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大型民族音乐电影

Ⅰ 音乐的分类及特点

1、古典音乐

以超时代的普遍性、永恒性的艺术价值和音乐艺术最高业绩为标准，将那些能作为同时代，后代典范的，具有具有永久艺术价值的音乐统称为“古典音乐”。根据这一标准，古典音乐又被称为“严肃音乐”或“艺术音乐”，用以区分通俗音乐（流行音乐）。

2、流行音乐

它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

3、民族音乐

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而广义上，中国音乐是泛指世界上具有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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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

每类音乐又各有多种体裁、形式、乐种和作品，如歌曲又有古代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分。

民间歌曲中又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及多声部歌曲等不同的体裁；同是山歌，又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点。

国古琴曲《流水》曾被美国人刻成曲碟用卫星发到太空，可见传统音乐在国外也颇受吹捧，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本土创作的中西混搭的音乐在外国并不受欢迎。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向世界推荐的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

Ⅱ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史

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所指涉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非常之广，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海外华人社区。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大胆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国电影获得许多国际大奖，而且逐年增多。由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并且不断地与外方合作拍片。随着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中国电影实际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它是由中国人为中国人生产的吗？假定关于中国电影的性质已达成某些共识，那么，扎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有别于好莱坞现象的这种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吗？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国际电影界所洞察与阐释的呢？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对话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

在此我要以中国电影为例来说明当今世界电影形势的变化。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跨国电影的发展是电影生产、销售、消费这一系列机制全球化的结果。世界电影业的变化发展不仅使人们对"民族电影"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而且使电影话语中"国家性"（nationhood）

的建构复杂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国电影史概可以作为一个世界电影史总体发展趋势的一项个案和范例来阅读。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电影的研究于是成为跨国的电影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民族电影与现代民族国家

电影作为一种发端于西方的新技术和艺术形式，最早出现在1895年；电影发明一年以后，传入上海。可能是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名摄影师兼放映员，在徐园的游艺会上放映了电影短剧。

接着来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国的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带来爱迪生公司的电影在茶馆和游乐场所放映[2].此后直到1949年，中国放映的大多片子为外国电影，放映场所先是在茶馆后是在影戏院。外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90%，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不难料想，好莱坞电影是风头十足。

1905年，任景丰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馆里拍摄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他拍摄的是著名演员谭鑫培所表演的京剧。郑正秋于1913年拍摄的家庭短剧《难夫难妻》，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故事片。不过，它是由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中国的制片厂、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的。

同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拍摄了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布拉斯基后来又把这部片子带到美国，因此它成为最早在国外放映的中国电影。由此可见，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便是跨国资本的产物。

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民族电影是在引进的西方的电影技术、意识形态、艺术手段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壮大的[3].程季华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这本代表官方观点的著作中，中国的左翼进步电影的发展是在与外国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霸权的斗争中成长的[4].中国民族电影工业所作的生死搏斗与作为20世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困境息息相关。现代性、民族建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以及新的性别认同都是此类民族电影的中心主题。中国的民族电影已成为锻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软性"娱乐电影（罗曼司、蝴蝶派小说、武打片、鬼怪片、古装剧）

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左翼电影工作者充分利用电影这一新的视觉技术的政治与革命潜力，试图把它发展成为自觉的社会批评的大众艺术[5].正如其他民族电影一样，中国电影也是"国家神话的鼓动者和国家的神话"[6].通过创造一套连贯的形象与意义、叙述集体历史、以及上演普通民众生活的悲喜剧，电影给有可能呈现为异质的实体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统一体："现代中国".

