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推手觀後感精選4篇

A. 推手的影評 英文的 急求！！

Pushing Hands is Ang Lee's first film after graation, and the first episode of his "Triad of Father." In spite of its status as an early work, it manifests subtlety, elegance and articulation in narration style constantly seen in his latter works. Everyone, whether seen this film or not, can tell that it's about the bondage and gap of affection,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in family, but it's more than that. It also tells about culture, not only the apparent differentiation, but the shift within a man's life, the time and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f you underst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it is delicately overwhelming. If not, it's still amiable and a bit exotic. Pushing Hands is so worth viewing and contemplating again and again.

B. 從跨文化交際角度分析電影推手

該片以中西文化差異和兩代人的代溝作為基本矛盾沖突展開敘述，富有戲劇性的情節給觀眾提供了很多的思考空間。其戲劇性的情節反映了中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模式和價值觀。導演通過電影這一藝術表現形式讓觀眾直接地感受到東西方文化在傳播過程中的摩擦和困境。

由於李安獨特的個人經驗和中西視角，該片中的父子關系被細膩地刻畫出來，導演借曉生這一人物形象，表露出自己在面對「傳統父親」的家庭角色和權利意識時的焦慮與壓力。但最終導演為父權選擇了一個尊嚴的下台方式。通過父子關系的鏡頭語言和行為描寫，該片也闡述了在西方語境下，中國式父親的尷尬。

(2)電影推手觀後感精選4篇擴展閱讀

《推手》由李安執導，郎雄、王萊主演的劇情片，於1991年12月7日在中國台灣上映。該片講述了朱老退休後被兒子接到美國生活，由於他語言不通、生活習慣與孩子們不同，而引發家庭矛盾的故事。

李安（Ang Lee），1954年10月23日出生於台灣省屏東縣潮州鎮，電影導演、編劇、製片人，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紐約大學。1990年，執導了個人首部電影《推手》，該片獲得了第28屆台灣電影金馬獎評審團特別獎。

C. 急求關於電影稻草人和推手的影評 謝謝

《稻草人》：荒誕的歷史和歷史的荒誕

看過一部好的電影（起碼合自己的口味），會讓自己興奮好久，躲避在心中積壓著的陰翳和不快也會迅速消散不見。幾天前一個晚上的夢弄得白天的我昏昏脹脹的，血雨腥風的季節，我如流浪於城市中的單身漢，在傳單與殺戮中穿行，生命脆如薄紙，莫名的恐懼擴散整個無緒的夜晚。我好像經歷了槍林彈雨和世事滄桑的老人，花費寶貴的青春去回味曾經遺忘或記得的過往，但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夢映現。記得早晨驚醒，唯一的念頭就是「祝願世界永遠和平」，彷彿下意識地被人放置到「遙遠」的戰爭年代或許是現在的我突然碰到了充滿戰爭的歷史，對於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我來說，這也許應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有關於戰爭的想像都來源於文字書寫的歷史書和相應的戰爭題材的電影，戰爭如同安靜的歷史名詞舒心地躺在從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利益者們編寫的回憶錄中或者二維的屏幕裡面，生活於相對和平的季節里的我有時候甚至會「天真」地渴盼戰爭的到來，這種青春期中蘊涵著的類似英雄主義的理想與沖動曾多次鼓動我做著在打仗中發泄和充當英雄的夢，可是在真正的戰爭夢中，那個我卻為之顫栗，邊扭頭邊奔跑的形狀成為夢醒之後被現實的我嘲笑的委瑣和狼狽，好像並沒有遇到危險和死亡，但整個氛圍讓我產生了生命的畏懼而不是英雄式的凜然（「刀架到脖子上」的借口成為現代人保存生命苟活下去的理由）。這樣季節的一個奇怪的夢，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它究竟預示著什麼，或許它根本就沒有什麼含義，可是我不想用「無意義也是一種意義」的狡辯迎合思考的懶惰。幸運地是從昨天看的電影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也許僅僅是說服自己的一種解釋或理解的方式和可能。

