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左翼電影

① 左翼電影新在哪裡

一、注重社會意識的呈現，具有鮮明的理性分析色彩。

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以大量生動的社會事件、生活細節，真實地反映廣大人民的現實處境；同時又以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電影增添昂揚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為改變階級命運和民族命運而奮斗。

二、注重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

左翼電影作為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現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思想變化，通過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運的幾個典型人物，他們的沉淪與奮進、忍耐與抗爭、善良與邪惡，勾勒出不同階級、或者同一階級在大時代中的表現和內部演變。

左翼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入侵東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日本攻擊上海，這幾起事件的發生對上海當地的民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激發當地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因此群眾由原本愛好鴛鴦蝴蝶派之類的電影轉而要求拍攝愛國意識的電影。

「一二八事變」之後，對民眾心態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這一類「鴛鴦蝴蝶派」的電影賣座大受影響，而上海當時是中國電影主要的生產基地，因此觀眾對電影喜好的改變讓電影製作者也必須改變拍攝電影的風格。

② 左翼電影運動取得的成就

這個問題，前幾天我還有過回答，現再回復一下，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作為世界電影史上的第三次電影運動，法國「作者電影」（新浪潮）與「作家電影」（左岸派）在溫文爾雅、精緻華麗的「優質電影」蒼白無力地落下歷史帷幕的那一刻，聲勢浩大地掀起了推翻和打碎舊存製片秩序的潮流，以其豐富的創造力和無可辯駁的藝術生機闡釋著一種全新的電影觀念，對商業電影大一統的局面形成了強烈的沖擊；作為世界電影發祥地的法國，再一次充當了電影先鋒的角色，引導了一次更為寬泛和廣闊的世界新電影運動。
雷乃無疑是「左岸派」的首領。在西方電影評論界，他與戈達爾齊名。在這部由法國新小說派大將瑪格麗特·杜拉斯編劇的影片中，他首次使用了一種大膽而新穎的敘事技巧，將現實時空和內心世界交替剪輯，開「心理結構時空」創作之先河，成為電影敘事語言發展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偉大轉折，為「作家電影」在藝術領域開拓並佔領了一席值可引導「藝術電影」走向的制高地，拓展了電影敘事語言的空間，對電影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現實永遠不是外部的，也不全是內心的。存在主義認為，世界是不能用人的理性來把握的，它本是一團「虛無」。阿侖·雷乃的電影用存在主義哲學和精神分析學說揭示生活中人的各種心理和行為，使用現實時空與心理時空相交錯，對人物內心世界進行深入細致的探索，實踐並發展了巴贊的現實主義電影美學，即一種以直覺的感知去把握與再現現實的嚴格意義上的「心理現實主義」。這種「不確定性」的電影美學直接影響了許多現代派導演的創作，電影理論家們重新回到了安德烈·巴贊對電影最深沉的設問：電影是什麼？

