论文,错误就比较少。我的历史研究趋向,在研究所时期一方面受了姚老师的教诲,脚踏实地的读史书和史料;另一方面受父亲研究社会史和芮逸夫师研究民族学的影响,觉得历史不仅要了解材科,选择材料,组织材料,还要解释。姚师和父亲都相信历史学当属于社会学科,可以作科学的研究。姚师留学德国多年,接受兰克和班海穆的观念,甚至把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提并论。在这种影下,我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因此在台大教书时和编《食货月刊》时,提倡参考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和发掘问题。我在研究实习班上曾经邀请社会科学家来介绍他们的学科,尤其着重这些学科和史学的关系,或这些学科对史学研究会有什么启发或贡献。来班上谈这些问题的朋友有文崇一、张存武、李亦园、胡佛、杨国枢、丁邦新、袁颂西、于宗先、易君博、瞿海源等,颇引起一些同学的兴趣。一九七四年食货月刊社和思与言杂志社联合举行「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座谈会。我在那次座谈会这样说:有人说,史家所据以作判断的只是常识而已。但是现代社会科学家的发现,使常识的层次提高。史家要转向他们来充实自己的常识,不应墨守过去的陈腔滥调。[1]所谓陈腔滥调,指「暴政必亡」,或比较流行的「人们有了较宽裕的生活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于是乎就发生革命」(所谓“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这一类的泛泛之论。那时候写的两三篇论文颇采取一些社会科学的观念(因所知有限,谈不上理论)。例如上述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分析金世宗的本土运动。对北宋初期的党争,并不觉得毫无积极的贡献,反而觉得不同意见的激荡,有时会产生等思广益的效果。[2]也就是说,冲突并不见得没有积极的意义。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看法毕竟受了当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接受社会冲突也有积极贡献的说法。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代正是党外人士要求民主开放,和革新保台人士要求当政者广开言路,切实改革的时候。这种要求自然会和当权者发生冲突,冲突固然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正面的贡献较多。我研究历史的范围,从大学时代到任教于亚里桑那大学后的十年间,以辽金史、宋辽和宋金关系史为主。我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七六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一九七八年在台出版。这本书讨论女真人的汉化,认为金代女真人进入华北后,虽然曾经一度迫使汉人女真化,也一度力图恢复女真文化,但是由于居于少数民族的女真人入主华北后,不免采取汉人的制度来统治,同时若干人也开始采取汉人的语言文字,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了语言和习俗。尤其是和汉人通婚后,主要的趋势是在社会的层面,两个族群整合;在文化的层面是受到汉文化的涵化。写这篇论文参考了当时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一些观念,如涵化(acculturation)。说到民族的融合,必须讨论汉化或华化的问题。共其实这个问题既是贯穿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和现代有密切的关系。汉化或华化是当汉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接触时,这另一个民族放弃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及其文化,而与汉民族通婚,采取了汉文化。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汉化或华化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里,汉化的程度与另一个时期不同。而且当汉化发生后,并不是说被汉化的民族文化完全消失。[3]根据这个定义,让我们来观察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汉化。首先,契丹族的汉化程度,在辽朝一代,可以说相当粗浅。辽朝的统治阶层里,有若干贵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例如以汉文作文及吟诗。不过,基本上很多契丹平民在契丹人实施的两元制度下,仍旧过着游牧的生活方式。而移居到汉人居住的燕云地区的契丹人则受到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影响。辽朝末期,一部分契丹人西迁,建立了西辽。留在华北的族人则开始和女真族和汉族融合。契丹族真正的汉化,应当是金朝灭亡后的事。