中国音乐发展史：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流传两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后,人们无比喜悦的欢乐心情。另一首是管弦乐《欢庆舞曲》。记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国庆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来到我家对我说,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焰火晚会,各界群众将组成110个舞圈跳集体舞,国庆办公室正在征集舞曲,希望你能参加应征。由于“文革”时期把三拍子的圆舞曲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轻歌曼舞”成为忌讳,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在焰火晚会上能产生一首新的大家喜欢的圆舞曲。几天后我交出了小样,再几天后通知我写总谱,再十天之后,这位年轻人到我家取走了总谱,中央乐团很快录了音。国庆节的当晚天安门广场一片欢腾,十几万人伴随着《欢庆舞曲》翩翩起舞,兴高采烈,有如奔涌着的欢乐海洋。之后《欢庆舞曲》出唱片,出总谱,还成为中央电视台一段时间内一个栏目的开始曲。转年,国庆办公室又约我再为1978年的国庆晚会写作《欢庆舞曲》的姊妹篇《节日舞曲》,后因那次晚会没有举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节日舞曲》被改成了军乐直到现在还时有演奏。

就我个人来说,1977至1979年这三年是我音乐创作中经历的一个高峰期。继两首管弦乐曲之后,又为武汉军区描写陈毅元帅的话剧《东进!东进!》作曲,写了7首陈毅诗词歌曲,紧接着又为叶剑英元帅诗词《八十书怀》、周恩来总理诗词《大江歌罢掉头东》作曲,并于1978年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剧院为新中国建立三十周年献礼的歌剧《记住啊请记住》作曲,紧接着又接受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献礼歌剧《星光啊星光》作曲,与此同时,我还担负着八一厂的故事片《雪山泪》,峨嵋厂的故事片《挺进中原》,珠江厂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务。两部歌剧、三部电影同时进行,偶尔还穿插一两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时间非常紧张。《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写出来了,音乐构思像开水龙头似的从心中流淌出来。我写出来之后交我同学沪邑同志修改,然后再交由歌剧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团一位同志和沪邑三人进行配器,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了,中国歌剧院急等着排练。此剧演出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各界观众络绎不绝,非常踊跃。

这次音乐高潮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开创新局面》。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人民的命运,时代的风云和作者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对一个作者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1983年至1985年汇聚众多文艺界人士、艺术团体创作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以及后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的“精品工程”奖、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等众多的评奖比赛,也都对新的历史时期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到纪念建党80周年是第二次音乐高潮

2001年“5·23”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活动,从此创设了我国的第一个音乐大奖,吸引了全国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第一届金钟奖设立了创作奖,分声乐和器乐;表演奖,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还特别为年届80高龄、从事音乐工作60年以上成就卓著的老音乐家设立了终身成就奖,这在我国和世界上都是首开先河,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强烈共鸣。结果121部交响乐应征,评出了金银铜奖21部;应征歌曲256首,评出金银铜奖36首;参赛歌手81名,评出金银铜奖18名,老音乐家的终身成就奖评出了27位,颁奖晚会和庆祝酒会盛况空前,热烈非凡,一些与会者激动得热泪盈眶。

纪念建党80周年音乐会,推出的新作品有辽宁的《阳光》,山东的《祖国》,深圳的《希望》等三台大型交响音乐会,产生了交响组曲《阳光下的祖国》,钢琴协奏曲《春天的故事》,交响合唱《希望》等一批精品力作和各类体裁的新歌。同一时期产生的歌剧《苍原》、《党的女儿》也受到普遍好评,这都为庆祝建党80周年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力地推动了音乐创作和音乐事业的向前发展。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再到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形成了第三次音乐高潮

2005年中国隆重地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此,中宣部有关领导专门主持召开音乐创作动员会议。中宣部拨出专款推动这项工作,中国音协积极投入,各省市积极响应,中国音协与广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声交响音乐会”在广州和北京隆重演出。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音乐了,听得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中宣部文艺局主持召开了座谈会,给予高度评价。同一时期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举办了“时代之声——傅庚辰作品音乐会”。河北举办了《英雄河北》、湖北举办了《三峡回响》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纪念音乐会,也都取得了成功。中国音协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隆重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有关领导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当晚由中国音协组织举行的冼星海作品音乐会极其成功,当《黄河大合唱》演唱结束时赢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从2003年至2007年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大型声乐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交响乐2008》,交响诗《红星颂》,交响组曲《地道战留给后世的故事》,交响乐《圣火2008》,交响合唱《金陵祭》,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木雕的传说》,舞剧《红梅赞》、《闪闪的红星》、《红河谷》、《一把酸枣》、《风中少林》、《南京1937》、《西游记》以及近期出现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交响乐《巍巍昆仑》、《江山多娇》等。交响乐创作思想、创作道路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中央领导同志对儿童歌曲十分重视,指示中国音协要下决心抓好儿童歌曲创作,并作出部署,成立七部委工作组织。中国音协坚决贯彻中央领导指示,召开词曲作者座谈会,广泛征集作品并与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儿童歌曲电视大赛。经过三年努力,儿童歌曲匮乏的局面有所好转,产生了《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读唐诗》、《司马光砸缸》、《朝霞之歌》、《春天》、《悯农》等一批优秀儿歌。电视剧音乐也出现了《誓言无声》、《江山》、《沙场点兵》、《陈赓大将》、《乔家大院》、《红顶子商人胡雪岩》、《井冈山》、《戈壁母亲》等好作品。第十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评出了《吉祥三宝》、《盖楼的哥们》、《望月》等20首优秀奖歌曲,《永恒的彩霞》等20首入选奖歌曲。民族管弦乐也产生了很多好作品,徐沛东为广东音乐作了新的编配,《国乐飘香》音乐会获得成功。