③ 左翼電影的思想內涵

左翼電影以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展現民族危機，反映處於底層的工人、農民、婦女的命運，用電影藝術形式真實地再現了30年代的社會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反映工人、農民所受的壓迫 30年代初，卷襲世界的經濟危機也影響到了中國，我國農村經濟破產，城市工人失業，民族資產階級也面臨危機；而另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轉嫁經濟危機，加緊對殖民地的侵略，國內地主、官僚資產階級也加緊剝削，使階級矛盾激化。苦難激發了工人、農民樸素的階級覺悟，他們由順從、忍耐逐步意識到抗爭的意義。夏衍編劇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變後發生在長江流域的洪水災害為背景，表現在水災與地主的欺壓這些天災人禍面前農民與地主進行的抗爭。《狂流》是我們電影界有史以來第一個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和時代意識影片，開始了中國電影界新的路線。由於大量的外國穀物的輸入，江南農業豐收沒有給農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使他們陷入了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豐收成災的主題在小說《春蠶》、《多收了三五斗》、《豐收》、戲劇《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夏衍根據茅盾小說《春蠶》改編的同名電影，用電影畫面的形式再現這一時代命題，這也是五四新文學在熒幕上的第一次表現。此外，《香草美人》、《壓迫》表現工人失業釀成的家庭悲劇，《上海二十四小時》、《壓歲錢》展現了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生活圖景，揭示了民眾不幸的社會根源。
反映人們高漲的愛國主義激情：左翼電影充分發揮了電影快速復制生活的特質，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銀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從關外逃難到上海的一群逃難大軍和從破產農村流落城市謀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聲中，決定「為民族生存」而戰斗。《中國海的怒潮》（陽翰笙編劇）中漁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紳的欺壓，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學生從個人的利益得失中掙脫出來，參加義勇軍，投入實際戰斗。《肉搏》將熱河淪陷這樣剛剛發生的事件反映到電影中，緊密結合時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難以及覺醒歷程：女性，特別是都市中職業女性的命運，是左翼電影關注的重點。女性爭取經濟上的獨立和人格尊嚴的要求，與時代精神一致。她們所受到的壓迫最深，激發她們的思想覺悟也顯得尤其重要。《良宵》通過兩代寡婦所受的封建禮教的束縛，展現了女性肉體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殘。《三個摩登女性》、《脂粉市場》、《女性的吶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運，以及女性在壓迫中為自身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所進行的努力和斗爭。《女兒經》則通過一對夫婦舉行宴會，賓主講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現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個被迫靠賣笑為生的偉大的母親。她無法擺脫流氓惡霸的糾纏，難以找到正當的職業，但她卻以柔弱之軀，努力為孩子營造一個美好的將來，她的沉淪與反抗、軟弱和堅強，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為20世紀30年代銀幕上最動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從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

④ 左翼勢力的電影代表作是什麼

首先,即使是傳統題材,左翼電影也努力深掘其現實意義,發掘其社會價值。鄭正秋後期代表作《姊妹花》、費穆的《城市之光》、孫瑜的《小玩意》等影片,雖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還是都取得了一定的現實主義成就。

