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简述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与特点(要绝对权威,详细,具体的,考试急用)
我先发前1/3,如果你满意，我再发后2/3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关黎; 张辉;
《音乐生活》杂志社;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 音乐编辑; 主任教授;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为止
已有70多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在
所谓的“流行音乐”，就可以追溯到
30年代的大上海。当时由于有声电
影取代了无声片，导致电影插曲的
极大需求，从而刺激了流行歌曲的
创作，出现了《西子姑娘》、《秋水
伊人》、《香格里拉》等佳作，开启
了现代流行歌曲的先河。从某种意
义上说，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可谓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高峰
期，80年代则是第二个高峰期。而
在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一段时
期的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始终缓慢前
行，其间一度也有断层期。直到80
年代初，在“港台风”的吹动下当
代中国大陆真正的流行歌曲才迅速
发展起来。
对中国流行音乐极念的界定
(一)流行音乐的极念
“流行音乐”这一概念在我国使
用得相当普遍，但长期以来有关它
的内涵和外延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
一的看法。很长时期以来，由于人
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方
式，对流行音乐的理解也存在着不
同的看法。不过，一些专业的权威
理论著作如《中国大网络全书))(音
乐·舞蹈卷)中对流行音乐(通俗音
乐)则是这样解释的:“通俗音乐泛指
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拨、易于流
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
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
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川这种解
释显然是以严肃音乐和民间音乐作
以参照和比较而确定的。
虽然流行音乐的概念区分显然
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但有
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流行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
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所
以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概念的理解以
及对它的概括方法也产生很大的差
异也是必然的。但是无论哪一种看
法或解释，对于“流行音乐”都有
一个比较基本的认同，那就是它所
具有的通俗性、大众性和广泛的传
播性。实际上，同“严肃”、“高雅”、
“古典”这些词一样，作为音乐的一
种表现形式，流行音乐本不是科
学、精确的称谓，而只是人们沿袭
下来的一种特定说法。随着新的流
行音乐形式的诞生，随着一代又一
代不断出现的后来者的创作实践，
流行音乐也将不断有新的成分加入
而变得色彩纷呈。
(二)中.滋行t乐的粗念
现代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同于中
国传统音乐，也区别于中国的新
(专业)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是相对
于近代出现的、受西方音乐影响的
中国新音乐(专业音乐)而言的，具
体是指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族
器乐、民间歌曲和民族歌舞音乐。
中国的新(专业)音乐主要包括两
类:一类是新民族专业音乐，即专
业作曲家运用西方记谱法和技巧作
曲，并吸收民间音乐中的精华进行
创作、表演的一类音乐形式;另一
类是西洋传统音乐，即完全按照西
方现代音乐作曲法、演唱法、演奏
法进行创作和表演的一类音乐形
式。而中国流行音乐则与这些音乐
形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无论在演
唱技法、题材内容，还是乐器手段
上，中国流行音乐都与民族传统音
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存在着很大的不
同，可以说，以严肃音乐和民间音
乐作为参照是确定中国流行音乐概
念的方法。
不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
国流行音乐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只是
通过它的“本体”来进行展现，而
且还明确地反映在诸如商业化制
作、发行、销售以及演艺经纪与管
理等一系列商业化操作的行为之
中，因而，现代中国流行音乐作为
一种集艺术与产业于一身的文化商
业已经无法单单以音乐这一单一概
念来定义。
实际上，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
音乐的历史，流行音乐真正在本体
上的体现是完全可以追溯到20世纪
3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的“都市文
化”之中。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出
现之时其自身就具有一些较为复杂
的特点，例如东、西方文化在融合
过程中的差异、中国传统与民间文
化在融人过程中的作用，还有中国
近代史上的一些特殊社会因素等
等，因此在现今的对中国流行音乐
的概念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中国流
行音乐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产生的，她的产生与发展比其他国
家的流行音乐更多地带有东西方音
乐文化的融合的特点。
二、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演变
(一)中.流行奋乐发展的第
一个阶段(1917—1.36)1、学堂乐歌—早期流行音乐的雏形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最早约起始
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
民国的创立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造
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
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
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
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
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
词)等。这可以说是西方音乐因素
为我所用的开始，从此而始，学堂
乐歌成为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雏
形。“学堂乐歌是指当年学校里的
歌曲，在早期的学校里，把学生的
音乐课也叫做‘乐歌’课。学堂乐