王童，一名我們不是很熟悉的台灣導演，在看過他的《稻草人》之後，我似乎覺得他或許是台灣導演史中被缺席或忽略的導演（不過，這也沒關系，對於熟悉各種歷史的人來說，被同時代的人所「遺漏」的很可能成為後世的大師，而後世的人也極其願意「挖掘」這樣的大師來彌補當下的學術空白或藉此說明前人的麻木），至於名次排列上的事情，非我輩所能言語和拍板，按照詩人臧棣的說法，這樣的事情應該交給歷史來做（似乎歷史就天然地成了公平的上帝，是上帝真的如此還是我們束手無策之後的暫時擱置呢），我在此就不饒舌了。《稻草人》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它輕易地把嚴肅的戰爭時代用非常荒誕的筆法呈現出來，固然沒有了沉重或者直接表面的深刻，但在戲噱裡面卻無不張顯著慘烈和可悲。與其說它告訴（傳達）了我們一個荒誕的歷史圖景，不如說它呈現了歷史的一種荒誕。

可愛的稻草人開門見山，向我們講述它所知道的事情，因為它相信或在它的草包腦袋看來，周圍的人和它一樣，「穿同樣的衣服，做同樣的夢，等待同樣的明天」。聰明的導演把攝影機藏在永遠不會說謊的稻草人後面（連話都不會說，當然也不會說謊了），神采飛揚的故事和故事誕生的時代被輕易地用恰似真實的口氣和誇張的鏡頭呈現出來，而稻草人恰恰成了敘述「荒誕」的合法人。

阿發和闊嘴由於母親用牛糞辛勤地滋潤不得不患上色盲成為准健康的殘疾人，從而幸運地逃脫為天皇打仗的神聖責任，幸福地得以生活在鄉下。閉塞的環境在日本人的治理下顯得井井有條，沒有日本人的屠殺因為沒有游擊隊反抗或者說沒有先覺的人領導人民打日本鬼子，除了渾身「長著長毛而且生殖器很大」（日本教官向村裡的婦女描述妖魔化的美國鬼子）的美國人的飛機偶爾光顧這里給他們送來可以換來海魚的定時炸彈之外也沒有血腥的槍炮，當然更不會出現什麼犧牲除了被征去上南洋打仗的陣亡者。導演把日常的生活全部配合上輕松愉快地音樂以渲染敘事的情緒和節奏，搞笑的場面令觀眾暫時麻痹於這些發生在殘酷戰爭時期的平靜生活。從影片在輕昂的日本軍歌伴奏下當地人從日本軍人手中庄嚴地交還幾個戰死士兵骨灰盒的儀式開始，帶有滑稽的表演和音樂基本上始終伴隨整部影片。顯然相對沉重的題材被導演用極為荒誕的手法或視角表現出來，苦難與悲慘的眼淚被無意識的微笑替代，除了貧困的辛酸人們似乎找不到通常電影和歷史書中所敘述的戰爭的影子，沒有反抗和沖突，更不要說敵我矛盾和斗爭了。可是它所指涉的戰爭的慘烈卻似乎沒有因為外在的荒誕形式而絲毫減弱，每一個畫面背後無不烙上戰爭或被佔領的影子。