⑤ 左翼電影流派

左翼電影 「30年代電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這五、六年當中的段時間。
左翼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入侵東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日本攻擊上海，這幾起事件的發生對上海當地的民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激發當地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因此群眾由原本愛好鴛鴦蝴蝶派之類的電影轉而要求拍攝愛國意識的電影。「一二八事變」之後，對民眾心態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這一類「鴛鴦蝴蝶派」的電影賣作大受影響，而上海當時是中國電影主要的生產基地，因此觀眾對電影喜好的改變讓電影製作者也必須改變拍攝電影的風格。
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也加強了對電影的關注，因為電影是一種強大的宣傳手段之一，他們有計劃地影響電影的創作，分成四個部分：
首先從編劇著手去影響和改造電影，文藝工作者以編劇的身份來加入電影的創作。
其次透過各種組織的努力，改造電影創作的工作團隊，加強左翼創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紹以蘇聯為主的外國電影的經驗。
第四，積極開展電影理論和批評的工作，透過電影的評論來影響和指導電影的創作和欣賞。
左翼電影在嚴酷的政治壓力下也成為一種動力，迫使電影工作者動腦筋運用各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這部「大路」裡面，我們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抗日情緒，但是從頭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敵人」來代替，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無法正面的表達'抗日的情緒，因此電影工作者只好用這種隱喻方式來宣洩這樣的情緒。
中國左翼電影運動是從1932年開始，是由左翼文化運動延伸和發展，由進步文化工作者組成的「左翼作家聯盟」，簡稱為「左聯」，並延伸觸角到電影界，這些作家表達出對電影問題的關切。
夏衍等左翼知識分子開始直接參與電影的編劇工作，對電影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另外它們也在當時的報刊刊載影評，藉由編劇和影評對當時電影界產生具體的動作，左翼電影到1933年達到高峰。
30年代電影由單純的影像媒介轉變為綜合的視聽媒介，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聲音，主題曲還是特別為了這部電影做的。
在倡導文藝大眾化的時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戲劇領域進行演出宣傳活動外，還將目光對准了剛剛起步的電影業，力圖以這種最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啟發民眾的階級覺悟和民族意識。當時在上海的黨的文藝領導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資本家的物質力量發展左翼電影事業的主張。左翼劇聯的《最近行動綱領》指出：「除演劇外，本聯盟目前對於中國電影運動實有兼顧的必要。除產生電影劇本供給各製片公司並動員加盟參加各製片公司活動外，應同時設法籌款自製影片。」
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和資本家唯利是圖的特性，為左翼影劇工作者在電影界打開局面提供了機遇。在20世紀30年代，國際上法西斯勢力開始擴張，而國內，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愛國意識高漲，觀眾需要反映現實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對那些「處處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俠、鴛鴦蝴蝶電影產生了厭倦，迫切需要能夠反映人民現實生活和願望的影片。一些民營電影公司老闆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也想改變從前的電影風格，以便適應現實民眾的欣賞要求。民營電影公司老闆要經濟效益，左翼作家看重電影的政治影響，雖然他們的出發點並不一致，但都需要電影反映時代情緒，吸引觀眾的視線。特殊的時代氛圍，為他們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進入私營電影公司，創作、拍攝了一些反映時代情緒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鄭伯奇應邀擔任了明星公司的編劇顧問，與鄭正秋、洪深等人組成了編劇委員會，對影片拍攝內容全面負責。1933年3月，在黨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組成的黨的電影小組，有意識地將進步勢力滲透到一些電影公司，利用電影的影響力傳播進步思想。在這些進步電影工作者的影響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攝了二十多部具有進步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編劇的《狂流》、《春蠶》、《上海二十四小時》、《脂粉市場》、《前程》；陽翰笙編劇的《鐵板紅淚錄》；沈西苓編劇的《女性的吶喊》；洪深創作和改編的《壓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鄭伯奇合編的反映時代知識青年的《時代的兒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轉向也使得其他一些電影公司開始尋求與左翼文藝家合作，田漢為「聯華」公司寫了《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為「藝華」編寫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題的劇本，這些影片的拍攝放映，對人們了解現實中國，激發人們的抗日情緒起到了推動作用。
左翼電影的涌現，加深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程度，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進步傾向的電影公司受到威脅、滋擾。1933年11月出現了「藝華」被搗毀的事件；而**的「劇本審查委員會」和「電影檢查委員會」加緊對劇本創作、電影拍攝、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沒有放棄電影這塊陣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間，他們利用可能的機會，用曲折的隱晦的手法將進步意識反映到電影中，這期間，夏衍創作了《同仇》、《女兒經》（與人合作），鄭伯奇的《到西北去》、《華山艷史》，沈西苓編導的《鄉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後桃花》，蔡楚生的《漁光曲》、《新女性》，田漢的《黃金時代》、《凱歌》，陽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進步的思想主題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1934年，左翼電影工作者還建立了自己的陣地——電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漢領導電影創作。公司攝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編劇）、《風雲兒女》（田漢、夏衍編寫）等影片。其中，《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在抗戰時期起到極大的鼓動作用，後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左翼電影的思想內涵