金末元初的耶律铸和耶律楚材父子都和汉族文人没有甚么差别。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将华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和汉人一律称为汉人,就是契丹人终于已经汉化的有力的证据。非汉族建立朝代后,居于少数的统治族群在过去王朝原有的社会结构之上,建立了新的上层社会阶级。有的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初期企图维持本族文化与社会制度,甚至企图同化汉人。如女真族占领华北后,一度迫使汉人改换女真服装和发式,并且禁止族际通婚。金世宗努力恢复女真族的原有的风俗。这种本土运动失败后,很多女真人就大量的采取汉人的制度和风俗。有的外来的统治者如元代的蒙古人则对汉人的制度和文化作有限度的借取。不过,非汉族朝代的文化终于会受到汉文化的冲击。汉族人口上的优势和统治族群对族际通婚限制的放松促进了对少数民族的涵化和同化的趋势。换言之,游牧民族对汉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是有相当多的族人被汉族所同化,加入中原汉族的社会而成为汉族社会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族人抗拒同化。如金代的金世宗企图恢复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女真统治者的这种政策,我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 或movement of revival)的观点来分析,和一般认为金世宗主张汉化的观点不同。不过,金代中期的本土运动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接受了汉文化。蒙古民族在元代的汉化程度则远不如金代的女真族。明代建立的过程中,若干蒙古族人向北迁移而脱离了汉族的社会。目前在美国有一些汉学家研究所谓「征服王朝」,认为「汉化」一词不妥。如包弼德( Peter Bol)在他讨论金代汉人知识分子的文章里,不用「汉化」,而用所谓「文」(即他对「文明」,civilization的中文翻译)。可是,女真人「文明化」的来源仍然是汉文化。以「文」来代替「汉化」也不见得更细致(subtle)。[4] 至于清代,近来也有人认为清代的满洲统治族群中有一些人相当成功的保留了满族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主张今后不必用汉化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看法引起了辩论。[5]由于很多西方史学家基本上不同意中国历来认为夷狄都被汉人同化的说法,这本书出版后,自然曾经引起一些争论。不过,几年前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六册,也就是辽,金,元三代的历史,对金代女真族的汉化,认为程度超过辽和元两代[6]。即使有人仍然认为多数外来民族被汉人社会吸收,还是需要注意当两个文化接触时,其间发生的是互动而不是单向的流动和影响。传统和目前多数的中国和台港的史家,一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总是能够吸收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大陆的史家甚至反对把这些民族看作外族,认为他们都是汉族的兄弟民族,其间的冲突只是兄弟间的内哄。这种看法显然与政治环境有关。总之,汉化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九七二年助父亲将一九三O年代著名的《食货半月刊》在台北复刊,改为月刊。我负责约稿、编辑、送印刷厂、送作者初校、自己二校、甚至用油印机自印订阅者地址、将刊物装封套、邮寄等等,一手包办了四年之久。我还得不时写些小稿补白。忙得不亦乐乎。《食货月刊》一共办了十七年,我出国后主要由黄宽重、沈松侨等几位热心的朋友接办。这本刊物表了很多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的论文和书评,也介绍了颇多涉及史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著作。虽然《食货月刊》介绍和提倡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方法,但是重点还是在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当然我在这段历程中也增长了见识。食货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一九八八年父亲病重时,决定把杂志停刊。朋友们觉得可惜,就集资创办《新史学》。因为只有我不是公职人员,所以由我来登记,担任社长。一九七六年《金代女真的汉化》英文版问世,同时我转到国外工作,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其实在这之前我己经研究宋辽关系两三年,利用各种史料,详细分析探讨北宋对辽的政策和外交,辽朝对宋的政策,宋、辽、西夏、和高丽国际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宋人力求国际上势力的均衡。一九八三年出版《宋辽关系史研究》。