2007年7月，由中国音协中国文联演艺中心和总政宣传部共同推出的纪念建军80周年军旅音乐作品展演周《革命诗篇——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当兵的历史——印青作品音乐会》、《长城长——孟庆云作品音乐会》、《相聚在军旗下——老文艺工作者音乐会》以及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武警共八场音乐会在首都掀起了音乐热潮。这不仅展示了军旅音乐作品的精华,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作曲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个人民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受到人民的爱戴,绝不能以“小众”自诩,盲目陶醉在狭小的圈子里。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是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后举行的,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战略目标前提下举行的,在总赛区广州之外,增设了长沙、南京、宁波三个分赛区,增设了合唱、民乐、流行音乐、理论评论等奖项的评选,扩大了评比面、受众面、影响面,是对金钟奖的重要改革,推动了金钟奖做强做大,使金钟奖迈入了新阶段。

今年还将举行交响乐百年回顾展。回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中国特色交响乐，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雅俗共赏,二是现代技法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技法的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和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交响乐。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中国人民,就失掉了根基,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

当前,我国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大,音乐的影响力、渗透力、震撼力与日俱增,在人民群众中、在文化生活中、在社会活动中出现了空前的音乐热。从城市到乡村,在公园、在广场、在社区,到处充满音乐之声,到处充满着欢乐的歌唱,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充满着歌声激扬着音乐的新时代

Ⅲ 什么是民族音乐

狭义地讲，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

而广义上，民族音乐是泛指中国音乐家所创作的音乐和具有中国五声色彩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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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是世界上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了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的民族音乐体系。

这一体系在世界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认识中国音乐，不能仅仅会唱一些中国歌曲，听几段传统乐曲，还必须从民族的、历史的、地域的角度去考察中国音乐，了解中国音乐，从而真正理解中国音乐的内涵，了解它在世界音乐体系中的地位和历史价值。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民族音乐

Ⅳ 什么是中国民族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

Ⅳ 影视音乐的民族性

我们都听过“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之类的话。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出“音乐的民族性”这一议题呢？
人类要表达思想、感情，除了要通过语言，还要借助于语调、语气，有时甚至还要借助于身体形态。事实上，语言由于民族的异别而给其相互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而在相互交流中真正相通的只能是语调、语气，音乐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从此角度讲，音乐才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但由于民族的殊异，国人聆听西洋音乐作品时，常常“一头雾水”，辩不清南北.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质、特点、习俗、风格、语言等等，由此而形成民族的异别，产生了不同于别民族的文化。由于音乐是在自然界的音响－－尤其是在人类语言的语调、语气等音响因素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所谓音乐的民族性也就有别于通常所泛指的民族性了。
民族性是指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阶段性，同时又是一种局限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条件制约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艺术以及风土人情等所有人类在精神领域里的认识和积累。民族乐队与民族音乐都是以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它因其独特性而使别的国家和民族无法参与其中，至多对其只有一般观赏和了解而并不能真正去欣赏理解它们并与它们全面沟通和交流，它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所谓民族音乐，就是指那些各民族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其情感生活的音乐。从具体形式上讲，这个独特性包括乐器构成和曲调风格两个方面，后者更是主要方面它指用民族乐器或者西洋管弦乐器演奏的民族民间曲调风格的音乐。民族音乐又包括民族民间音乐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音乐两部分。