歌首先由学生演唱，后来也在群众
中广泛流传。可以说，学堂乐歌是
通俗音乐的前身。”121在学堂乐歌的
发展过程中，一大批歌曲创作者，
如萧友梅、黄自，尤其是李叔同、沈
心工等人对学堂乐歌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因此，也可以说，中
国初期的流行歌曲创作也是自李叔
同、沈心工等人开始的。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
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
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
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
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
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
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流行音
乐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
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
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
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
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
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
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
向。
2、中国流行音乐的其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青年时
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
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
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
舞及歌曲。之后，黎锦晖又转人了
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
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
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担任作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
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
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
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
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
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
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
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
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
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
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
内容平庸外，音乐风格上的粗制滥
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哮声哮气
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
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
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
值得后人借鉴的。
3、中国流行音乐在上海形成的
社会原因
中国流行音乐在20年代末的上
海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一个
深刻的社会问题。其后隐藏的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原因异常地复杂和
深刻。不过，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
观察我们发现，中国流行音乐之所
以能在上海形成并初具规模，应该
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首先，都市市
民文化生活的变化导致晚清的“鸳
鸯蝴蝶派”文学重新抬头，一些迎合
时俗的歌舞也应时而生。在那个时
代上海各种各样的歌舞娱乐场所，
包括酒吧、咖啡馆、歌舞厅等即成为
这些“时代小曲”的主要寄居地，而
这些“时代小曲”的产生也有助于缓
解当时的小市民内心的焦灼感和挫折
感等心理，成为一些人转嫁精神苦闷
的寓所;其次，“西方流行音乐潮流的
影响与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无疑大大加
速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和传播”。田渡
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我国民族资本主
义工商业也有所发展，这种社会经济
结构就为流行歌曲的萌芽和成长提供
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也就
是在这个阶段，由于话筒的使用，电声
技术的进步、唱片的大量发行、电影
事业的兴旺、收音机的逐渐普及等因
素，使得流行音乐这种易于被大众所
接受的音乐形式在中国的上海开始广
泛活跃起来。口(未完待续)
⑵ 跪求。。。中国音乐的发展史（我要在研究性学习里面写的，所以越具体越好）谢谢啦~~~
可参考这本书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 ) http://book.jqcq.com/proct/830279.html 孙蕤，本名孙思溥，中国流行音乐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特聘研究员。1936年生于辽宁开原，1960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退休前为大连医科大学药剂学教授。 自幼喜爱中国流行音乐，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收集音乐资料 1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80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 一、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 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 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 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 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 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 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音乐和群众歌曲创作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者十分重视流行歌曲的宣传作用。