阿發和闊嘴的妹妹水仙是村裡最漂亮的姑娘，她的男人在新婚第二天就應征入伍了，嶄新的新娘服好像還沒從身上脫下來，丈夫就被炸死了，可憐的水仙成了瘋癲的寡婦，身上依然穿著結婚時的紅衣服。在綠色田野中飛舞的紅衣袖，如同死亡的幽靈一樣不時地出現在美麗的畫面上，成為一個戰爭受害者的象徵符號。有意思的是，阿發和闊嘴在地里揀到的美國飛機扔的定時炸彈卻被愚蠢地放在了水仙的房間里，一個瘋女人與一個和炸死她男人一樣威力的炸彈睡在一起，這樣無意識嬉鬧（胡鬧）的情景裡面分明是虛構出的巧合為了來營造強烈的悲劇。水仙的存在如同搖曳在昏夜中不熄的虛燈對於整部電影一直是一個不安而恐怖的因素，導演沒有利用她的瘋癲來創造喜劇效果，顯然她成為一個認真存在的指稱物。我清醒地記得她唯一沒有大吼大叫地出現在片子里的鏡頭就是黑夜裡在他家抓住一個偷吃糧食的逃兵，他說自己剛結婚就被抓走了，並不是他不願意為天皇效力，他用沙啞的聲音演唱在軍部學會的日本軍歌來證明對天皇的忠誠，而是實在舍不下已經懷孕的妻子，善良的阿發一家拿出本來已經拮據的食物給他吃，昏暗的環境里水仙死死地盯著渾身贓兮兮的逃兵，雙手驚恐地合在一起，不知道是什麼力量讓她對於這樣一個熱鬧的場面保持了一刻的安寧，也許逃兵的衣服讓她想起了新婚的丈夫，我覺得這是整個影片唯一正面流露出的悲慘的鏡頭。

片子中讓我尤為感到親切和安慰的是反襯出的中國農民身上的天真質朴與純潔的善良，這也許是任何文化都無法改變和變更的通過幾千年農業文化所培育出的和大地一樣實朴的性情。阿發的老闆（不知道這里的老闆是不是僅僅代表對城裡人的稱呼）也是親戚（老闆的妻子和阿發的妻子是姐妹），為了躲避戰亂從城裡跑到阿發家裡來住，本來已經窮的難以溫飽的阿發一家卻用最好的飯菜（特意賣了一條魚）來招待客人，熱情地安排老闆一家在家裡住下，那份質朴的溫情依然保留如今大陸的農村習俗中，而從城裡來的老闆卻在沒有和阿發兄弟商量的情況下就把他們的地賣給了糖廠（或許地是老闆的，可是這些地卻是阿發兄弟一家的命根子）。當老闆把賣地的事情告訴正在田間耕種的阿發與闊嘴時，導演用了一個中遠鏡頭，三個人被放在同一個鏡框里，左邊老闆平和地站在地埂上，右邊的兩兄弟垂著頭立在地里，遠處是霧蒙蒙的大山，天也很昏暗，整個畫面壓抑的很，是片子里少有的灰暗的色調，彷彿戰爭的壓力都沒有給他們帶來過多的恐懼，而剝奪他們的土地卻如同斷了他們的命根。

從片子里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虛構，農民像往常一樣進行著基本的生活，似乎不管有誰來統治，地總要種，飯總要吃，打仗也必定要來捉壯丁，不管替國民黨打日本人，還是替日本人進行大東亞戰爭，對於閉塞安詳的農民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打仗的名譽不一樣，一個可能帶上民族存亡的耀眼的英雄，一個可能為了天皇效忠，同樣的光榮獎章農民是分不出它們非此即彼的區別的，或許正如阿發所說，打仗回來換來的獎旗連做一個內褲都不夠。這不是說明他們沒有覺悟或不高尚，而是在生存與虛幻的榮譽面前，也許內褲比獎旗更實在（盡管內褲在某種程度上也關涉榮譽與文明，估計我們的老祖宗是不穿內褲的，現在穿上似乎也是文明擴張與全球化的結果吧）。日本人動員農民打美國和進行大東亞戰爭，是打著天皇的旗號，和我們起來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似乎不是同一性質的概念，但同樣激昂振奮的宣傳，卻不自覺地喚起人們為什麼什麼而就怎樣的激情與亢奮。它們的效果是一樣的，無非把更多的人納入到戰爭的游戲裡面，使每一方都以充滿正義的勇氣來殲滅所謂的另一方的「敵人」，渺小的士兵或者被徵兵的農民不過是根據地域（受誰統治和管理，當然地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與民族是暗合的）來不自覺或不受支配地劃分到不同的戰爭序列中，他們的犧牲和田裡的麻雀一樣隨意平常。如果我們採用正義與法西斯相對立的視角判斷，台灣人民被日本徵兵進行東亞戰爭顯然是助紂為孽的行為，可是正義與非正義對於一個個參軍的人民來說又有什麼區別呢？所造成的悲傷後果似乎無法用鮮明的價值判斷來衡量，在我看來，無論戰爭中的正義與非正義對於人類來說都是一種罪惡。盡管有時候「以惡報惡」的方式成為正義事業的合法化，但報復與其說是「懲罰」不如說是對罪惡者的「模仿」。