Ⅵ 求资源，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2010年电影频道版的，有没有人有啊，跪求啊

链接:

《复兴之路》是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由张继钢执导的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由3200名演员参演，6500件道具打造。

《复兴之路》是继《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后，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第三部具有重大政治、文化意义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它以时间为线索、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分为《山河祭》、《热血足迹》、《创业》、《大潮曲》、《中华颂》五大板块，通过丰富的舞蹈音乐语汇，艺术而集中地展现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169年极其光荣伟大的复兴之路

Ⅶ 音乐分为哪几大类

1. 合成乐 2 . 民歌 3 . orchestra 4 .house 5 . R&B

6 .迪斯科 7 .Soul 8 .reggae 雷鬼 9 .巴西音乐

10. 摇滚乐 11.碾核 12.Grunge垃圾 13 .硬核

14.艺术摇滚 15.朋克 16 .post rock 17. britpop

18 .SOFT ROCK 19 .金属乐 20. RAP 21.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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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音乐】

一种起源于非洲的音乐形式 从根源布鲁斯、拉格泰姆(Ragtime)，经过新奥尔良爵士乐到Dixieland爵士乐、摇摆乐、主流爵士、比波普、现代爵士到自由爵士及电子爵士 19世纪期间音乐是美国南部种植园黑人奴隶们表达自我生活和情感的重要手段 爵士乐在使用的乐器和演奏方法上极有特色，完全不同于传统乐队。

自“爵士乐时代”以来，萨克斯管成为销售量最大的乐器之一；长号能够奏出其他铜管乐器做不到的、滑稽的或是怪诞的滑音，因而在爵士乐队中大出风头；小号也是爵士乐手偏爱的乐器；蓝调也是JAZZ的一种。王若琳的歌基本都是爵士调调，就是那种很随性的感觉。

Ⅷ 关于中国民族音乐剧的资料

地域文化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http://www.ilib.cn/Periodical.Articles/anysfxyxb/2005/04/anysfxyxb200504061.html

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

远古、奴隶社会前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也非常久远。大约从五万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简单的乐器和乐舞。山西万泉（现属万荣县）荆村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骨哨、陶埙，有的已可吹奏由两、三个音构成的简单旋律，同时还有鼓、磬等打击乐器和管乐器。
最初的音乐是人类劳动生活的再现，是从劳动中直接产生的。原始时期的音乐总是常常和诗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原始音乐歌舞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它的社会功用也是显而易的。但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关系日益复杂，音乐艺术的内容和作用也随着扩大、而广泛用于锻炼身体、抒发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娱乐、求爱等各种社会生活侧面；美的因素增长了，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了。从此，音乐遂以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作为社会意识形之一，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原始社会到夏禹的时候开始崩溃，奴隶社会逐渐形成、社会上有了阶级的区分，音乐艺术了逐渐注入了阶级的意识。如夏代的代表性乐舞《大厦》，是直接歌颂法代统治者本身的。与过去歌颂图腾祖先的情况很不相同。传说《大厦》是歌颂夏禹治水有功。音乐的阶级分化，在乐器的应用上也有所反映。奴隶社会创造了象编钟、编磬之类的贵重乐器，这是音乐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类乐器，从一开始就只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有物，奴隶不必说了，一般部落民也是根本不可能备置应用的。他们最多只能奏弄埙一类比较简单的乐器。古人常称贵族家庭为“钟鸣鼎食之家”，就是这种真实写照。

