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写实主义电影的历史演变

Ⅰ 写实主义电影的写实主义电影的起源

欧洲的发明家们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挑战爱迪生，是因为爱迪生没有在欧洲注册摄影机和活动视镜的专利。他在美国注册专利时，专利局的官员问他是否愿意多交150美元，把专利权扩展到法国和英国，他断然拒绝，认为不值。等到他发现电影可以带来巨额利润，法国和英国的发明家成为他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时，已经太晚了。
我们得感谢爱迪生犯了这个商业错误，否则以他对电影前景的短视，电影这个新生儿的成长将大受阻碍。以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的欧洲发明家们，对爱迪生的机器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是把以电力驱动、笨重不堪的爱迪生摄影机改造成了手摇的便携式摄影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拍摄；二是抛弃了活动视镜，代之以放映机，卢米埃尔摄影机就同时可以当做放映机使用。大银幕放映的魅力远远超过了小家碧玉式的活动视镜，爱迪生机器提供的只是新鲜感，卢米埃尔的发明引起的却是震撼，连爱迪生也给震了，也转而研究放映机。但是这时候狄克逊已跟爱迪生闹翻了，跳槽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爱迪生找不到人来干这事了。碰巧，有一个发明家发明了一台放映机，要买爱迪生的名声推销。爱迪生求之不得，给这台放映机贴上了“爱迪生”标签，于1896年4月23日在纽约一家音乐厅首次展出。这次放映的电影中，包括一部从英国进口的海滨风景。当海浪迎面冲打过来时，前排的观众都吓得跳了起来。而类似的情景，早在半年前就在巴黎的大咖啡馆里发生过了。
这台所谓爱迪生放映机的质量比不上卢米埃尔的电影机，爱迪生公司出品的电影也无法与卢米埃尔公司的电影相比。爱迪生摄影机只适于固定在室内拍摄，也就只能拍一些室内表演。最初只是拍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他们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弗雷德·奥特打喷嚏》，就只是爱迪生公司里的一名工人表演打喷嚏的特写，此外还有跑啊、跳啊、打啊，诸如此类。以后又请了戏剧演员到摄影机前做短暂的表演。在爱迪生眼中，摄影机就像是剧场中一名坐在最好座位上的观众，这些演员的表演也跟在舞台上一样的刻意、做作。一开始大家对电影还觉得很新鲜，不管放的是什么内容，只要能动，就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但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观众们对电影内容的要求也变得苛刻了，这类几十秒钟的“动作片”很快就失去了魅力。相反的，卢米埃尔兄弟及其手下，却带着摄影机上山下乡、漂洋过海，去捕捉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时事新闻和日常生活，即使是有意安排的表演，也强调自然、平实，以假乱真。
清新、生动的卢米埃尔电影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如果观众看到的是异国情调，他们觉得新奇；如果看到的是家乡景象，他们觉得亲切，这种重现自然、生活的魅力，是不会过时的。卢米埃尔兄弟同时也派出人马四处推销他们的电影，在首次公映之后的一年之内，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已遍布世界各地。卢米埃尔电影正式登陆美国，是在爱迪生放映机展出之后的两个月。1896年6月29日纽约的首映式，在观众们狂热的“卢米埃尔兄弟，卢米埃尔兄弟！”的欢呼声中结束。

