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寫實主義電影的歷史演變

Ⅰ 寫實主義電影的寫實主義電影的起源

歐洲的發明家們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挑戰愛迪生，是因為愛迪生沒有在歐洲注冊攝影機和活動視鏡的專利。他在美國注冊專利時，專利局的官員問他是否願意多交150美元，把專利權擴展到法國和英國，他斷然拒絕，認為不值。等到他發現電影可以帶來巨額利潤，法國和英國的發明家成為他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時，已經太晚了。
我們得感謝愛迪生犯了這個商業錯誤，否則以他對電影前景的短視，電影這個新生兒的成長將大受阻礙。以盧米埃爾兄弟為代表的歐洲發明家們，對愛迪生的機器主要做了兩方面的改進：一是把以電力驅動、笨重不堪的愛迪生攝影機改造成了手搖的攜帶型攝影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拍攝；二是拋棄了活動視鏡，代之以放映機，盧米埃爾攝影機就同時可以當做放映機使用。大銀幕放映的魅力遠遠超過了小家碧玉式的活動視鏡，愛迪生機器提供的只是新鮮感，盧米埃爾的發明引起的卻是震撼，連愛迪生也給震了，也轉而研究放映機。但是這時候狄克遜已跟愛迪生鬧翻了，跳槽去了另一家電影公司，愛迪生找不到人來干這事了。碰巧，有一個發明家發明了一台放映機，要買愛迪生的名聲推銷。愛迪生求之不得，給這台放映機貼上了「愛迪生」標簽，於1896年4月23日在紐約一家音樂廳首次展出。這次放映的電影中，包括一部從英國進口的海濱風景。當海浪迎面沖打過來時，前排的觀眾都嚇得跳了起來。而類似的情景，早在半年前就在巴黎的大咖啡館里發生過了。
這台所謂愛迪生放映機的質量比不上盧米埃爾的電影機，愛迪生公司出品的電影也無法與盧米埃爾公司的電影相比。愛迪生攝影機只適於固定在室內拍攝，也就只能拍一些室內表演。最初只是拍一些簡單的動作，比如他們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弗雷德·奧特打噴嚏》，就只是愛迪生公司里的一名工人表演打噴嚏的特寫，此外還有跑啊、跳啊、打啊，諸如此類。以後又請了戲劇演員到攝影機前做短暫的表演。在愛迪生眼中，攝影機就像是劇場中一名坐在最好座位上的觀眾，這些演員的表演也跟在舞台上一樣的刻意、做作。一開始大家對電影還覺得很新鮮，不管放的是什麼內容，只要能動，就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但新鮮感很快就消失了，觀眾們對電影內容的要求也變得苛刻了，這類幾十秒鍾的「動作片」很快就失去了魅力。相反的，盧米埃爾兄弟及其手下，卻帶著攝影機上山下鄉、漂洋過海，去捕捉自然風光、名勝古跡、時事新聞和日常生活，即使是有意安排的表演，也強調自然、平實，以假亂真。
清新、生動的盧米埃爾電影征服了全世界的觀眾。如果觀眾看到的是異國情調，他們覺得新奇；如果看到的是家鄉景象，他們覺得親切，這種重現自然、生活的魅力，是不會過時的。盧米埃爾兄弟同時也派出人馬四處推銷他們的電影，在首次公映之後的一年之內，盧米埃爾兄弟的電影已遍布世界各地。盧米埃爾電影正式登陸美國，是在愛迪生放映機展出之後的兩個月。1896年6月29日紐約的首映式，在觀眾們狂熱的「盧米埃爾兄弟，盧米埃爾兄弟！」的歡呼聲中結束。