左翼電影以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展現民族危機，反映處於底層的工人、農民、婦女的命運，用電影藝術形式真實地再現了30年代的社會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反映工人、農民所受的壓迫 30年代初，卷襲世界的經濟危機也影響到了中國，我國農村經濟破產，城市工人失業，民族資產階級也面臨危機；而另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轉嫁經濟危機，加緊對殖民地的侵略，國內地主、官僚資產階級也加緊剝削，使階級矛盾激化。苦難激發了工人、農民樸素的階級覺悟，他們由順從、忍耐逐步意識到抗爭的意義。夏衍編劇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變後發生在長江流域的洪水災害為背景，表現在水災與地主的欺壓這些天災人禍面前農民與地主進行的抗爭。《狂流》是我們電影界有史以來第一個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和時代意識影片，開始了中國電影界新的路線。由於大量的外國穀物的輸入，江南農業豐收沒有給農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使他們陷入了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豐收成災的主題在小說《春蠶》、《多收了三五斗》、《豐收》、戲劇《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夏衍根據茅盾小說《春蠶》改編的同名電影，用電影畫面的形式再現這一時代命題，這也是五四新文學在熒幕上的第一次表現。此外，《香草美人》、《壓迫》表現工人失業釀成的家庭悲劇，《上海二十四小時》、《壓歲錢》展現了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生活圖景，揭示了民眾不幸的社會根源。
反映人們高漲的愛國主義激情 左翼電影充分發揮了電影快速復制生活的特質，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銀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從關外逃難到上海的一群逃難大軍和從破產農村流落城市謀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聲中，決定「為民族生存」而戰斗。《中國海的怒潮》（陽翰笙編劇）中漁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紳的欺壓，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學生從個人的利益得失中掙脫出來，參加義勇軍，投入實際戰斗。《肉搏》將熱河淪陷這樣剛剛發生的事件反映到電影中，緊密結合時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難以及覺醒歷程 女性，特別是都市中職業女性的命運，是左翼電影關注的重點。女性爭取經濟上的獨立和人格尊嚴的要求，與時代精神一致。她們所受到的壓迫最深，激發她們的思想覺悟也顯得尤其重要。《良宵》通過兩代寡婦所受的封建禮教的束縛，展現了女性肉體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殘。《三個摩登女性》、《脂粉市場》、《女性的吶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運，以及女性在壓迫中為自身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所進行的努力和斗爭。《女兒經》則通過一對夫婦舉行宴會，賓主講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現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個被迫靠賣笑為生的偉大的母親。她無法擺脫流氓惡霸的糾纏，難以找到正當的職業，但她卻以柔弱之軀，努力為孩子營造一個美好的將來，她的沉淪與反抗、軟弱和堅強，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為20世紀30年代銀幕上最動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從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
藝術特點
左翼電影在票房上的成功，顯示出他們能夠正確把握民眾審美情趣和電影藝術的特質。具體表現為：
一、注重社會意識的呈現，具有鮮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強調強調個人主義、唯美主義等非理性的思想觀念的20世紀20年代電影，被更具有社會使命感和社會意識的20世紀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漢、歐陽予倩、史東山等編劇、導演紛紛從小資產階級的個人意識向工農群眾群體意識靠攏，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以大量生動的社會事件、生活細節，真實地反映廣大人民的現實處境；同時又以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電影增添昂揚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為改變階級命運和民族命運而奮斗。「『意識』不僅成為創作者評論者，而且也成為一般電影觀眾普遍的審美要求。」電影界要求「兼有進步的意識和動人的情節的劇本」。劇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視，電影不僅要真實地揭示現實問題，而且以藝術的手段對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命運進行細致的分析，細膩地表現人物的經濟政治地位與人物行為的關系，將個人命運與整個階級、社會聯系起來。《船家女》中，純潔的愛情受到惡勢力的踐踏，愛情悲劇中透視出強烈的政治主題。《姊妹花》中不同環境中成長的親姐妹之間再現了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左翼作家無意表現單純個人性的恩怨糾葛，而是在時代風雲中再現人物的命運浮沉。
二、注重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論，是現實主義敘事文藝常用的藝術手法，左翼電影作為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現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思想變化，通過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運的幾個典型人物，他們的沉淪與奮進、忍耐與抗爭、善良與邪惡，勾勒出不同階級、或者同一階級在大時代中的表現和內部演變。《三個摩登女性》中虞玉、陳若英、周淑貞三個女性分別代表了追求享樂的資產階級、耽於幻想的小資產階級和經歷家國變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關心大眾利益」的優秀工人階級，三個人物的塑造直接與資產階級在特定時代的分化密切相連。《華山艷史》中三個大學生，在北伐戰爭到九一八這樣的歷史時期，一個積極投身革命，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英勇犧牲；一個善於鑽營，成為統治者的幫凶；一個不斷動搖、彷徨，最終溶入抗戰的洪流，顯示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幾種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時代和人的關繫上大做文章，特定時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選擇，人們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們的階級特點和個性要求。
左翼電影善於運用多種手段來增強電影的藝術感染力，大量對比蒙太奇的運用，有利於創作者意圖的傳達，也強烈的沖擊觀眾的視覺和心靈。聶耳、任光等一批優秀的作曲家譜曲，為電影增添了藝術感染力，《漁光曲》中的「漁光曲」，《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畢業歌」等一些旋律優美，內涵豐富的電影插曲，更是為人們廣泛傳唱。