在这本书里,我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提出多元国际关系的看法。在写作的过程中,相当巧合的一件事是被素不相识的罗沙比(Morris Rossabi)教授邀请参加十至十四世纪东亚的多元国际关系的研讨会。为这次会议我提出的论文讨论宋人对辽的看法。后来收入《宋辽关系史研究》。这本书的英文版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得到颇多好评。有一篇书评说本书是「分析任何时期中国外交和政治史有价值的模型。」[7]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我回史语所和台大一年。当时所长高去寻先生要我提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计画,目的在执行这个计画时可以增加研究人员。我对他说,我还是要在国外工作,不便主持计画,但是他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我就提出一个研究从唐末五代到元朝的社会变迁的计画,经费六百万元。果然因为这个计画的关系,增加了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也由于主持这个计画,我开始转入北宋社会史的领域,于是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我对士大夫家族的历史特别有兴趣。在这方面,我决心把北宋有关士大夫家族的史料通盘检查一遍,包括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诸家文集、笔记小说、地方志、诗词、碑志、以及族谱。为了收集族谱资料,曾经两度到犹他州盐湖城的家族图书馆去看族谱,前后一个月。写《北宋士族》这本书,以传记资料为主,也就是文集中和考古发现的墓志,希望从撰写碑志的士人的笔下所描述的士人们的所作所为中,来观察他们的实际生活。写法是一种相当传统的方式,可以说不过是将史料割裂后,重新加以组织和堆积,谈不上什么理论。这本书讨论北宋扩大考试制度,很多新兴士人进入政府。为了维持家族谜继续兴盛,发展了一些策略,包括与其他士族通婚,聚书、延师,经营产业等。研究士族,当然要研究士族妇女,于是也收集妇女方面的资料。书中有三章讨论妇女的生活、教育、婚姻,尤其是再嫁、改嫁的问题。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对历史研究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从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史料的确实存在。当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刻的材料,如墓志。而现存文集中也存在这篇文章,比对的结果,也许相差几个字,也许一个字也不差。这时的感觉,就是历史事实有确切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处理史料时,又体会到史料不会说话。研究者选择材料和组织材料后,史料才帮助研究者说话。但是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常会刻意以资料来证明他的想法或理论,而是研究者和资料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研究者在选择材料和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当然是主观的加以取舍。历史研究能够客观吗?我觉得很难做到客观,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而已。以上提到的第二种感想,令我对历史研究的看法有所改变。其实这种改变并不是受了所谓后现代的影响,而是从实际工作里体会到的。早在我提倡参考社会学的观念和理论时,也涉猎一些史学方法方面的著作。对于克罗齐(Croce)和卡耳(E.H.Carr)等的看法有些了解。在我写宋辽外交关系史那本书时,只参考了政治学方面的决策模式来讨论外交关系。宋辽之间的关系,不论将来有什么新资料出现,大致的轮廓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于宋辽之间关系的解释,则因时代的变迁,就会出现新的见解,例如宋方的两个与政策的制定很关键的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邓广铭先生对他们就有前后不同的看法。又例如对金海陵王的评价,在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时,有人说海陵王是改革家。当然这种看法也和海陵王企图以武力统一天下有关。到了写宋代士人和士大夫家族的这本书时,虽然大致利用了少数的社会科学的常识,却没有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我对于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研究的趋势略有所知,但是教学工作限制了深入的了解。当然实际上有时间也不可能遍览群籍。