Ⅱ 電影中的寫實主義與現實主義

從表現手法來看。寫實主義主要是手法，重點在其再現情景的真實性，比如紀錄片類。 現實主義，是指作品主要想表達對現實生活的反映，這是種理念，手法可以寫實，也可以採用魔幻場景。
《北方的納努克》是記錄片電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記錄片，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也是美國記錄片大師弗拉哈迪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北方的納努克》1920年開始拍攝，1921年冬季進行公映，全片主要反映了生活在加拿大北部的愛斯基摩人的生活狀況。弗拉哈迪選取了一位優秀的獵手納努克一家作為影片的主要人物，集中筆墨描寫了納努克一家與艱難的生活環境和諧相處的故事。在片中，弗拉哈迪開創了一種獨特的記錄片拍攝手法，即與拍攝對象進行全面合作來完成全片，再加上長達16個月的艱辛拍攝，使得整部影片絕非淺嘗輒止，而是以深入透徹的視角全方位地揭示了愛斯基摩人的生活狀態。
《北方的納努克》的另一成功之處在於弗拉哈迪對全片注入了人文關懷和個人情感與信仰。弗拉哈迪十分欣賞愛斯基摩人質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和他們與險惡的生存環境搏鬥但仍自得其樂的精神，並且弗拉哈迪還把自己的這種崇敬的心情溶在一系列極幽默的電影細節中來體現，這也確立了記錄電影敘事的基本原理，為後來的記錄電影樹立了楷模。
《北方的納努克》使用了把影片分為幾個段落的結構方式，在中間運用措辭巧妙、用字簡潔的字幕來連綴情節發展，並很別致地在段落中安排了幾個興奮點和情緒點，使觀眾可以在輕松愉悅的心態下觀賞全片。因為20世紀20年代還沒有有聲電影，所以影片的解說詞是用穿插在影片段落之間的字幕來供觀眾閱讀的。解說字幕是手寫的，弗拉哈迪用膠片拍攝下來，在亞北極天寒地凍的條件下，提取當地海水進行沖印，和影片其它畫面就地剪輯而成。
《北方的納努克》採用了寫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長鏡頭是這部影片貫穿寫實主義的重要手段，而長鏡頭的運用也是記錄片一直以來傳承下來的突出特徵之一。影片中表現納努克在冰上鑿洞、下漁線等待、捕拉的段落中是用一個長鏡頭一氣呵成拍攝的。在這些場面里，含有各種敘事信息的事實被攝影機連續不斷地完整記錄並表現在一段等值的時間過程里。對於長鏡頭的運用貫穿在影片之中，許多展示人物以及人與獵物關系的段落都將主體和客體置於同一個畫面中，保持了空間的完整和真實感，而沒有割裂的虛假感。
弗拉哈迪在運用長鏡頭真實再現納努克一家的生活情景時，還很注意捕捉富有情趣的細節。如對納努克一家人第一次聽唱片的情景的描述；母親與四個月的女兒聽留聲機時的驚訝與欣喜；女兒們吃糕點時的快樂；母親與女兒嬉戲時的天倫之情的流露；納努克教兒子射箭時父子情深；還有捕捉到的關注兒子與狐狸嬉戲時納努克的細微表情等等。
弗拉哈迪把懸念和戲劇性引入記錄片，使影片具有觀賞性。如冰上捕鯨一段，納努克在捕鯨時的期待、焦急與祈望和最後成功的喜悅和觀眾的期待是同步的，被此細節牢牢吸引的觀眾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影片結尾時一家人在風雪之中趕路的場面，幾條一直與他們相隨的狗最後凍死在黑夜的風雪中的場面也都充滿了緊張的戲劇性。而平行蒙太奇的運用更加強和提升了影片的戲劇性和張力。納努克建造房子一場戲就運用了平行蒙太奇的表現手法，在呈現父親建房子時，同時表現孩子們在戶外雪地上的嬉戲以及母親、女兒輔助父親在一旁補牆縫的生活即景。
為了還原愛斯基摩人的生活，為了達到真實，弗拉哈迪採用了搬演的方法。影片中捕鯨的場面和納努克一家人睡覺的場面，如果不採用搬演的方法根本無法完成。
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納努克》中開創、引領的這些創作方法至今還被記錄片工作者所採用，由此也更可見該片的經典性、劃時代性和恆久性。
《北方的納努克》公映後大獲成功，受到幾乎所有評論家的交口稱贊，立刻風靡世界。《紐約時報》評價說：「與這部影片相比，普通的故事片，即所謂的戲劇性的影片則像印在賽璐珞上的東西一樣，顯得淺薄而空洞。」還有評論家認為這部影片「即使從純娛樂的角度來看，除極個別的故事片外，比其它的故事片都饒有風趣，感人至深」。作為世界記錄片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在後來歷史上的歷次著名影片評選活動中，《北方的納努克》均榜上有名，名列前茅。