伪满时期，著名歌星李香兰曾成为流行音乐的风云人物。 李香兰本为日本人，生于中国，本名山口淑子。战后回到日本，入政界为日本参议员。她在抗战期间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满州姑娘》、《戒烟歌》、《支那之夜》、《苏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东亚共存”为主旨，在当时产生过恶劣影响，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活跃的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严工上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黎锦光和陈歌辛。黎锦光的代表作有《夜来香》、《五月的风》、《疯狂世界》、《采槟榔》等；陈歌辛的代表作有《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恋之火》、《高岗上》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术上的某些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它的发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继续沿着救亡歌咏活动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以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作品的诞生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胜利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五、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的创作歌曲 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⑶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史
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所指涉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非常之广，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海外华人社区。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大胆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国电影获得许多国际大奖，而且逐年增多。由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并且不断地与外方合作拍片。随着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中国电影实际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它是由中国人为中国人生产的吗？假定关于中国电影的性质已达成某些共识，那么，扎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有别于好莱坞现象的这种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吗？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国际电影界所洞察与阐释的呢？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对话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
在此我要以中国电影为例来说明当今世界电影形势的变化。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跨国电影的发展是电影生产、销售、消费这一系列机制全球化的结果。世界电影业的变化发展不仅使人们对"民族电影"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而且使电影话语中"国家性"（nationhood）
的建构复杂化。因此，我所做的中国电影史概可以作为一个世界电影史总体发展趋势的一项个案和范例来阅读。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电影的研究于是成为跨国的电影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民族电影与现代民族国家
电影作为一种发端于西方的新技术和艺术形式，最早出现在1895年；电影发明一年以后，传入上海。可能是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名摄影师兼放映员，在徐园的游艺会上放映了电影短剧。
接着来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国的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97年他带来爱迪生公司的电影在茶馆和游乐场所放映[2].此后直到1949年，中国放映的大多片子为外国电影，放映场所先是在茶馆后是在影戏院。外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90%，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不难料想，好莱坞电影是风头十足。
1905年，任景丰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馆里拍摄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他拍摄的是著名演员谭鑫培所表演的京剧。郑正秋于1913年拍摄的家庭短剧《难夫难妻》，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故事片。不过，它是由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中国的制片厂、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的。
同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拍摄了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布拉斯基后来又把这部片子带到美国，因此它成为最早在国外放映的中国电影。由此可见，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便是跨国资本的产物。
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民族电影是在引进的西方的电影技术、意识形态、艺术手段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壮大的[3].程季华等人在1960年代初所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这本代表官方观点的著作中，中国的左翼进步电影的发展是在与外国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霸权的斗争中成长的[4].中国民族电影工业所作的生死搏斗与作为20世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困境息息相关。现代性、民族建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以及新的性别认同都是此类民族电影的中心主题。中国的民族电影已成为锻冶新的民族文化所需的成分。在"软性"娱乐电影（罗曼司、蝴蝶派小说、武打片、鬼怪片、古装剧）