一个历史研究者总不能跟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跑,而且即使能够勉强跟上时代,还存在着西方学术理论能否运用到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因此写北宋士族的过程中,对这本书的写法很有一番思考,后来决定把理论放在一边,埋头组织材料和写作。(其实把理论放在一边并不表示心中没有主见或想法。) 写成后觉得很不满意,因为范围太广。再者,书中好几章都是为参加会议而写的,前后几年中,想法写和写法不免有所差异。但总觉得写史书虽不能客观,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还是得继续努力。还有一件事要稍微谈一下。学术和社会是有各种关系的,书写得好,读的人多,可以把所学供众人参考。书教得好,学生得到益处,不论学生将来是否留在学术界,仍都有影响。除此之外,我在做研究时,常会感觉困惑,究竟写这些学术性的书,这些文章,对社会文化,究竟有何作用?尤其这些作品的读者少得可怜,我的贡献和社会对我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惟一的比较通俗的书是《中国近古史》。有了这样的困惑,于是几年前开始写过去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用比较通俗的笔法来写。主要想法是抓住历史上的一个瞬间,来反映这个人物,或这个历史事件。希望透过这种方式为社会提供一点服务。一九七六应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之聘,任教于东方研究系(后改称东亚研究系)。在亚里桑那大学曾担任系主任一年(一九八七),其后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两年(一九八八至九O)。并曾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客座教授(一九八三),研究讲座(一九九八)。在亚里桑那大学,每学期教两门课。教过的课程有中国通史、上古史、隋唐至元代史、传统中国史研究、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史、汉学方法。在亚大教过和指导博士论文的年轻朋友则多半来自台湾。总结来说,从一九五六年进台大历史研究所,开始做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至今达四十五年之久。教书从一九六五年至今也有三十六年。一生中只是研究和教书。我的经验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研究是长期的工作,尤其研究中国的悠久历史,留下浩瀚的史籍和资料,更要一点一滴的去找寻,去累集。其实,从事任何研究工作,要下定决心去投入,要锲而不舍。不论做哪一类的研究,一方面要有兴趣去做,才能产生好的结果;另一方面要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我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汉族与边疆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传统中国的外交和东亚的国际关系;近世中国社会的形成。另一点经验是,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时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否要做学术研究。也许决心做某种研究工作的时候,有一点晚。苏老泉(苏洵)不是到了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吗?我自己到进了台大研究所才开始用功。但因大学时代分数不很高,影响到拿了硕士却没有教职。出国时已经二十八岁。念英文念得甚苦,但还是不会比美国同学差;后来在美国教书,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系里可说是最好的。这就是下工夫的结果。最后一点,在学术界工作的人,尤其像我们在人文学科工作的人,我们的成绩说起来好像颇出色,但是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的人,就是在我们同一行业少数的人。所以我们时时应当反省究竟我为大家做了什么。这是我的反省,也许对同学们有一点勉励的意思。
『叁』 野草莓 什么时候上映
《野草莓》是由英格玛·伯格曼执导,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毕比·安德森主演的情感电影,于1957年12月26日在瑞典上映。
该片讲述了年迈的医学教授伊萨克在去母校接受荣誉学位的途中,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沉重往事,开启了一段心灵救赎之旅
『肆』 野草莓是什么
野草莓 Ye Cao Mei (2010)
导演:陈兵 主演:周楚楚 尚于博 ...
影片《野草莓》讲述了1971年发生在试枪员“祝福忠”(尚于博饰)和“罗雪梅”(周楚楚饰)之间的一段纯洁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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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野草莓的电影剧情