Ⅲ 請問新寫實主義電影有什麼樣的藝術特徵啊還有其產生語境和發展軌跡之類的情況。

80年代中國文學非常發達與活躍，借鑒了西方各種思潮和流派，新寫實主義文學的興起，為新寫實主義電影的拍攝奠定了文學性基礎。新寫實主義小說的特徵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徵，特別是注重現實生活原生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新寫實主義電影導演自覺地以平民敘事手法，真實地再現當代社會變革中普通百姓的艱難與痛苦，記錄了時代陣痛中平民階層的各色性格與各色形象。當代導演們對苦難意識與文化意識的自覺，反映出他們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悲憫天下的人文情懷。正式這種以中國式的「新寫實主義」的鏡頭去蘊涵時代與歷史的悲情，使中國當代電影在國際影壇上獲得了獨立的一隅。新寫實主義電影得益於開端於80年代初的新寫實主義小說思潮，1987年,在現實主義小說、現代主義傾向的先鋒派實驗小說和文化尋根派小說鼎立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新的小說傾向。 它對應於這個時期後期以後中國社會大寫的「人」的解體，文學的終極理想消失，政治認清降溫，個體生存艱難等等復雜的現實，以及1987年以後先鋒小說遭冷遇的藝術現狀，是對小說和現實的雙重反應。總體上，它仍然可以視為現實主義的大范疇，但具有了一種新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善於吸收，借鑒現實主義各流派的藝術長處。學習實驗小說,追蹤現代意識,重視從哲學和人類學角度切入,升華紀實畫面的蘊意。作為一種創作現象,新寫實主義有別於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作品的藝術風貌。新寫實主義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淡化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寫生活的「原生態」,竭力隱蔽作者的主觀感情和思想傾向。從藝術態度上看，它是新潮技術和寫實手法的互相妥協，其文本特徵有人概括為五個方面：粗糙樸素的不明顯包含文化蘊涵的生存狀態，不含異質性的和特別富有想像力的生活之流；簡明扼要的沒有多餘描寫成分的敘事，純粹的語言狀態與純粹的生存狀態的統一；壓制到「零度狀態」的敘事情感，隱匿式缺席式的敘述；不具有理想話的轉變力量，完全淡化價值立場；尤其注重寫出那些艱難困苦的或無所適從而尷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畫出生活的某種絕對化狀態；後者揭示生活的多樣化特徵，被客體力量支配的失重生活。

Ⅳ 寫實主義電影的介紹

寫實主義電影（realism）是一種特定的審美風格。它力求嚴格地、真實地、客觀地、不加任何修飾地再現現實世界。

Ⅳ 寫實主義電影的基本特徵

其基本特徵是反叛傳統的歷史題材、神話與宗教主題以及所謂的英雄史詩，而將注意點放在現實的、非理想化的普通生活上。
與表現傳統意義上的美或者理想化的形象相對立。
其中，講故事的手法很重要，它勝在讓人感同身受。
這一類型的電影極力造成是未被操縱、完全客觀反映真實世界的假想。藝術家很少干預素材，而更願意讓素材自己說話。
風格平實，作者將自己的意圖隱藏於作品之中。
電影拍攝上攝影機運用相對保守，長鏡頭是常用手法。
往往粗糙質朴，不加修飾，以體現原發和直接的特點。

Ⅵ 寫實主義電影理論

二戰以前，形式主義傾向的電影理論占據主導地位，它強調電影作為一門藝術的要點在於電影與現實的差異；四十年代後以巴贊和克拉考爾為代表的、強調電影與現實同一性的「完整電影」觀念登上歷史舞台，使寫實主義成為經典電影理論時期的核心之一。
一般認為，世界電影理論史的第一個里程碑是蒙太奇學派，第二個里程碑是寫實主義理論，第三個里程碑是麥茨為代表的電影符號學。

一、寫實主義電影的興起

羅西里尼：新現實主義就是生活本身。柴伐梯尼：新現實主義的影片要從素材本身產生結構。
新現實主義深受現象學的影響，後者以「回到事物本身」為口號，認為現象與本質並不是分開的，現象就是事物本身。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強調認知對象的整體性、多面性和曖昧性，強調對世界進行觀察和描述而不是分析和解釋。這些都可在寫實主義電影理論主張中一一找到對應。

二、巴贊

巴贊沒有系統的電影理論著作，但他為數眾多的電影評論中卻貫穿著他的電影觀念。他的理論是「從電影現實中生長出來的」，與創作實踐保持著良好的彈性和互動關系，又進一步影響了電影史的發展，「這是學院派的理論所很難企及的。」（陳曉雲老濕對巴贊評價極高啊。。。）
巴贊電影理論的核心：攝影影像的本體論，電影的心理學起源，電影語言的演進。
在≪「完整電影」的神話≫中，巴贊顛覆了喬治•薩杜爾關於電影起源的思路，認為發明者的預想是第一性的，技術發明則是第二性的。
巴贊稱景深鏡頭為「電影語言發展史上具有辯證意義的一大進步」，但他並不排斥蒙太奇，只是把蒙太奇貶為一種次要的電影手段。
巴贊的理論給予觀眾足夠的尊重，讓他們自由選擇對事物和事件的解釋，這對法國新浪潮影響深遠。特呂弗說：「沒有正確的畫面，正確的只有畫面。」戈達爾說：「電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現實是一部沒有拍完到電影。」
巴贊的電影寫實主義事實上包含了三個方面：表現對象的真實，時間空間的真實，敘事結構的真實。