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左翼电影工作者充分利用电影这一新的视觉技术的政治与革命潜力，试图把它发展成为自觉的社会批评的大众艺术[5].正如其他民族电影一样，中国电影也是"国家神话的鼓动者和国家的神话"[6].通过创造一套连贯的形象与意义、叙述集体历史、以及上演普通民众生活的悲喜剧，电影给有可能呈现为异质的实体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统一体："现代中国".
中国音乐发展史：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流传两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后,人们无比喜悦的欢乐心情。另一首是管弦乐《欢庆舞曲》。记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国庆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来到我家对我说,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焰火晚会,各界群众将组成110个舞圈跳集体舞,国庆办公室正在征集舞曲,希望你能参加应征。由于“文革”时期把三拍子的圆舞曲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轻歌曼舞”成为忌讳,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在焰火晚会上能产生一首新的大家喜欢的圆舞曲。几天后我交出了小样,再几天后通知我写总谱,再十天之后,这位年轻人到我家取走了总谱,中央乐团很快录了音。国庆节的当晚天安门广场一片欢腾,十几万人伴随着《欢庆舞曲》翩翩起舞,兴高采烈,有如奔涌着的欢乐海洋。之后《欢庆舞曲》出唱片,出总谱,还成为中央电视台一段时间内一个栏目的开始曲。转年,国庆办公室又约我再为1978年的国庆晚会写作《欢庆舞曲》的姊妹篇《节日舞曲》,后因那次晚会没有举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节日舞曲》被改成了军乐直到现在还时有演奏。
就我个人来说,1977至1979年这三年是我音乐创作中经历的一个高峰期。继两首管弦乐曲之后,又为武汉军区描写陈毅元帅的话剧《东进!东进!》作曲,写了7首陈毅诗词歌曲,紧接着又为叶剑英元帅诗词《八十书怀》、周恩来总理诗词《大江歌罢掉头东》作曲,并于1978年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剧院为新中国建立三十周年献礼的歌剧《记住啊请记住》作曲,紧接着又接受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献礼歌剧《星光啊星光》作曲,与此同时,我还担负着八一厂的故事片《雪山泪》,峨嵋厂的故事片《挺进中原》,珠江厂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务。两部歌剧、三部电影同时进行,偶尔还穿插一两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时间非常紧张。《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写出来了,音乐构思像开水龙头似的从心中流淌出来。我写出来之后交我同学沪邑同志修改,然后再交由歌剧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团一位同志和沪邑三人进行配器,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了,中国歌剧院急等着排练。此剧演出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各界观众络绎不绝,非常踊跃。
这次音乐高潮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开创新局面》。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人民的命运,时代的风云和作者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对一个作者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1983年至1985年汇聚众多文艺界人士、艺术团体创作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以及后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的“精品工程”奖、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等众多的评奖比赛,也都对新的历史时期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到纪念建党80周年是第二次音乐高潮
2001年“5·23”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活动,从此创设了我国的第一个音乐大奖,吸引了全国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第一届金钟奖设立了创作奖,分声乐和器乐;表演奖,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还特别为年届80高龄、从事音乐工作60年以上成就卓著的老音乐家设立了终身成就奖,这在我国和世界上都是首开先河,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强烈共鸣。结果121部交响乐应征,评出了金银铜奖21部;应征歌曲256首,评出金银铜奖36首;参赛歌手81名,评出金银铜奖18名,老音乐家的终身成就奖评出了27位,颁奖晚会和庆祝酒会盛况空前,热烈非凡,一些与会者激动得热泪盈眶。
纪念建党80周年音乐会,推出的新作品有辽宁的《阳光》,山东的《祖国》,深圳的《希望》等三台大型交响音乐会,产生了交响组曲《阳光下的祖国》,钢琴协奏曲《春天的故事》,交响合唱《希望》等一批精品力作和各类体裁的新歌。同一时期产生的歌剧《苍原》、《党的女儿》也受到普遍好评,这都为庆祝建党80周年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力地推动了音乐创作和音乐事业的向前发展。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再到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形成了第三次音乐高潮
2005年中国隆重地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此,中宣部有关领导专门主持召开音乐创作动员会议。中宣部拨出专款推动这项工作,中国音协积极投入,各省市积极响应,中国音协与广州市委推出了“民族之声交响音乐会”在广州和北京隆重演出。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音乐了,听得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中宣部文艺局主持召开了座谈会,给予高度评价。同一时期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举办了“时代之声——傅庚辰作品音乐会”。河北举办了《英雄河北》、湖北举办了《三峡回响》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纪念音乐会,也都取得了成功。