⑥ 左翼電影的藝術特點

左翼電影在票房上的成功，顯示出他們能夠正確把握民眾審美情趣和電影藝術的特質。具體表現為：
一、注重社會意識的呈現，具有鮮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強調強調個人主義、唯美主義等非理性的思想觀念的20世紀20年代電影，被更具有社會使命感和社會意識的20世紀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漢、歐陽予倩、史東山等編劇、導演紛紛從小資產階級的個人意識向工農群眾群體意識靠攏，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以大量生動的社會事件、生活細節，真實地反映廣大人民的現實處境；同時又以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電影增添昂揚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為改變階級命運和民族命運而奮斗。「『意識』不僅成為創作者評論者，而且也成為一般電影觀眾普遍的審美要求。」電影界要求「兼有進步的意識和動人的情節的劇本」。劇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視，電影不僅要真實地揭示現實問題，而且以藝術的手段對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命運進行細致的分析，細膩地表現人物的經濟政治地位與人物行為的關系，將個人命運與整個階級、社會聯系起來。《船家女》中，純潔的愛情受到惡勢力的踐踏，愛情悲劇中透視出強烈的政治主題。《姊妹花》中不同環境中成長的親姐妹之間再現了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左翼作家無意表現單純個人性的恩怨糾葛，而是在時代風雲中再現人物的命運浮沉。
二、注重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論，是現實主義敘事文藝常用的藝術手法，左翼電影作為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現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思想變化，通過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運的幾個典型人物，他們的沉淪與奮進、忍耐與抗爭、善良與邪惡，勾勒出不同階級、或者同一階級在大時代中的表現和內部演變。《三個摩登女性》中虞玉、陳若英、周淑貞三個女性分別代表了追求享樂的資產階級、耽於幻想的小資產階級和經歷家國變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關心大眾利益」的優秀工人階級，三個人物的塑造直接與資產階級在特定時代的分化密切相連。《華山艷史》中三個大學生，在北伐戰爭到九一八這樣的歷史時期，一個積極投身革命，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英勇犧牲；一個善於鑽營，成為統治者的幫凶；一個不斷動搖、彷徨，最終溶入抗戰的洪流，顯示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幾種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時代和人的關繫上大做文章，特定時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選擇，人們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們的階級特點和個性要求。
左翼電影善於運用多種手段來增強電影的藝術感染力，大量對比蒙太奇的運用，有利於創作者意圖的傳達，也強烈的沖擊觀眾的視覺和心靈。聶耳、任光等一批優秀的作曲家譜曲，為電影增添了藝術感染力，《漁光曲》中的「漁光曲」，《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畢業歌」等一些旋律優美，內涵豐富的電影插曲，更是為人們廣泛傳唱。