對於生存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台灣來說，似乎其地理位置的尷尬和曖昧造成了雙方對峙的跳板或犧牲品，在兩者的爭奪當中，成為利用的砝碼和改造的對象。其實，從片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明的滲透力。在台灣被日本佔領的相對穩定的五十年裡，日化的教育和文化的浸染，使台灣幾乎成為一個准日本化的地區。在影片中，當地的「大人」（管理村民的長官）是日本人，孩子從小受的教育也是用日語進行的，甚至出現了孩子改日本名字的事情。在一次老師的訓教中，我們看到了教員讓一個孩子用放大鏡對准太陽然後把白紙點燃，從而闡發天皇如太陽一樣無時不刻地照耀著我們，而我們只有像放大鏡一樣團結起來，才能發揮更大的能量。如此誘人的國民教育，無非是為極權時代的統治打好基本的精神堡壘，而人民在這種汁液的培養中不自覺地就被形塑成可以打著光榮的旗號輕易利用的質料。這樣的方式在任何極權的社會文化中都能找到，只是日本在形塑「大和民族」時借用了強有力的不會輕易就被推翻的「天皇」，而不是現實的領袖或虛幻的天堂，事實證明天皇要比希特勒比斯大林更有歷史的魅力。

片子最後一個荒誕的故事就是阿發兄弟在大人的帶領下去鎮上的治安所送在地里揀到的定時炸彈的事情。導演當然不會讓炸彈在路上爆炸產生悲慘的結局，而是非常聰明地讓他們在治安所長官的逼迫下把炸彈仍到海里然後爆炸，固然他們沒有領到任何獎品，卻意外地得到了許多炸死的死魚（浮在水面上的魚誇張地多，就像《濃情巧克力》裡面使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眼淚曬干變成鹽的故事一樣浪漫），他們同樣滿載而歸。伴著他們一家人在昏黃的燈光下幸福地吃魚的情景，阿發的母親發出了良好的期盼「如果美國人能三兩天就轟炸一次就好了，那麼我們天天都有魚吃了」，映現的燈光逐漸變小變小，消失在黑暗裡，片子結束。

《稻草人》曾經被姜文大加贊賞，據說在他的新片《鬼子來了》裡面有好多借鑒《稻草人》的地方。我想王童的獨特之處在於用這樣一種不是很嚴肅很沉痛的方式來對待可以很煽情地觸動民族情緒的戰爭題材電影的姿態和視角，也就是說使用了另外一種講述戰爭的故事的方式。我們發現它的戲噱和荒誕的處理絲毫沒有掩蓋指涉和批判的力量，甚至比直接呈現帶來更多鮮活的東西。盡管它不是歷史的真實，也不帶有強烈的訴述的願望，但卻能啟發人的想像，看到更多被歷史書以及通常行述歷史的方法所遮蔽的更真實的「情感」，這里的「情感」不僅僅指個人的情緒，而是對歷史對過去事情的一種感情，就是說我們不應把歷史看作冷冰冰的可以被隨便玩弄的「橡皮泥」，而應抱有對待人一樣的感情來看待歷史，也就是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前言中所提到的「溫情的理解」的態度。所以，我覺得王童在《稻草人》中的敘述很有張力或快感。

