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求在电影<刮痧>中，罗例出中美文化的差异。
11“刮痧”在美国
刮痧这个在中国极为平常的传统治疗法,在美
国却引起了那么大的冲突与灾难, 因为“说不清
楚”,丹尼斯身上留下的刮痕自然被作为大同一家
虐待儿童的证据,无论大同用英文和时儿夹杂着中
文怎么解释都无法让美国人明白刮痧是什么。笔者
认为与其说影片《刮痧》讲述的是许大同这个中国
家庭在美国的遭遇,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
因为不被理解和认同所处的尴尬和无奈的境地。影
片中法官要求大同“找一个官方医生,用简练的、一
个老法官能看懂的英文来说明刮痧”,但正如大同
的辩护律师所说,“没有一本美国的医学教科书有
关于刮痧的记载,那是不科学的,没有人会为此作
证。”在法庭上,当许大同试图解释“刮痧”时,他不
得不使用中文“丹田”、“七经八脉”等术语,因为美
语里根本找不到相应的词汇来表达,许大同的“dan2
tian”和“seven jing and eightmai”让在场的美国人不知所云,法官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让他们去找专家人
士来说明“刮痧”为何物,可大同与其妻简宁费劲全
力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他们只好放弃解释“刮痧”。
影片中爷爷痛惜地自问:“刮痧在中国几千年了,到
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就爷爷和大多数中
国观众看来,刮痧这种治疗方法在中国那么普通,似
乎美国人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知道这一疗法,他们不
懂应该是他们的错,这便是跨文化交际中最容易犯
的错误,即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另一种文化,用自己
的行为方式为标准来评判对方的行为。刮痧事件使
得大同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以及随之而来的送父
回国、带子逃亡、夫妻分居、朋友反目,其实这不仅仅
是“刮痧”这一中医疗法与美国法律的冲突,它反映
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遇时产生的难以避
免的碰撞和摩擦。
21中国人的情感与美国法律
任何观看了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无一不被大同
一家三代人之间浓浓的父子情、夫妻情和祖孙情所
感动。大同毫无顾及地顶替他父亲说是他本人给儿
子刮痧的,大同从福利院“偷”儿子到机场与即将回
国的爷爷见面以及为了在圣诞夜与家人团聚大同冒
着被逮捕的危险爬水管上九楼等都反映了中国人对
亲情的重视,中国观众感动得眼泪汪汪,但大同的这
些行为实际上都是美国法律不允许的。生活在一切
都讲求法律的美国社会里,虽然大同爱子心切,但却
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刮痧是中国的传统治疗法,无论
他怎样用语言来表达他是多么地爱自己的儿子都打
动不了法官的心,法律只需要证据。美国是一个法
制国家,法律存在于每一个角落,每一种纠纷都通过
法律途径来解决,他们看重的事实,是证据。大同最
终还是被判决与自己的儿子隔离,这一判决虽然缺
乏人情味,但是从依法办事的角度来看,法院的判决
却是正确的,只是广大中国观众绝对接受不了,情感
还是站在不守法的大同这一边。但冷静下来想想,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文化较量过程中,我们看
到了美国人是如何地重视人权,他们用法律和社会
机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影片中许大同在公共场合教育儿子,叫丹尼斯
给小朋友道歉,儿子不从,大同就当着众人的面摔了
他一巴掌,这在一般中国人眼中父母管教儿女是天
经地义的事情,“子不教,父之过”。中国父母在处
理小孩之间类似打架这样的事情时都是首先教育自
己的孩子,但在美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更
加尊重事实,大同的行为让他们觉得中国人教育孩
子的方式太粗暴,甚至还认为他有虐待倾向,这让广
大中国观众不得不为大同叫屈。中国人爱孩子是出
了名的,而且很多家庭对独生子可以说是溺爱。在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儿女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不
管用什么方式管教孩子他人无权干涉。中国父母对
子女有严厉的教育观念,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
训诫,体罚甚至打骂。中国父母认为打孩子是为了
孩子好,为了爱孩子,希望孩子成材,将来有出息。
美国人当然也是爱孩子的,影片中儿童福利院就是
出于对丹尼斯的关心和保护才不让被他们认为有虐
待嫌疑的父母接近孩子。在美国,父母只是子女的
监护人,不能对其有过分责骂,更不用说动手打人
了。他们认为不论男女、不论年龄大小,每一个成员
都是平等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
权利。尤其是对于未成年孩子,他们更是通过一系
列的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平等权利,影片中医院
里的医生一发现孩子背后的血痕就马上通知法院起
诉孩子的父亲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美国这些法律规
定对中国人来说显得有些多事,甚至不可理喻。比
如,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安全,美国《交通法》还
规定,体重不足40磅的儿童,必须连同儿童椅用安
全带绑在汽车后座上,违反规定,罚款400美元。这
是因为小孩太小,屁股底下没有儿童座椅很有可能
从安全带里滑下来。但中国人一般认为把孩子抱在
怀里已经很安全了,父母无疑是爱孩子的,是会保护
孩子的,大可不必用一些冷冰冰的条条框框来约束
我们的行为。
美国的法律涉及面之广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
人们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方方面面受到法律
的保护,法制观念已植根于每个人的价值体系之中,
人们时时处处都会感觉到法律的存在。把孩子独自
留在家里是犯法,夫妻在家打架是犯法,这些对中国
人来说好像应该算是自家的私事,用不着外人干涉,
更与法律无关。美国人的法制观念和中国人的传统
文化很不相同,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很难说清谁对
谁错。但《刮痧》也的确让我们深思,我们对孩子的
爱是否科学?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打骂孩子提升到是否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和不尊重这个层面来
认识?