⑦ 比較法國新浪潮電影「作者電影」與「左岸派」的區別，最好舉例分析

1.從他們各自的成分看：「新浪潮」的製作者大都是巴贊創辦的《電影手冊》雜志的評論員，他們是些影迷，由到電影俱樂部中看影片、在雜志上寫評論文章中逐步走上影壇的，如「新浪潮」的主要的干將們：特呂弗、戈達爾、夏布洛爾、里維特、卡斯特等人都是如此。而「左岸派」的製作者們則是聚集在塞納河左岸「門階出版社」這一左翼作家團體的周圍的一批文人。其中有作家杜拉、羅伯—格里葉等；有戲劇家雷乃、亨利·高爾比；有記者阿爾芒·卡蒂；有攝影師阿涅斯·瓦爾達等。而真正搞電影的只有克里斯，馬克一人。不同的經歷決定了他們不同的文化水平。一般地講，「左岸派」導演的文化修養要比「新浪潮」導演高。
2，從時間上看：「新浪潮」運動始於50年代末期，以1958年為誕生的日期。而「左岸派」電影導演的探索要比「新浪潮」導演早。雷乃在1948年就開始拍攝影片了，瓦爾達也於1954年就開始拍攝影片了。
3．在年齡上著： 1958年「新浪潮」的幾個代表人物還都是年輕的小夥子：特呂弗和路易，馬勒是26歲，戈達爾和夏布洛爾是28歲。而「左岸派」的導演們在1958年大多數已經都是中年人了：雷乃和格里葉是36歲，高爾比和馬克是37歲，杜拉是44歲。他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來人，有的當過游擊隊員，有的被捕過、流放過，死裡逃生。僅這一條，便可以看出「左岸派」導演的經歷與閱歷比「新浪潮」導演要豐富、復雜，他們對生活有著更為深刻的感觸和理解。 4．從影片主題和手法上看：「新浪潮」作者電影有著強烈的個人傳記色彩，而「左岸派」的作家電影反映的卻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全人類性質的主題；作者電影較多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如特呂弗《四百下》，戈達爾《精疲力盡》；而作家電影則較多採用「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甚至混亂地採用人稱來敘事，如雷乃《廣島之戀》《去年在馬里昂巴德》；作者電影有一種真實誠懇的風格。而作家電影卻有著強烈的文學、戲劇色彩，藝術的假定性也遠遠超過了「新浪潮」電影。
5．從拍攝地點的選擇上看；由於「新浪潮」電影從來不去反映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具有社會性主題和政治性主題。因此，所選擇的外景地一般都局限在巴黎，故事活動范圍總在這個大城市中進行；同樣基於影片主題的不同，「左岸派」導演們拍攝的地點也極為廣泛，足跡遍及蘇聯、日本、朝鮮及歐洲各地。他們是些跨越國界的人，他們的目標不是巴黎，而是全世界。
6．從美學追求上看：「新浪潮」追求的是向生活靠攏，向真實深入；而「左岸派」電影感興趣的則是人的精神活動，人的思想，人的內心。在他們看來，一個人在頭腦中創造的生活遠遠比生活本身要豐富。他們向內心生活靠攏，向著一種新的真實深入。
7．從製作周期上看「新浪潮」導演們以一種潦草的、半即興方式拍攝電影，因此製作周期短，一年有時能夠拍攝好幾部影片；而「左岸派」導演卻是以仔細琢磨的方式拍攝電影，因此製作周期也比較長，常常是好幾年才拍攝完成一部影片。
8．從影片通過檢查方面看：「新浪潮」電影由於內容簡單，不涉及政治，因此一般都能順利地通過放映(除戈達爾的《小兵士》之外)，而「左岸派」電影由於背景比較復雜，所以一般都要遇到麻煩。比如：雷乃和馬克拍攝的《雕像也會死去》(1952年)就被禁演了長達12年之久。雷乃《廣島之戀》原定參加戛納電影節正式比賽，結果中途被撤下來，只獲得一個評論獎。馬克拍攝的《假如古巴……》(1961年)遭到禁演。他的另一部描寫罷工的影片《希望早相見》 1967年)也遭受到同樣的命運。藝術家採取鮮明的立場直接干預生活，把赤裸裸的社會現狀搬上銀幕，觸發觀眾的情感與選擇，這在「左岸派」之前的法國電影中尚不多見。「左岸派」電影是對商業電影的一次強有力的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講，「左岸派」導演的作家電影是法國五、六十年代「先鋒派」。「左岸派」：現實主義的革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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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在革命蔓延時》是克里斯·馬克導演的一部紀錄片電影。紅在革命蔓延時》（直譯為《沒有貓的笑容》，AGrinWithoutaCat）是基斯．馬爾卡的史詩作品，由1967年開始(馬爾克認為那是真正的轉捩點），以六、七十年代的環球戰火為主題，探討從國際視野探討舉足輕重的十年間政治起落變遷。包括越南、波利維亞、五月風暴、布拉格、智利，還有新左翼的命運。