如果我們可以發揮聯想的話，類似的情景似乎在國外的一些影片中可以找到知音。1987年，英國導演布爾曼拍攝了《希望與光榮》，採用兒童的視角看待二戰期間被德軍轟炸下的倫敦的情景，由於孩子沒有過多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戰爭在他們眼裡可能會有許多好玩的事情發生，比如到廢墟里揀彈殼（當然沒有《稻草人》中的孩子用籮筐揀炸彈那麼誇張，也沒有阿發兄弟運送炸彈而大獲海魚那麼神奇），比如一個跳傘飛行員的降落引起孩子和居民的好奇等等，似乎電影的殘酷消解在無聲無息的日常生活中，沒有血液出現的戰爭同樣擁有了悲慘的力量（不知道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有沒有從這里獲得有利的借鑒）。1991年義大利導演加布里埃爾·薩爾瓦托雷導的《地中海》把幾個士兵放逐到偏僻的希臘小島上，沒有戰斗的士兵和當地人幸福相處，好像同樣也把殘酷的二戰賦予了許多荒誕和浪漫的故事。這種敘述上的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反抗了主流話語重述歷史的方式，給我們帶來了另一種充滿歡樂或日常溫情的戰爭想像，但決不是粉飾而是和正面反映一樣的理解。

回到文章的開頭，夢中戰爭的情景或許也可以看作感受戰爭的一種方式，戰爭或說歷史對於我們的感覺，可能更多地是一種感情或者它們給我們某種可親的想像和氛圍，而不是被理性和考證確定下來的實證的復現與干癟癟的實錄。對於歷史的記憶也不光光是通過嚴正的推理或者宏偉的國家敘述所勾畫出來的威嚴，而應該擁有自己個人的讀解甚至虛構在裡面，因為這樣的歷史才有鮮艷的活力。荒誕的歷史也許只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而歷史的荒誕卻是我夢中依稀的記憶。

李安作品《推手》，推開愛

最近的李安很紅，《斷臂山》繼《卧虎藏龍》後讓他再一次揚眉吐氣。那個中年男人總是在鏡頭前面帶笑容，很和善的樣子，雖然偶爾也吐露一些不顧後果的言辭，可他畢竟是位很有魅力的男人。從《推手》打響他的頭炮開始，他幾乎沒有輸過。《喜宴》，《飲食男女》，《卧虎藏龍》部部都問鼎國際獎項。他太幸運了，這種幸運也絕不是唾手可得的，他付出的努力是我們看不到的。

《推手》以一位從小練習太極拳的朱老先生被在美國當電腦工程師的兒子從中國內地接到美國後，與美國媳婦瑪莎在語言、生活方式上的矛盾為主題，探討了眾多移民美國的中國家庭所共同面臨的文化隔閡問題，以及老一代與後一代人在情感上的危機。朱老先生最後離開了兒子，自己去唐人街的餐館洗碗打工，惟一能給他一點安慰的是一位從台灣來的陳老太。他們有著頗為相似的經歷，都有著北京人自視過高的驕傲，並且帶到了美國這個五彩繽紛的國家。李安通過這兩位老人對故土的懷戀，表達了所有海外移民一種無法遏止的鄉愁。

郎雄是我這個年紀的孩子很不熟悉的老人，他的逝世更讓我們少了了解他的機會。李安似乎是很欣賞這個老人的，他的多部影片中都是和他合作的。他本色般的演出很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對他的印象從《喜宴》就開始了，如今，像探秘一樣看《推手》里的他，很有一種親切感，因此對於片中的一切矛盾，我總是站在他的這邊。

以那樣激烈的方式選擇送父親去敬老院本身就是個錯誤，最後因為父親的病而作罷證明這樣的病根仍然存在。本來連我也覺得兩個老人在一起是很好的，他們至少可以彼此依靠，不再面對和忍受那些不要的沖突。然而，孩子們選擇這種方式來送走兩個老人是多麼殘忍的呀。就像郎雄跟兒子說的那樣，在文革混亂的年代，父親為了保護兒子，而錯過了保護自己的妻子，致使妻子去世，老人一直都活在自責中，這樣的父親對孩子沒有任何的虧欠，反而，孩子應該因此而給父親更多的關懷。買一所大房子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媳婦和公公間的文化差異太大，而兒子又不給與適當的引導，這樣的家庭矛盾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消除。我為老人痛心，這樣的兒子很讓人失望。盡管最後他醒悟了，那又說明什麼了，他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根，沒有找到根治的良方，矛盾還會爆發。我不知道老人搬出去會不會讓問題淡化，至少，最後兩個老人站在街邊的畫面，讓人覺得些許溫馨的同時也免不了痛心。