中国音协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隆重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有关领导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当晚由中国音协组织举行的冼星海作品音乐会极其成功,当《黄河大合唱》演唱结束时赢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从2003年至2007年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大型声乐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歌》、《交响乐2008》,交响诗《红星颂》,交响组曲《地道战留给后世的故事》,交响乐《圣火2008》,交响合唱《金陵祭》,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木雕的传说》,舞剧《红梅赞》、《闪闪的红星》、《红河谷》、《一把酸枣》、《风中少林》、《南京1937》、《西游记》以及近期出现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交响乐《巍巍昆仑》、《江山多娇》等。交响乐创作思想、创作道路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中央领导同志对儿童歌曲十分重视,指示中国音协要下决心抓好儿童歌曲创作,并作出部署,成立七部委工作组织。中国音协坚决贯彻中央领导指示,召开词曲作者座谈会,广泛征集作品并与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儿童歌曲电视大赛。经过三年努力,儿童歌曲匮乏的局面有所好转,产生了《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读唐诗》、《司马光砸缸》、《朝霞之歌》、《春天》、《悯农》等一批优秀儿歌。电视剧音乐也出现了《誓言无声》、《江山》、《沙场点兵》、《陈赓大将》、《乔家大院》、《红顶子商人胡雪岩》、《井冈山》、《戈壁母亲》等好作品。第十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评出了《吉祥三宝》、《盖楼的哥们》、《望月》等20首优秀奖歌曲,《永恒的彩霞》等20首入选奖歌曲。民族管弦乐也产生了很多好作品,徐沛东为广东音乐作了新的编配,《国乐飘香》音乐会获得成功。
2007年7月，由中国音协中国文联演艺中心和总政宣传部共同推出的纪念建军80周年军旅音乐作品展演周《革命诗篇——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当兵的历史——印青作品音乐会》、《长城长——孟庆云作品音乐会》、《相聚在军旗下——老文艺工作者音乐会》以及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武警共八场音乐会在首都掀起了音乐热潮。这不仅展示了军旅音乐作品的精华,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作曲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个人民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受到人民的爱戴,绝不能以“小众”自诩,盲目陶醉在狭小的圈子里。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是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后举行的,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战略目标前提下举行的,在总赛区广州之外,增设了长沙、南京、宁波三个分赛区,增设了合唱、民乐、流行音乐、理论评论等奖项的评选,扩大了评比面、受众面、影响面,是对金钟奖的重要改革,推动了金钟奖做强做大,使金钟奖迈入了新阶段。
今年还将举行交响乐百年回顾展。回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中国特色交响乐，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雅俗共赏,二是现代技法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技法的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和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交响乐。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中国人民,就失掉了根基,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
当前,我国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大,音乐的影响力、渗透力、震撼力与日俱增,在人民群众中、在文化生活中、在社会活动中出现了空前的音乐热。从城市到乡村,在公园、在广场、在社区,到处充满音乐之声,到处充满着欢乐的歌唱,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充满着歌声激扬着音乐的新时代
⑷ 电影音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应收集资料及参考文献 越完整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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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中国电影的背景音乐发展现状如何
大部分都是导演找的自己喜爱的音乐人来做，比如寻枪找窦唯做这种。目前中国没有太多大师级的影视配乐，三宝老师算是最牛的了吧，其他董冬冬老师，樊凡等等也在这条路上算是走的比较远。但能不能达到三宝老师的成就，还有待观察。这个也跟国内电影也不像好莱坞那么发达有关吧。
⑹ 求国内外流行音乐研究现状述评
流行音乐在中国[内容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流行音乐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到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三个时期，来阐述各个时期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关键词]：流行音乐 中国 研究状况
流行音乐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黑人的民间音乐，迄今为止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期间，流行音乐经历了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流行音乐和大量的流行音乐作品。目前流行音乐发展更为成熟和多元化，并为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增添了不少色彩。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当今21世纪初为止，已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笔者将分为三个时期来论述流行音乐在我国的研究状况。