⑨ 什麼是左翼電影

「30年代電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這五、六年當中的段時間。
左翼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入侵東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日本攻擊上海，這幾起事件的發生對上海當地的民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激發當地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因此群眾由原本愛好鴛鴦蝴蝶派之類的電影轉而要求拍攝愛國意識的電影。「一二八事變」之後，對民眾心態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這一類「鴛鴦蝴蝶派」的電影賣作大受影響，而上海當時是中國電影主要的生產基地，因此觀眾對電影喜好的改變讓電影製作者也必須改變拍攝電影的風格。

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也加強了對電影的關注，因為電影是一種強大的宣傳手段之一，他們有計劃地影響電影的創作，分成四個部分：

首先從編劇著手去影響和改造電影，文藝工作者以編劇的身分來加入電影的創作。
其次透過各種組織的努力，改造電影創作的工作團隊，加強左翼創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紹以蘇聯為主的外國電影的經驗。
第四，積極開展電影理論和批評的工作，透過電影的評論來影響和指導電影的創作和欣賞。

左翼電影在嚴酷的政治壓力下也成為一種動力，迫使電影工作者動腦筋運用各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這部「大路」裡面，我們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抗日情緒，但是從頭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敵人」來代替，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無法正面的表達'抗日的情緒，因此電影工作者只好用這種隱喻方式來宣洩這樣的情緒。

中國左翼電影運動是從1932年開始，是由左翼文化運動延伸和發展，由進步文化工作者組成的「左翼作家聯盟」，簡稱為「左聯」，並延伸觸角到電影界，這些作家表達出對電影問題的關切。

夏衍等左翼知識分子開始直接參與電影的編劇工作，對電影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另外它們也在當時的報刊刊載影評，藉由編劇和影評對當時電影界產生具體的動作，左翼電影到1933年達到高峰。

30年代電影由單純的影像媒介轉變為綜合的視聽媒介，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聲音，主題曲還是特別為了這部電影做的。

⑩ 左翼電影運動的主要內容

1931年9月，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正式通過，並在10月23日出版的《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號上公布。它標志著左翼電影運動的開始。
1932年5月，以夏衍為組長，由錢杏村、王塵無、司徒慧敏、石凌鶴等人參加的黨的電影小組成立。1933年左翼電影創作達到高潮，相繼攝制《狂流》、《鐵板紅淚錄》、《女性的吶喊》、《上海二十四小時》、《三個摩登女性》、《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優秀影片。1934-1935年，國民黨政府加緊對左翼電影運動的迫害。左翼電影作者另組建電通影片公司。兩年中攝制了《同仇》、《女兒經》、《船家女》、《漁光曲》、《桃李劫》、《自由神》等20餘部優秀影片。其中《漁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榮譽獎。1936年，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電影由左翼電影運動進入國防電影的新階段。
《鐵板紅淚錄》導演：洪深
主演：王瑩
《船家女》 編導：沈西苓
主演：徐來
《女兒經》編劇：夏衍等
主演：胡蝶
《漁光曲》劇照 《女性的吶喊》編導：沈西苓
主演：王瑩
《女性的吶喊》編導：沈西苓
主演：王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