七十九岁的医生伊萨克·伯雷在献身医学界几十年之久后终于获得人们所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于是开车前往多伦多。随行的还有他的家人。途中,当伊萨克从儿媳妇口中得知儿子竟恨自己自私的时候,他有所振动,坐在路边草坪上开始忘我地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表妹莎拉。由幻想清醒过来的伊萨克,望着站立在他面前的与莎拉长得十分相像的少女与两名青年,他们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伊萨克感悟并埋怨自己为了学问,将爱情等闲视之,时光水逝,美丽的青春和爱情一去不返。
他们抵达伦多城后,尽管颁奖的场面隆重无比,但伊萨克的脚步却十分沉重。当天晚上,他做了一场童年时的梦。那仍然年轻而感情弥笃的父母,那美丽平和的大自然,使得睡梦中的老人脸上浮出一丝笑容。透过回忆、幻觉或梦境,将不断出现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脑海里的孤独,描写得非常冷酷而又彻底。
本片是一位年迈的斯德哥尔摩医学教授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剧情发生在他去50年前毕业的母校接受荣誉学位的途中,通过多段闪回画面表现出种种幻想和回忆。他跟儿媳妇同车,而此时儿媳已因为丈夫不愿要小孩而决定离开他。途中,他们在教授小时候生长的故居逗留,仿佛回到青少年时代,见到了心仪的女孩摘草莓送给失聪的爷爷。他被同一个女演员扮演的女孩叫醒,她想要带上两个男孩搭顺风车,后又因差点发生车祸,只好带上对方车里的一对夫妻,不料他们话不投机而被赶下车。中途,众人下车用餐,并讨论上帝是否存在。之后车子又来到教授95岁的母亲家,老人家抱怨太冷。在一段幻想戏中,教授进入一幢旧宅,他必须证明自己得奖当之无愧,但他并没成功。在真实世界中,教授拿到荣誉学位后回家,平静地接受了曾经跟他发生矛盾的人和事。
『陆』 谁知道《野草莓》这部电影的影评
《野草莓》是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经典剧作。这是一部被称为心理电影的现代主义作品。影片中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以主人公伊萨克教授的三个梦,以及他重返老房子时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叙述了他的一生。剧作把伊萨克一生的经历浓缩在一天里,展示了他精神世界的变化,最后终于实现了由冷漠到温情的精神回归。
影片用虚实变化的场景相互穿插。虚景包括两种:一种是梦境;一种是遐想回忆。这两种都是意识流动所构造出来的图景。在梦中,伊萨克是一个处于未知状态只能被梦境所左右的非自由体。梦让他感到疑惑、震惊。回忆中,伊萨克是一个自由状态的人,他仿佛是置身于事外的客观者,看着自己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能进入事情当中进行干预,也不能完全超越其间,不被情感波动。
伯格曼这部电影中除了采用意识流手法外,还化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使影片给人一种奇谲迷离之感。影片开头是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伊萨克教授在街头迷了路,街上空无一人,到处是残损的景象。挂钟没有了指针,钟下两个眼镜的图案,有一个被砸碎了,街道的路口,冷色的墙砖,迷宫似的岔路。伊萨克转身,一个僵硬的尸体,面目全非,站在路旁,伊萨克走近一碰他的身躯,倾然倒下,头颅裂开。黑色的马车运着一口棺材经过,马车撞坏了路灯,车轮脱落,散架。一只轮子的马车继续前行,棺材掉了下来,伊萨克走近一看,里面的死人正是他自己。死人突然睁眼醒来,紧紧地拖住他的手。
这个让人匪夷而又可怖的梦,却包含了许多奇妙之处。死人是自己,而且紧紧拖住自己的手。一死一活相会,死的拉住活的,其中暗示了伊萨克的存活是行尸走肉式的。心里死亡的阴霾正追赶着生命的残余,勾摄着生命的灵魂。酿就死亡阴影的正是自己对待家人朋友的冷酷与自私、漠视的态度。这让生命的活力消失殆尽,一潭死水。伯格曼将心理对立的两部份分化成对象之外的一生一死的两个人。以死对生的逼切,让活人触动、惊醒、挣扎,直到转变为最后的忏悔。
梦里有一个坏了的钟,而在伊萨克看望母亲时,也出现了一个坏了的钟,一虚一实。钟的不正常缺损,正是象征着人生(时间)的缺漏,不完整。没有指针,钟轴仍然可以转,但是已经没有了方向和目的。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钟;是与时间(生命)隔离的钟;是一个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钟。梦里的钟,突然在现实中出现,让伊萨克感到震惊。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这并非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现象。钟对于伊萨克而言,是一种潜意识的存在物。童年的玩具钟表,在成长过程中有一定时间的接触,但年久遗忘了。另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与时间度要求严格的医学实验者,总有一个时间的概念,钟的印象是隐性存在的。但是由于冷酷无情、自私又过于自我的情结,形成的压力——生活感到疲累,生命没有活力——折断了那一个生命时钟的指针。伯格曼故意使破损的钟的形象,出现在梦中和现实中,恰到好处地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用到片中的细微之处,巧妙的一笔,让电影增色不少。