三、克拉考爾

與巴贊不同，克拉考爾是一位演繹性的理論家，重視理論體系的完整和嚴密，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嚴密封閉的理論體系觀照電影事實，對創作影響較小，其影響基本上局限於理論領域。由於其主要電影理論著作是移居美國後用英語出版，所以長期以來影響力局限於北美。
克拉考爾認為電影因其群眾性所以比其他藝術更能反映一個民族的精神、映射其無意識和幻想，所以他在≪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國電影心理史≫一書中通過對上世紀20～30年代德國電影的選擇性分析考察了1918～1933年的德國歷史和德國民族心態。
克拉考爾在研究中綜合使用了現象學、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理論、社會學等研究方法，把電影美學、民族心理狀態和社會政治關聯起來，開辟了嶄新的理論天地。
≪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一書中「復原」二字包含雙重含義：一是「神學的表述」（克服和超越異化的「救贖」）或道德表述，二是美學表述。
克拉考爾的部分沒有徹底看明白，他關於電影與現實的近親性的問題，還有待將來回過頭來進一步理解。接下來到電影符號學了，個人感覺最抽象、最難懂的部分

Ⅶ 台灣電影金馬獎的歷史回顧

台灣電影金馬獎（Golden Horse Award）創辦於 1962 年，是台灣地區舉辦的電影獎項，為了促進台灣地區電影製作事業和表揚對華語電影文化有傑出貢獻的電影人而設立。金馬獎每年舉辦一屆，其不僅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電影獎項，也有「華語電影界奧斯卡金像獎」的美譽，為華語電影業界最具影響力的獎項，同時與「金鍾獎」和「金曲獎」並稱為台灣三大娛樂獎，合稱為「三金」。

金馬獎在華語圈中歷史最為悠久，並且評選條件中不設地域限制、評選對象面向所有華語電影和華語影人的獎項。金馬獎是台灣為促進華語片製作事業，對優良華語片以及優秀電影工作者所提供的一項競賽獎勵，獎勵了許多優良華語影片及優秀的電影工作者，成為華語影片製作事業最崇高的榮譽指標，對華人電影事業，有很大的幫助和鼓勵。金馬獎至今已舉辦五十四屆，參賽作者主要是華語發音或華人製作的影片。

Ⅷ 台灣的歷史影片

日治時期

日治時代台灣自製日語電影《莎勇之鍾》，李香蘭主演第一部在台灣拍攝的電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豐治郎率領日本攝影師等一行人在全台灣北、中、南一百多處地點取鏡的《台灣實況紹介》。電影內容涵蓋城市建設、電力、農業、工業、礦業、鐵路、教育、風景、民俗、征討原住民等題材[16]。第一部台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於1925年由劉喜陽、李松峰等人組成的台灣映畫研究會製作。不過即使劇情片，仍有相當多的影片。具有政治宣傳的作用[17]。

1908年，高松豐治郎於台灣定居，開始在台灣北、中、南七大都會建戲院放映電影，並與日本及歐美的電影公司簽約，建立制度化的電影發行放映制度。1924年後，台北的放映業者由日本請來一流的辯士（電影說明者），電影放映業愈加彭勃起來。1935年10月，日本領台40年舉行台灣博覽會，以及隔年台北與福岡間開辟航空通運，這兩件事推化造就了日治時期台灣電影放映業的鼎盛時期[17]

民國時期

台語電影興起
主條目：台語電影

台語電影《舊情綿綿》，洪一峰主演。1955年，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團主陳澄三與何基明導演合作，拍攝該團的拿手戲《薛平貴與王寶釧》，成為二戰後第一部台語片，一直到1981年最後一部台語片《陳三五娘》為止，歷經了二十多年的台語電影時代。根據統計，台語片的總產量將近兩千部，產量最多時一年高達120部作品問世。《薛平貴與王寶釧》在當時台灣社會引起大轟動，皆創下當時票房紀錄，[18]，引來一窩風的台語歌仔戲跟拍風。

健康寫實電影
1960年代，台海情勢逐漸穩定，中央電影公司提出健康寫實的製作路線，兼顧歐美寫實主義電影下，聘請李行拍攝《蚵女》與《養鴨人家》兩片。兩片均頗叫好叫座。[16]。