一、20世纪80年代——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音乐形成了初步的繁荣，然而我国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音乐学家们对流行音乐只是进行初步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流行音乐概念、风格特征及其种类的研究是相当浅和模糊的。大多是谈对流行音乐的一些看法或是对某种与流行音乐有关的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个时期也未出版过关于此类研究的专著（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做出的判断）。文献方面以1980年南咏在《人民音乐》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这篇文章为基础，它是我国最早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发表的期刊论文。标志着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此类文章相继而出。研究成果可分为两个方面：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三十、四十年代曾在上海风靡一时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到了八十年代又突然走红。一些报刊上就如何评价《何日君再来》一歌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1980年第9期南咏在《人民音乐 》 第9期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日君再来〉答问》，是我国最早发表的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文章中，作者对刘雪庵创作的歌曲《何日君再来》以问答的形式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主要是围绕“这首歌曲是不是汉奸歌曲、黄色歌曲？”这个问题展开的“应该怎样还这首歌的历史本来面目？”问答。作者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总结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创造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借鉴,是很有必要的。同年，应国靖的《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 》和长河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歌曲〈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的讨论综述》两篇文章也对这首歌的相关讨论进行了综述。
赵沨在《从香港三位歌唱家的音乐会想起的》文章中对香港著名歌唱家费明仪、林祥园、陈供生,应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在北京红塔礼堂公开举行了两场独唱、重唱音乐会。这两场音乐会公开售票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千张入场券就被抢购一空的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主要是由于一些喜欢流行歌曲的青年错误的认为费明仪等先生从香港来，可能是演唱香港流行歌曲的，所以踊跃购票。说明了国内一些年轻人很欣赏西方、港澳的流行歌曲这一事实。
周荫昌在《“流行歌曲”略析》一文中对“什么是流行歌曲？为什么它对一部分青年具有吸引力？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应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这些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林明在《“流行歌曲”问题》文章中从其他方面对流行歌曲进行了论述，主要针对建国三十年后的今天,“流行歌曲” 出现的问题以及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进行讨论。
杨晓鲁在《1988年中国流行歌曲鸟瞰》文章主要以1988年中国流行音乐歌曲的创作风格、题材、体裁、节奏、旋律、调性、民族性与审美趣味、歌星演唱以及理论研究的状况这些方面对当时流行音乐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于1979年到1985年中国流行音乐的艰难历程也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钟子林在《谈美国爵士乐》文章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爵士乐的流传和影响；爵士乐的形成；爵士乐的发展。并在最后简单地谈了一点对爵士乐的看法。
陈地在《对流行音乐的观测》一文中主要对较有影响的流行音乐：爵士乐、节奏与布鲁斯、摇滚乐、摇摆乐、乡村音乐或西部音乐、迪斯科和新浪潮的发展和演变分别进行了阐述。并由此得到了以下结论：1、流行音乐或乡村流行音乐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而产生了“叛逆性”的一面。2、流行音乐都是源于劳苦白人和黑奴。3、流行音乐中，除了民间音乐和以它发展起来的乡村音乐一直流行至今，其它的流行音乐都只是风靡一时。4、流行音乐不是孤立的发展的各派之间互为影响、促进。并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吸收。
陈铭道、宋今为的《失去了灵魂的民间艺术——美国乡村音乐的沿革》文章主要阐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乡村音乐”是由乡村、布鲁斯、爵士、摇滚混合在一起的杂拌菜——失去了灵魂的民间音乐！“乡村音乐将要在全世界获得商业性的成功,它是成功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唯独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灵魂”。①
钟子林在《美国流行音乐新品种——新时代音乐》一文中主要阐述了美国流行音乐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各种类型和风格的音乐都在发展,如摇摆乐、乡村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索尔(soul,城市黑人的流行音乐)、福音歌、雷盖。这时一种新的时代音乐继60年代和70年代初摇摆乐高潮之后形成并广泛传播。以及这种时代曲的特点和流传因素。
二、20世纪90年代——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阶段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音乐占据了中国音乐的半壁江山，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深入。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音乐学家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也只是蜻蜓点水，大多都是较浅的研究国内的流行音乐。到了90年代，我国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逐渐完善。流行音乐的身份已得到认同，音乐学家们不单是对其进行简单的研究讨论，还专注于其某一方面的研究，并进行深入的探讨。也从各个方面对流行音乐进行了研究。
这个时期相关研究的专著也出版了很多。其中以季永坚,廉维编的《发烧摇滚》、关颖著的《摇滚王族》、黄燎原,韩一夫主编《世界摇滚乐大观》、钟子林编著《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中国电影出版社编的《摇滚梦寻》等以研究摇滚乐方面的专著成果最为显著。此时，各大期刊上的文章也相继发表，主要以探讨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流行音乐的传播及美学意义为主。笔者将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献分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状况。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范守生; 华林泰在《流行音乐为何退潮》一文中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以港台流行歌曲为主体的通俗音乐会象一个新生的混血儿在华夏乐坛上诞生了，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观众青睐。然而，只几年光景，它就呈现出风烛残年之。作者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曾经风靡全国的通俗音乐会为何落潮：1、七拼八凑的演出队伍；2、拜金主义的演出意图；3、庸俗无聊的演出内容。