Ⅱ 电影中的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

从表现手法来看。写实主义主要是手法，重点在其再现情景的真实性，比如纪录片类。 现实主义，是指作品主要想表达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种理念，手法可以写实，也可以采用魔幻场景。
《北方的纳努克》是记录片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记录片，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是美国记录片大师弗拉哈迪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北方的纳努克》1920年开始拍摄，1921年冬季进行公映，全片主要反映了生活在加拿大北部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状况。弗拉哈迪选取了一位优秀的猎手纳努克一家作为影片的主要人物，集中笔墨描写了纳努克一家与艰难的生活环境和谐相处的故事。在片中，弗拉哈迪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记录片拍摄手法，即与拍摄对象进行全面合作来完成全片，再加上长达16个月的艰辛拍摄，使得整部影片绝非浅尝辄止，而是以深入透彻的视角全方位地揭示了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状态。
《北方的纳努克》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弗拉哈迪对全片注入了人文关怀和个人情感与信仰。弗拉哈迪十分欣赏爱斯基摩人质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搏斗但仍自得其乐的精神，并且弗拉哈迪还把自己的这种崇敬的心情溶在一系列极幽默的电影细节中来体现，这也确立了记录电影叙事的基本原理，为后来的记录电影树立了楷模。
《北方的纳努克》使用了把影片分为几个段落的结构方式，在中间运用措辞巧妙、用字简洁的字幕来连缀情节发展，并很别致地在段落中安排了几个兴奋点和情绪点，使观众可以在轻松愉悦的心态下观赏全片。因为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有声电影，所以影片的解说词是用穿插在影片段落之间的字幕来供观众阅读的。解说字幕是手写的，弗拉哈迪用胶片拍摄下来，在亚北极天寒地冻的条件下，提取当地海水进行冲印，和影片其它画面就地剪辑而成。
《北方的纳努克》采用了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长镜头是这部影片贯穿写实主义的重要手段，而长镜头的运用也是记录片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突出特征之一。影片中表现纳努克在冰上凿洞、下渔线等待、捕拉的段落中是用一个长镜头一气呵成拍摄的。在这些场面里，含有各种叙事信息的事实被摄影机连续不断地完整记录并表现在一段等值的时间过程里。对于长镜头的运用贯穿在影片之中，许多展示人物以及人与猎物关系的段落都将主体和客体置于同一个画面中，保持了空间的完整和真实感，而没有割裂的虚假感。
弗拉哈迪在运用长镜头真实再现纳努克一家的生活情景时，还很注意捕捉富有情趣的细节。如对纳努克一家人第一次听唱片的情景的描述；母亲与四个月的女儿听留声机时的惊讶与欣喜；女儿们吃糕点时的快乐；母亲与女儿嬉戏时的天伦之情的流露；纳努克教儿子射箭时父子情深；还有捕捉到的关注儿子与狐狸嬉戏时纳努克的细微表情等等。
弗拉哈迪把悬念和戏剧性引入记录片，使影片具有观赏性。如冰上捕鲸一段，纳努克在捕鲸时的期待、焦急与祈望和最后成功的喜悦和观众的期待是同步的，被此细节牢牢吸引的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影片结尾时一家人在风雪之中赶路的场面，几条一直与他们相随的狗最后冻死在黑夜的风雪中的场面也都充满了紧张的戏剧性。而平行蒙太奇的运用更加强和提升了影片的戏剧性和张力。纳努克建造房子一场戏就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在呈现父亲建房子时，同时表现孩子们在户外雪地上的嬉戏以及母亲、女儿辅助父亲在一旁补墙缝的生活即景。
为了还原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为了达到真实，弗拉哈迪采用了搬演的方法。影片中捕鲸的场面和纳努克一家人睡觉的场面，如果不采用搬演的方法根本无法完成。
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开创、引领的这些创作方法至今还被记录片工作者所采用，由此也更可见该片的经典性、划时代性和恒久性。
《北方的纳努克》公映后大获成功，受到几乎所有评论家的交口称赞，立刻风靡世界。《纽约时报》评价说：“与这部影片相比，普通的故事片，即所谓的戏剧性的影片则像印在赛璐珞上的东西一样，显得浅薄而空洞。”还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影片“即使从纯娱乐的角度来看，除极个别的故事片外，比其它的故事片都饶有风趣，感人至深”。作为世界记录片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后来历史上的历次著名影片评选活动中，《北方的纳努克》均榜上有名，名列前茅。