60年代末期，知名導演李翰祥來台發展，並香港電影技術帶進台灣。此階段所拍電影類型除了初期的黃梅調，尚有歷史宮闈片《如西施》及文藝片，其中以瓊瑤原著為藍圖者佔了8部。

胡金銓與新武俠片
1960年代，香港卲氏公司開始製作新派的武俠片，其中的兩位主要導演胡金銓與張徹後來都來台灣發展。胡金銓於1967年為聯邦公司編導武俠片《龍門客棧》締造了絕佳的票房紀錄[19]，從此武俠、功夫、武打類型的電影成為台灣電影的主流之一，直到80年代才沒落。胡金銓的電影發揮中國京劇的特色，結合彈簧床與吊鋼絲的特技，運用蒙太奇電影手法，使得武打動作快速俐落，動靜收放形成視覺韻律。

功夫片興起
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龍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門》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熱潮，而台灣武俠主流自此就轉化為功夫片、武打片繼續在台灣流行。接著張徹在卲氏公司幕後支持下，於1974年率奇子弟兵姜大衛、狄龍等來台成立的長弓公司，也讓功夫武打片，成為當時台灣電影的要角。

愛國政宣電影
197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了一段台灣電影的愛國政宣片時期，如《英烈千秋》、《大摩天嶺》、《戰地英豪》、《女兵日記》、《八百壯士》、《梅花》、《筧橋英烈傳》、《望春風》、《香火》、《黃埔軍魂》、《成功嶺上》、《源》、《皇天後土》、《假如我是真的》、《辛亥雙十》、《血戰大二膽》等。

除此，叫特殊的片種則有如《汪洋中的一條船》的自我勉勵寫實片及如《一個女工的故事》的文藝片。

學生電影類型
之後，李行、宋存壽、屠忠訓等導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鳥之愛》、《歡顏》等清新的小品。之後，導演林清介則在《一個問題學生》賣座後，連續拍攝相同類型，以學生生活為主題的學生電影，這些類型電影包括《學生之愛》、《同班同學》、《男女合班》、《台北甜心》、《畢業班》等。而這波電影尚有《拒絕聯考的小子》、《年輕人的心聲》、《不妥協的一代》。此階段學生電影成為台灣新浪潮電影出現以前的重要台灣電影類型。這些低成本獨立製作方式，也讓新導演有了拍片的機會。事實上，台灣知名導演侯孝賢也在此階段接拍了《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等兩部片子。

台灣新浪潮電影的興起與沒落
台灣電影「現代主義」化，可說是始於三支短片合而為一的黃春明原著改編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片中另有《蘋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頂帽子》）。除了部分禁演引發的《台灣電影宣言風波》外，中影公司大膽啟用新人拍攝鄉土文學作品，也是確立台灣電影新浪潮的主因。事實上，於《兒子的大玩偶》之前，中影已先啟用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拍攝了《光陰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與《小畢的故事》。這些電影也促成了台灣電影的新風貌，更因票房賣座，讓台灣新電影成為主流[16]。

《兒子的大玩偶》製作完成後，突破當時台灣政治與電影保守勢力的抵制，於輿論、口碑與市場的支持下，為往後台灣電影的創作自由創造一片天空。其後，包括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柯一正、陳坤厚、曾壯祥、李佑寧、王童等也確定了以導演為主；形式新穎、風格獨特、意識前進的台灣新電影。

一般來說，此波新浪潮電影中較重要的作品計有《風櫃來的人》、《海灘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這樣過了一生》、《青梅竹馬》、《殺夫》、《恐怖份子》、《戀戀風塵》、《桂花巷》。

該新電影絕大多數是由台灣政府所屬的中影所投資拍攝，主要的推動者為中影主事者明驥與中高階層的小野和吳念真。此三人，可說是促成台灣新電影的主要功臣，也對當時低迷的台灣電影產生重大影響[16]。

在此影響下，台灣業內原本拍攝商業電影的導演見狀，也將此潮流引進商業電影境地，此種以鄉土小說為類型的商業電影，計有《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在室男》、《嫁妝一牛車》、《孤戀花》、《孽子》等。不過因為產量畢竟有限，1980年代台灣電影仍以如許不了主角的喜劇，與其他如著賭博片、犯罪片的商業電影。

另一方面，因為香港電影的成功，讓台灣輿論上也開始出現對台灣新電影的批判聲音。以藝術電影為主軸的台灣新電影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逐漸壁壘分明，此因素，讓集體的台灣新潮流電影方朝終於1980年代末期結束[16]。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為失利。不過，相對的，此藝術電影，卻同時間大受國際影展與各國藝術電影市場上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