31中国人的面子观
在听证会上,大同的老板作为证人说出了大同
打儿子的事实,令大同非常失望和愤怒,甚至断绝了
与老板的朋友和工作上的关系。在其后的一段对话
中,大同道出了打儿子的原因。
昆兰(老板) :“我只相信事实! 你不应该打丹
尼斯! ”
许大同:“我为什么打我自己的儿子? 还不是
因为尊重你,为了给你面子! ”
昆兰:“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打你孩子怎
么能是给我面子! ”
许大同:“不可理喻! ”
语言是文化的表象。这些对老板来说“乱七八
糟”的逻辑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大同打儿子只不过是想通过显示父亲对儿子的
威严和约束力来给对方面子,但对美国人来说,这种
“体面”的表现被异化为不体面的言行,原因何在?
这就不得不说说中国人的面子观。林语堂先生在
《脸与法治》一文中说道,“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
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
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
之,也不为过。”不管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上
等人还是下等人,面子总归是要的。鲁迅先生笔下
的阿Q虽既无财产又无地位,但一旦有人伤了他的
面子,他也会尽力去挽留与维护。当他被别人打了
时总是说“我就算被儿子打了”,虽然他得忍受肉体
上的疼痛,但在面子上却胜利了。阿Q的这种“精
神胜利法”实质上就是一个人丢了面子后为维护自
己的面子而采取的一种自我防御行为。对中国人来
说,在同等情况下贬损自己是抬高别人、尊重别人、
给别人面子的行为;而美国人则认为贬损自己是愚
蠢的行为,与尊重别人毫无关联,对于中国人的面子
观念,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在中国文化中,很注重长
幼有序,尊卑分明,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
表现;而美国文化更注重人的独立性,主张个性解
放,长幼平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
解。中国人的面子观与集体主义紧密相联,中国是
一个以集体主义为向导的国家,集体主义文化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人们努力维持一种和谐的
人际关系,因而会尽量避免人际冲突,人们说话比较
委婉,使用高语境的语言。“面子”是中美文化冲突
的具体体现之一,中国有一句俗语说“人要面子,树
要皮”,还有“要面子”、“顾面子”、“丢面子”、“没面
子”等说法。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中国人
很少有机会离开他生活的地方,一辈子都与相同的
朋友、邻居、亲戚在一起。当一个人的生活与他人相
连时,与其他成员之间保持融洽关系就变得尤为重
要。为了保持融洽,避免冲突和维护家庭、群体和组
织的完整性,人们十分在意自己与他人的面子。
中国人特别讲面子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
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关系网之中,而且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平等的,人们似乎也认同这
种不平等的关系。在这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中,
人们履行着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每个社会成员在与
他人交往过程中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不仅要维护自
己的面子,同时要尊重别人的面子,正如田玉川所
言,“在社会关系这张错综复杂的大网中,每个人都
建立了自己的一张小网。人在网中,网在人中,网网
相连,网网相依,网网相争,网网相生……”。(田玉
川: 214)中国人讲面子甚至会以牺牲个人尊严甚至
良知为代价,影片中大同为了给他老板面子而打自
己的儿子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人讲面子可以说有
一整套学问,中国人的“面子观”对于强调个人行动
的自由和个人愿望的满足,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社
会价值的西方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西方人也讲面
子,但他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远没有中国人这么复
杂,他们公事公办,在原则问题上很少顾及人情、面
子,甚至有些“不讲情面”、“冷若冰霜”,因此,要将
中文的“面子大”、“没面子”、“铁面无私”、“脸上无
光”等直接译成英语恐怕英美人永远都无法理解。
㈡ 刮痧电影里的中外文化差异提现在哪里呢
1. 家庭教育观念
中西方在家庭教育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标准，中国人笃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的观点，直到现在还有一直被热议的棍棒底下的北大生，清华生，我们中国人认为严厉是成功的途径。其中“父为子纲”就是儿子必须听取父亲的话，同时父亲也为孩子起到榜样作用。记得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当丹尼斯打了约翰的儿子，许大同让丹尼斯道歉，丹尼斯不肯，他就打了丹尼斯一巴掌。当时约翰，作为一个美国人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大同要打孩子，这在美国是一种虐待儿童的行为，而许大同的解释到是为了给约翰面子，中国人认为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是尊重别人的一种方式，而美国人则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因此约翰当时说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
西方教育子女时注重他们个人能力的培养，思维方式的培养，美国小孩子如果在画板上胡乱涂鸦家长肯定不会训斥小孩子，因为那是他们培养思维方式，发散思维的一种表现，而如果放在中国，中国家长肯定会手把手教，让孩子画一些已经有的成型的，具体的东西。美国文化崇尚自由和独立，认为孩子是社会的财富，人人是平等的，西方人认为孩子有自己的隐私，有他们自己的圈子，而这种隐私神圣不可侵犯。