剧中,伊萨克接受博士学位之衔。礼堂中,授奖时庄严肃穆的气氛和伊萨克内心与之甚远的意识,与其说这是一次对成绩肯定的荣誉颁奖,不如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审判。伊萨克把一生的精力投入了医学事业,过于专注,造成了自己怪僻、冷漠、自私、自我的变态心理,而且影响了自己的儿子,也染上了这种心理痼疾。愈是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则愈是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他这种变态心理的形成。伊萨克在拿奖时,并没有丝毫的激动骄傲之情,而是想到了很远很远以外的——自己的精神家园,内心终于有了回归之意。这就是奖励形式下的“审判”,他,忏悔了。庄严肃穆的仪式,一面是嘉奖,一面是心灵审判,这种双重的,既矛盾又合理的奖与罚,让影片更具思想张力,更加意味深远。
最后,伊萨克学会了请求原谅,和阿格达老太太之间,儿子、儿媳之间。缓和了家庭气氛,他回到了年轻时候,那种轻松愉快而又温馨的梦里。
在那老房子旁,有一片茂泽的林丛和草地,那里植衍着许多野草莓,其中含藏了童年的意趣,初恋的情愫,还有融融的家人的温情。
『柒』 电影《野草莓》讲的是什么谁拍的
《野草莓》是由英格玛·伯格曼执导,该片讲述了年迈的医学教授伊萨克在去母校接受荣誉学位的途中,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沉重往事,开启了一段心灵救赎之旅。
《野草莓》由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毕比·安德森主演的情感电影,于1957年12月26日在瑞典上映。该片获得第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7)野草莓电影英文版扩展阅读:
剧情简介
伊萨克从医五十年,现年已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正准备在儿媳玛丽安的陪伴下返回母校接受荣誉学位颁发。路上伊萨克顺道重游旧地,追忆往事。伊萨克曾经和堂妹萨拉有过美好的初恋,却因性格冷酷孤僻,以致他的兄弟乘虚而入。
如今伊萨克坐在草坪上,忆起往昔,眼前浮现萨拉白衣飘飘的美丽模样。他与生俱来的冷漠理智的性格,注定了婚姻的失败。伊萨克的妻子无法忍受冰冷的婚姻,寻求外遇。
这样的家庭气氛,加上遗传下来的冷漠秉性,使得伊萨克的儿子不愿生小孩,和儿媳关系决裂。伊萨克获得了光荣的学位荣誉,然而他仍然沉浸在对过往沉重的自省中,对于生命将尽的老人,这仿佛是一次心灵救赎之旅 。
『捌』 《野草莓》与英格玛·伯格曼讲述了什么
1956年秋,38岁的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驱车来到乌普萨拉大学城,他曾在这里阿祖母一起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他站在祖母的旧居前,手扶门把,突然想到:如果推开门,还能够回到童年时代吗·这一突乎其来的念头,便是他在1957年拍摄影片《野草莓》的最初动因。
要准确复述出这部影片的故事,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能够回到往昔、能够重复已有体验和能够召回死去的人的影片。伯格曼在这部影片中,借用了小说中意识流手法和技巧,摆脱了传统的剧情结构模式的束缚,打破了正常的时间顺序和叙述逻辑,把现实、回忆、梦幻、想象、体验、意念交织在一起,通过生动的银幕形象,真实地揭示了一个孤独、冷漠的老教授的内心。因此,《野草莓》所着重表现的,与其说是老教授的一生,还不如说是他对人生的探索。这就形成这部影片非常复杂的结构。
在现实层面上,剧情是横向发展的。老教授驱车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隆德,去接受那儿的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这一路上,便成为他人生旅途的象征。途中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先是两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他们的三角恋爱使老教授想起过去的爱情生活;后来是一对争吵不休的夫妇;在加油站,又遇见了另一对夫妇,他们动情地回忆起他过去的事。老教授还一路重访了过去熟悉的各个地方。这些人、这些事和这些地方,重又勾起他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眷恋。这样,故事便在某些关键时刻暂时停顿下来,而进入老教授的内心世界,结构变为纵向展开,描述他整个的一生。最后,他参加接受荣誉学位的盛典后回到家中,试图改变同家人和周围其他人的关系。影片以他的一个温暖的美梦结束,与开始时的恶梦遥相呼应,形成鲜明的对比。
英格玛·伯格曼不仅自己以电影的形式去探索、阐释、思考人与生命、残疾、宗教、老年、妇女等各种富有哲学意义的理性问题,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将整个瑞典电影引上了一条被欧洲影评界称为“灵魂的电影”的创作道路。作为现代电影的创作者,伯格曼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导演艺术家之一,称他为世界现代电影的“一代天骄”。