Ⅲ 请问新写实主义电影有什么样的艺术特征啊还有其产生语境和发展轨迹之类的情况。

80年代中国文学非常发达与活跃，借鉴了西方各种思潮和流派，新写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为新写实主义电影的拍摄奠定了文学性基础。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特征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是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主义电影导演自觉地以平民叙事手法，真实地再现当代社会变革中普通百姓的艰难与痛苦，记录了时代阵痛中平民阶层的各色性格与各色形象。当代导演们对苦难意识与文化意识的自觉，反映出他们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悲悯天下的人文情怀。正式这种以中国式的“新写实主义”的镜头去蕴涵时代与历史的悲情，使中国当代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获得了独立的一隅。新写实主义电影得益于开端于80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思潮，1987年,在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派实验小说和文化寻根派小说鼎立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小说倾向。 它对应于这个时期后期以后中国社会大写的“人”的解体，文学的终极理想消失，政治认清降温，个体生存艰难等等复杂的现实，以及1987年以后先锋小说遭冷遇的艺术现状，是对小说和现实的双重反应。总体上，它仍然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实主义各流派的艺术长处。学习实验小说,追踪现代意识,重视从哲学和人类学角度切入,升华纪实画面的蕴意。作为一种创作现象,新写实主义有别于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作品的艺术风貌。新写实主义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淡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写生活的“原生态”,竭力隐蔽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思想倾向。从艺术态度上看，它是新潮技术和写实手法的互相妥协，其文本特征有人概括为五个方面：粗糙朴素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存状态的统一；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事情感，隐匿式缺席式的叙述；不具有理想话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状态；后者揭示生活的多样化特征，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生活。

Ⅳ 写实主义电影的介绍

写实主义电影（realism）是一种特定的审美风格。它力求严格地、真实地、客观地、不加任何修饰地再现现实世界。

Ⅳ 写实主义电影的基本特征

其基本特征是反叛传统的历史题材、神话与宗教主题以及所谓的英雄史诗，而将注意点放在现实的、非理想化的普通生活上。
与表现传统意义上的美或者理想化的形象相对立。
其中，讲故事的手法很重要，它胜在让人感同身受。
这一类型的电影极力造成是未被操纵、完全客观反映真实世界的假想。艺术家很少干预素材，而更愿意让素材自己说话。
风格平实，作者将自己的意图隐藏于作品之中。
电影拍摄上摄影机运用相对保守，长镜头是常用手法。
往往粗糙质朴，不加修饰，以体现原发和直接的特点。

Ⅵ 写实主义电影理论

二战以前，形式主义倾向的电影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它强调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要点在于电影与现实的差异；四十年代后以巴赞和克拉考尔为代表的、强调电影与现实同一性的“完整电影”观念登上历史舞台，使写实主义成为经典电影理论时期的核心之一。
一般认为，世界电影理论史的第一个里程碑是蒙太奇学派，第二个里程碑是写实主义理论，第三个里程碑是麦茨为代表的电影符号学。

一、写实主义电影的兴起

罗西里尼：新现实主义就是生活本身。柴伐梯尼：新现实主义的影片要从素材本身产生结构。
新现实主义深受现象学的影响，后者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口号，认为现象与本质并不是分开的，现象就是事物本身。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强调认知对象的整体性、多面性和暧昧性，强调对世界进行观察和描述而不是分析和解释。这些都可在写实主义电影理论主张中一一找到对应。

二、巴赞

巴赞没有系统的电影理论著作，但他为数众多的电影评论中却贯穿着他的电影观念。他的理论是“从电影现实中生长出来的”，与创作实践保持着良好的弹性和互动关系，又进一步影响了电影史的发展，“这是学院派的理论所很难企及的。”（陈晓云老湿对巴赞评价极高啊。。。）
巴赞电影理论的核心：摄影影像的本体论，电影的心理学起源，电影语言的演进。
在≪“完整电影”的神话≫中，巴赞颠覆了乔治•萨杜尔关于电影起源的思路，认为发明者的预想是第一性的，技术发明则是第二性的。
巴赞称景深镜头为“电影语言发展史上具有辩证意义的一大进步”，但他并不排斥蒙太奇，只是把蒙太奇贬为一种次要的电影手段。
巴赞的理论给予观众足够的尊重，让他们自由选择对事物和事件的解释，这对法国新浪潮影响深远。特吕弗说：“没有正确的画面，正确的只有画面。”戈达尔说：“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现实是一部没有拍完到电影。”
巴赞的电影写实主义事实上包含了三个方面：表现对象的真实，时间空间的真实，叙事结构的真实。