身邊有一個阿姨在美國多年，當然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過和劇中人不同的是，她的丈夫也是個留美的學生，在生活和價值觀上，他們就避免了文化差異出現的那些不可調和的矛盾。阿姨有的時候也會接自己的父母過去玩，因為老人是一對的，所以自然也沒有郎雄所遇到的那些問題。這算是個很幸福的移民家庭，這樣的家庭太少了，我不知道美國這樣繁榮的社會背景下，有多少移民，不僅僅是中國的移民，遭遇著這樣那樣的心酸和悲哀。

李安似乎有很多次的故事都發生在美國，這也許和他受的教育有關。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太多我們看不到的東西，而他把那些他看到的用他感觸地方式放映給我們看，感謝他！

D. 有關電影《推手》

如果從太極的理論上來說是可以達到。在電影中，演員是用了表演的手法而已

E. 從電影《推手》看中西方對待老人的方式

文化是社會的產物,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使得中西方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而電影可以展現文化現象,反映文化內容,是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方式.電影《推手》不僅給觀眾帶來了娛樂享受,也為觀眾展現了中西方文化在生活中的種種差異.

F. 電影《推手》得寫作背景以及情節介紹

《推手》（英文：Pushing Hands）是一部於1991年上映的台灣電影，是李安執導的第一部電影，由郎雄、王萊等主演。電影上映前，因劇本獲得台灣行政院新聞局頒贈40萬新台幣獎金，配合中央電影公司的支持下，讓李安首度獲得執導的機會。台灣導演李安運用近代家庭變遷搭配細膩描述親情互動，因而享譽國際的『父親三部曲』之第一部曲。

劇情簡介

朱老自小練就一身太極拳，是北京市太極拳的總教頭，膝下育有一位定居美國的兒子朱曉生。某天，從小孝順的兒子曉生為盡孝道，游說留在故鄉的老父移民到美國，一起與兒子和洋兒媳同住。

但是，朱老由於語言不通及生活習慣不同，導致無法適應美國的生活，甚至於令他與洋媳婦瑪莎漸生磨擦，彼此都認為無法與對方相處，完全要透過曉生間接表達，更由於瑪莎內心的排斥，對朱老的一舉一動均不能接受，致無法專心從事寫作工作，最後導致胃出血而入院。

瑪莎經過療養出院後，依然無法接納朱老，一天，朱老因為小家庭氣氛太沉悶，往外頭遛達，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國，迷了路回不了家。曉生得知父親走失的消息，急的如熱鍋上的螞蟻，駕車四處尋找，卻幾度尋找不著，曉生回到家中後，對妻子瑪莎發了一頓脾氣，把家當摔了滿地，終於摔醒了瑪莎的心。

朱老後來被警方尋回，但為了顧及兒子與兒媳婦一家生活的圓滿，離家自尋生活，獨自一人跑到唐人街一家餐館幫人洗碗盤打工維持生活，由於洗碗盤手生不俐落而備受老闆奚落，第二天就要將他解僱，並且出言相辱，朱老受辱不願離開，老闆令其手下欲強行將朱老拖出，惟朱老練過太極拳，深諳推手功夫，只見他原步未動，馬步一紮，身形微沉，利用聽勁走化技巧，七、八個壯漢無法將他移動半步，老闆大怒，找來華青幫小混混，在廚房與朱老大戰，朱老以幾個太極拳散手工夫便將小混混撂倒，後來美國警察出來收拾殘局，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朱老帶回警局看守所中。

朱老被警方帶走，曉生驅車前去探望，瑪莎內心甚為感慨，後來曉生將朱老保出，並買了一間較大的房子，也為朱老備了一間練功房，欲接朱老回家，但朱老不想破壞兒子一家溫馨的生活，寧願獨自在外賃屋而居，並在華人活動中心教授太極拳，也不願返回兒子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