2.法律观念
法律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任何国家都有自己明确的法律，中西方文化在法律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往往面对法律时掺杂了许多了个人情感，而与东方法律观念不同，美国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基础，柏拉图，西方文化一直坚持理性的正义，坚持对权力的保证和对自由的追求，西方古希腊文化的理性对西方法律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理性，公平，正义是西方法律的代名词，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力，而且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西方人重视客观事实，喜欢用理性的思维来分析事情。电影中许大同的父亲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好友老霍的死亡而停留在警察局，许大同着急去接父亲而没有在晚上陪丹尼斯，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而在美国则认为这种现象违返法律，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还有就是许大同为了他的父亲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而撒谎说是他给丹尼斯刮痧的，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不诚实，说明他失去了诚信，他在社会上是不被认可的，当约翰发现许大同为其父亲“顶罪时”，他不能理解的看着简宁，简宁说道“因为他是中国人”，当然在我们中国顶罪也是一种不理智，违法的行为，但是我们会说这是一种亲情，而且说许大同是孝顺的。
3.亲情观念
中西方文化在亲情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人重视个人，个人的发展，老人一般与年轻人分开住，而且老年人也不太愿意打扰年轻人，而中国“百善孝为先”不孝顺的骂名一般人是承担不起的。在电影中许大同为了不让父亲单独一个人留在北京，而将父亲接到美国和他们住在一起，而父亲在中国住惯了，在美国不适应，文化，语言，礼仪，习俗各方面的不同导致父亲最后的归国。在西方人看来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融到一块，住在一起不一定就意味着孝顺。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主义，在美国人看来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
4.友情观念
中西方文化中，友情呈现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人重视友情，而将友情与其他许多感情，人情混在一起，与工作之类的相联系；而在美国，他们的友情建立在一种顺其自然的基础上，同时他们也将友情和其他事情分开，特别理性。在电影中，约翰指正许大同打过儿子，许大同认为约翰背叛了他，他们那么好的关系，约翰怎么能那么说，而约翰认为事实就是事实，而不能因为朋友而去作伪证，友情的破裂最终导致许大同的辞职，他们一般将“人”“事”分开，而我们中国则是人事永远在一起，倾向于把友情和权益合二为一。
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不同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我们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会产生碰撞，甚至会产生冲突，但是只要我们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不断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礼仪风俗，这样才能很好的融入到对方的文化中，这样才会减少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才能避免因风俗差异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兼容并蓄、尊重、理解接纳，海纳百川才能更好的进行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㈢ 电影《刮痧》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哪些方面急求。。要有明确的逻辑性。。。
《刮痧》应该是一部能够引发我们许多联想的影片。
故事发生的精神文化背景是叙述者对于中美两国存在着某种差异的认可。具体情节有可能受到一个类似案件的启发，但这并不重要。事实上，差异可以被叙述者制造无数的故事出来。一个中国的老人用了“刮痧”这种方式给他的小孙子治病，在中国，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但一个美国的儿童保护组织却可以因此把这个孩子的父母告上法庭。
文化相对主义倾向于强调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一点即使是在西方以外也是很容易得到理性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的。
我们也许还记得，许大同在那个证明他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发奖会后，为了讨好他的老板，曾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作为一个父亲，许大同也许会有自己的理由，但从启蒙主义的普遍性立场来看，这个耳光应该比“刮痧”更有分量，也更能说明问题，是不能轻易放过去的
一般说来，“刮痧”更像是一场误会，因为它是可以通过实践来证实的。影片最终就是用了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个耳光说起来却有许多麻烦，至少它提醒我们注意，除了需要别人理解和认同的文化特殊性之外，全体人类还有没有应该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如果普遍性是西方的一种权力话语的话，那么，我们对自身特殊性的强调，会不会加强了普遍主义的逻辑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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