三、克拉考尔

与巴赞不同，克拉考尔是一位演绎性的理论家，重视理论体系的完整和严密，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严密封闭的理论体系观照电影事实，对创作影响较小，其影响基本上局限于理论领域。由于其主要电影理论著作是移居美国后用英语出版，所以长期以来影响力局限于北美。
克拉考尔认为电影因其群众性所以比其他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映射其无意识和幻想，所以他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一书中通过对上世纪20～30年代德国电影的选择性分析考察了1918～1933年的德国历史和德国民族心态。
克拉考尔在研究中综合使用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把电影美学、民族心理状态和社会政治关联起来，开辟了崭新的理论天地。
≪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一书中“复原”二字包含双重含义：一是“神学的表述”（克服和超越异化的“救赎”）或道德表述，二是美学表述。
克拉考尔的部分没有彻底看明白，他关于电影与现实的近亲性的问题，还有待将来回过头来进一步理解。接下来到电影符号学了，个人感觉最抽象、最难懂的部分

Ⅶ 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历史回顾

台湾电影金马奖（Golden Horse Award）创办于 1962 年，是台湾地区举办的电影奖项，为了促进台湾地区电影制作事业和表扬对华语电影文化有杰出贡献的电影人而设立。金马奖每年举办一届，其不仅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奖项，也有「华语电影界奥斯卡金像奖」的美誉，为华语电影业界最具影响力的奖项，同时与「金钟奖」和「金曲奖」并称为台湾三大娱乐奖，合称为「三金」。

金马奖在华语圈中历史最为悠久，并且评选条件中不设地域限制、评选对象面向所有华语电影和华语影人的奖项。金马奖是台湾为促进华语片制作事业，对优良华语片以及优秀电影工作者所提供的一项竞赛奖励，奖励了许多优良华语影片及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成为华语影片制作事业最崇高的荣誉指标，对华人电影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和鼓励。金马奖至今已举办五十四届，参赛作者主要是华语发音或华人制作的影片。

Ⅷ 台湾的历史影片

日治时期

日治时代台湾自制日语电影《莎勇之钟》，李香兰主演第一部在台湾拍摄的电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丰治郎率领日本摄影师等一行人在全台湾北、中、南一百多处地点取镜的《台湾实况绍介》。电影内容涵盖城市建设、电力、农业、工业、矿业、铁路、教育、风景、民俗、征讨原住民等题材[16]。第一部台湾人制作的剧情片《谁之过》于1925年由刘喜阳、李松峰等人组成的台湾映画研究会制作。不过即使剧情片，仍有相当多的影片。具有政治宣传的作用[17]。

1908年，高松丰治郎于台湾定居，开始在台湾北、中、南七大都会建戏院放映电影，并与日本及欧美的电影公司签约，建立制度化的电影发行放映制度。1924年后，台北的放映业者由日本请来一流的辩士（电影说明者），电影放映业愈加蓬勃起来。1935年10月，日本领台40年举行台湾博览会，以及隔年台北与福冈间开辟航空通运，这两件事推化造就了日治时期台湾电影放映业的鼎盛时期[17]

民国时期

台语电影兴起
主条目：台语电影

台语电影《旧情绵绵》，洪一峰主演。1955年，麦寮拱乐社歌仔戏团团主陈澄三与何基明导演合作，拍摄该团的拿手戏《薛平贵与王宝钏》，成为二战后第一部台语片，一直到1981年最后一部台语片《陈三五娘》为止，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台语电影时代。根据统计，台语片的总产量将近两千部，产量最多时一年高达120部作品问世。《薛平贵与王宝钏》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大轰动，皆创下当时票房纪录，[18]，引来一窝风的台语歌仔戏跟拍风。

健康写实电影
1960年代，台海情势逐渐稳定，中央电影公司提出健康写实的制作路线，兼顾欧美写实主义电影下，聘请李行拍摄《蚵女》与《养鸭人家》两片。两片均颇叫好叫座。[16]。

60年代末期，知名导演李翰祥来台发展，并香港电影技术带进台湾。此阶段所拍电影类型除了初期的黄梅调，尚有历史宫闱片《如西施》及文艺片，其中以琼瑶原著为蓝图者占了8部。