西 周

西周是奴隶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它在殷商各种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礼乐制度。西周统治者特别重视礼和乐的社会作用，认为礼可以分别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和敬，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维护贵族的等级秩序而有效地统治人民。
西周的宫庭音乐大体可分为六代之乐、雅乐、颂乐、房中乐和四夷之乐等几种。六代之乐是指历代传下来的六部大型乐舞。这些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声调平淡、缓慢、给人以严肃静穆之感。颂也是大典乐歌，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以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中，内容大都是史诗性的，往往带有一些神话色彩；音调也以缓慢为特色，但比六代之乐可能要清越一些，唱时用瑟伴奏。
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的内容与颂相似，所用场合亦大体相同；小雅比较接近于民歌或者根据民歌改编而成。常用于士大夫饮酒礼中，唱时用瑟或琴伴奏，称为"弦歌"。房中乐是后妃们在宫内侍宴时唱奏的乐歌，以周南、召南之类民歌为主，唱时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四夷之乐是指来自秦、楚、吴、越等边区各民族的音乐，多属歌舞性质，伴奏以吹奏乐器为主。
从远古到奴隶社会前期，是我国音乐逐步成型和开始发展的时期。商代由于冶炼等工技的发展，促进了乐器制造的进步。出现了钟、铙等等铜制击乐器、编管乐器也有发展。
春 秋 战 国 时 代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转变，社会思想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旧的礼乐制度受到冲击而濒于崩溃，民间俗乐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受到一些倾向于政治革新的诸侯和士大夫们的重视。
民间俗乐首先是郑、卫、宋、齐等封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繁荣起来的，所以后来士大夫们就用"郑卫之音"或"郑声"来作为俗乐的代称。
俗乐中以民歌和民间歌舞为最重要，从现存《诗经》所集的十五国风，可以大体看到当时民歌的丰富多采。内容方面除一般劳动歌曲、爱情歌曲外、有倾诉农民痛苦生活的，如《七月》；有诅咒封建强迫婚姻制度的，如召南《行露》；也有揭露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讽刺歌曲，如魏风《代檀》等等。
歌词大都是四言体，也有长短句或楚骚体的，音乐多采用分节歌形式，在屈原整理或仿作的民间歌舞《九歌》和《离骚》中，还有"少歌"和"乱"等结构名称。乱是音乐的高潮部分，说明当时的大型音乐作品在结构上已有新的发展。
所谓郑卫之音是民间俗乐、节奏活泼、表情丰富，与宫庭雅乐的"和平静穆"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受到一些开明政治家的重视，当时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乐。对此，当时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争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竭力主张维护旧的礼乐，认为俗乐淫放，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反对统治者搞任何音乐活动，说这是劳民伤财的事。由于他们的意见都不符合新兴统治者的意愿，所以都末得到采纳。
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钟能发两音，在中心音域约三个八度内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显示了乐器制造的高度水平。
乐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进展，出现了琴、瑟、筑等乐器的独奏家，如善鼓琴的师旷、伯牙；善击筑的高渐离；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随着音乐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关于音阶、调式和转调的理论，所谓"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当时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组成；加变宫、变徵则成七声音阶，但与现代流行的七声音阶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个"变音"的六声音阶。十二管是指一组能奏出十二个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称初见于《国语》，它们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所谓郑卫之音是民间俗乐、节奏活泼、表情丰富，与宫庭雅乐的"和平静穆"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受到一些开明政治家的重视，当时如魏文侯、梁惠王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等都很注意利用俗乐。对此，当时在思想家中也有很大的争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竭力主张维护旧的礼乐，认为俗乐淫放，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反对统治者搞任何音乐活动，说这是劳民伤财的事。由于他们的意见都不符合新兴统治者的意愿，所以都末得到采纳。
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编钟，全套共六十四枚，每钟能发两音，在中心音域约三个八度内能奏出完整的半音列，显示了乐器制造的高度水平。
乐器演奏水平也有很大进展，出现了琴、瑟、筑等乐器的独奏家，如善鼓琴的师旷、伯牙；善击筑的高渐离；善鼓瑟的瓠巴等都很著名。
随着音乐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关于音阶、调式和转调的理论，所谓"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当时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组成；加变宫、变徵则成七声音阶，但与现代流行的七声音阶不同。
"六律"是指只用一个"变音"的六声音阶。十二管是指一组能奏出十二个不平均律半音列的律管。十二律的名称初见于《国语》，它们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秦 汉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
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
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
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
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
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
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 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
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 清 时 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
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近 现 代 时 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
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 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
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
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
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
"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
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
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为我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
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