『玖』 电影野草莓剧情
本片是一位年迈的斯德哥尔摩医学教授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剧情发生在他去50年前毕业的母校接受荣誉学位的途中,通过多段闪回画面表现出种种幻想和回忆。他跟儿媳妇同车,而此时儿媳已因为丈夫不愿要小孩而决定离开他。途中,他们在教授小时候生长的故居逗留,仿佛回到青少年时代,见到了心仪的女孩摘草莓送给失聪的爷爷。他被同一个女演员扮演的女孩叫醒,她想要带上两个男孩搭顺风车,后又因差点发生车祸,只好带上对方车里的一对夫妻,不料他们话不投机而被赶下车。中途,众人下车用餐,并讨论上帝是否存在。之后车子又来到教授95岁的母亲家,老人家抱怨太冷。在一段幻想戏中,教授进入一幢旧宅,他必须证明自己得奖当之无愧,但他并没成功。在真实世界中,教授拿到荣誉学位后回家,平静地接受了曾经跟他发生矛盾的人和事。
他们抵达伦多城后,尽管颁奖的场面隆重无比,但伊萨克的脚步却十分沉重。当天晚上,他做了一场童年时的梦。那仍然年轻而感情弥笃的父母,那美丽平和的大自然,使得睡梦中的老人脸上浮出一丝笑容。透过回忆、幻觉或梦境,将不断出现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脑海里的孤独,描写得非常冷酷而彻底,是一部很成功的影片,也是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代表作,曾获得柏林电影节的国际电影奖。七十九岁的医生伊萨克·伯雷在献身医学界几十年之后,终于获得人们所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于是开车前往多伦多,随行的还有他的家人。途中,当伊萨克从媳妇口中得知儿子竟恨自已自私的时候,他有所振动,坐在路边草坪上开始忘我地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堂妹莎拉。由幻想清醒过来的伊萨克,望着站立在他面前的与莎拉长得十分相像的少女与两名青年,他们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伊萨克感悟并埋怨自已为了学问,将爱情等闲视之,时光水逝,美丽的青春和爱情一去不返……他们抵达伦多城后,尽管颁奖的场面隆重无比,但伊萨克的脚步却十分沉重。当天晚上,他做了一场童年时的梦。那仍然年轻而感情弥笃的父母,那美丽平和的大自然,使得睡梦中的老人脸上浮出一丝笑容。故事发生在现在时态的大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中,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他儿媳玛丽安的陪伴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重访了故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使老教授进入对家庭往事和过去情人沙拉的回忆。而在现实中他也遇到了一个长相与死去的沙拉相似的女孩。对往事的回忆和在噩梦的刺激下老教授开始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七十九岁的医生伊萨克.伯雷在献身医学界几十年之久后终于获得人们所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于是开车前往多伦多。随行的还有他的家人。途中,当伊萨克从媳妇口中得知儿子竟恨自已自私的时候,他有所振动,坐在路边草坪上开始忘我地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堂妹莎拉。由幻想清醒过来的伊萨克,望着站立在他面前的与莎拉长得十分相像的少女与两名青年,他们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伊萨克感悟并埋怨自已为了学问,将爱情等闲视之,时光水逝,美丽的青春和爱情一去不返……
他们抵达伦多城后,尽管颁奖的场面隆重无比,但伊萨克的脚步却十分沉重。当天晚上,他做了一场童年时的梦。那仍然年轻而感情弥笃的父母,那美丽平和的大自然,使得睡梦中的老人脸上浮出一丝笑容。透过回忆、幻觉或梦境,将不断出现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脑海里的孤独,描写得非常冷酷而又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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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莓》是由英格玛·伯格曼执导,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毕比·安德森主演的情感电影,于1957年12月26日在瑞典上映。该片讲述了年迈的医学教授伊萨克在去母校接受荣誉学位的途中,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沉重往事,开启了一段心灵救赎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