胡金铨与新武侠片
1960年代，香港卲氏公司开始制作新派的武侠片，其中的两位主要导演胡金铨与张彻后来都来台湾发展。胡金铨于1967年为联邦公司编导武侠片《龙门客栈》缔造了绝佳的票房纪录[19]，从此武侠、功夫、武打类型的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之一，直到80年代才没落。胡金铨的电影发挥中国京剧的特色，结合弹簧床与吊钢丝的特技，运用蒙太奇电影手法，使得武打动作快速俐落，动静收放形成视觉韵律。

功夫片兴起
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门》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热潮，而台湾武侠主流自此就转化为功夫片、武打片继续在台湾流行。接著张彻在卲氏公司幕后支持下，于1974年率奇子弟兵姜大卫、狄龙等来台成立的长弓公司，也让功夫武打片，成为当时台湾电影的要角。

爱国政宣电影
197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了一段台湾电影的爱国政宣片时期，如《英烈千秋》、《大摩天岭》、《战地英豪》、《女兵日记》、《八百壮士》、《梅花》、《笕桥英烈传》、《望春风》、《香火》、《黄埔军魂》、《成功岭上》、《源》、《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辛亥双十》、《血战大二胆》等。

除此，叫特殊的片种则有如《汪洋中的一条船》的自我勉励写实片及如《一个女工的故事》的文艺片。

学生电影类型
之后，李行、宋存寿、屠忠训等导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鸟之爱》、《欢颜》等清新的小品。之后，导演林清介则在《一个问题学生》卖座后，连续拍摄相同类型，以学生生活为主题的学生电影，这些类型电影包括《学生之爱》、《同班同学》、《男女合班》、《台北甜心》、《毕业班》等。而这波电影尚有《拒绝联考的小子》、《年轻人的心声》、《不妥协的一代》。此阶段学生电影成为台湾新浪潮电影出现以前的重要台湾电影类型。这些低成本独立制作方式，也让新导演有了拍片的机会。事实上，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也在此阶段接拍了《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等两部片子。

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兴起与没落
台湾电影“现代主义”化，可说是始于三支短片合而为一的黄春明原著改编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片中另有《苹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顶帽子》）。除了部分禁演引发的《台湾电影宣言风波》外，中影公司大胆启用新人拍摄乡土文学作品，也是确立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主因。事实上，于《儿子的大玩偶》之前，中影已先启用杨德昌、柯一正、张毅、陶德辰拍摄了《光阴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与《小毕的故事》。这些电影也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更因票房卖座，让台湾新电影成为主流[16]。

《儿子的大玩偶》制作完成后，突破当时台湾政治与电影保守势力的抵制，于舆论、口碑与市场的支持下，为往后台湾电影的创作自由创造一片天空。其后，包括侯孝贤、杨德昌、张毅、万仁、柯一正、陈坤厚、曾壮祥、李佑宁、王童等也确定了以导演为主；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意识前进的台湾新电影。

一般来说，此波新浪潮电影中较重要的作品计有《风柜来的人》、《海滩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青梅竹马》、《杀夫》、《恐怖份子》、《恋恋风尘》、《桂花巷》。

该新电影绝大多数是由台湾政府所属的中影所投资拍摄，主要的推动者为中影主事者明骥与中高阶层的小野和吴念真。此三人，可说是促成台湾新电影的主要功臣，也对当时低迷的台湾电影产生重大影响[16]。

在此影响下，台湾业内原本拍摄商业电影的导演见状，也将此潮流引进商业电影境地，此种以乡土小说为类型的商业电影，计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室男》、《嫁妆一牛车》、《孤恋花》、《孽子》等。不过因为产量毕竟有限，1980年代台湾电影仍以如许不了主角的喜剧，与其他如著赌博片、犯罪片的商业电影。

另一方面，因为香港电影的成功，让台湾舆论上也开始出现对台湾新电影的批判声音。以艺术电影为主轴的台湾新电影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逐渐壁垒分明，此因素，让集体的台湾新潮流电影方朝终于1980年代末期结束[16]。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为失利。不过，相对的，此艺术电影，却同时间大受国际影展与各国艺术电影市场上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