王薇的《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是一篇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这种通俗文化研究的“音乐传播学”论文。文章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认为1978年——1981年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分别从三个方面讨论：1、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起点；2、音乐传播与打开禁区；3、流行歌曲的是是非非。张彬的《谈流行音乐传播中的从众现象》一文中主要研究的是流行音乐的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青少年群体的从众现象。文章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
金兆钧在《流行音乐1989》一文中从当时流行音乐创作萧条与风格流派的分化，治理整顿及市场管理的调整，国内音带出版的下降与引进版的畅销，大型活动的减少及“摇滚乐”的发展，港、台音乐的再度走红五个方面论述了1989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在他《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一文中主要是以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来研究80年代大陆流行音乐以及“西北风”歌曲和广州流行音乐。韩明昌在《浅论流行音乐的美学意义》文章中主要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流行音乐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它的功能，以及在中国内地的前景。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钟子林在《摇滚乐的兴起和影响》文章中论述了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爵士乐的生气蓬勃的节奏意识，活跃的调式变音旋律，以及多样的演奏风格和独特的节奏形态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对爵士乐的节奏形态进行了剖析。
黄明智的《爵士乐的节奏形态与传统的节奏意识》一文论述了摇滚产生的背景和三个来源：1.节奏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2.廷潘胡同歌曲(Tin Pan Alley)3.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和被称为“摇滚乐之父”的比尔·哈利和有“摇滚乐之王”称号的维斯·普莱斯利对摇滚乐作出的贡献。
三、21世纪初——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的阶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当今的21世纪初，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流行音乐也渐渐走向成熟。更多种类和风格的流行曲风相继出现并迅速占领广大市场。由于时代的发展，网络、彩铃等媒介的出现，使流行音乐的制作更加商业化、世俗化。这个时期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更加全面和丰富。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其历史、风格、特征及概念的研究。还包括对流行音乐歌手、流行音乐选秀比赛以及与当今社会、文化和消费者等之关系等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专著。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流行音乐的专著。所以，这个时代是我国致力于流行音乐研究突飞猛进的时代。
21世纪初研究我国研究流行音乐方面的专著有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孙蕤编著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付林编著《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这些书主要研究了我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包兆会著《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一书是从媒介角度研究流行音乐、既研究流行音乐的载体媒介发生变化后对流化。由尤静波编著的《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一书是中国第一套成体系编写的流行音乐教材。书中的体例以历史为纵线，以风格为横线，比较详实地勾勒出了西方流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面貌。由付林主编尤静波编著的《西方流行音乐简史》一书将西方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将爵士乐、摇摆乐、索尔音乐、城市流行音乐、说唱音乐、摇滚乐等众多音乐类型的形成地域、风格特点、乐队、代表人物等全方位信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简明而清晰的记载说明。还翻译了许多国外专著，如：《爵士乐简明史》、《爵士乐》、《摇滚乐》《摇滚年代》等。这时期发表的文献也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
王思琦在《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一文中对流行音乐的概念进行了归纳：(1)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②(2) POP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20世纪50年代后期,“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③(3)流行音乐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④(4)流行音乐就是在群众中流行的音乐,像《国际歌》、《洪湖水浪打浪》。⑤(5)流行音乐等于通俗音乐,一切形式简洁、曲调流畅,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都可以包括在内,它可以是民间小调,可以是艺术歌曲,也可以是古典音乐。⑥(6)流行音乐是在夜总会、舞厅、酒吧间等游乐场所演奏的音乐。⑦(7)流行音乐是那些娇腻缠绵、轻狂迷惘、内容格调不健康以至低级卑俗的音乐统称。总而言之,流行音乐就是黄色音乐。⑧并提出流行音乐的9种文化特征：1.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倾向。2.娱乐性。3.商品性。4.流行性和时尚性。5.很强的参与性。6.传播手段的科技性。7.亚文化的特征。8.商业化运作机制。9.“多细胞体”的文化特征。这篇文章详细的论述了各大音乐词典对流行音乐的定义。但是直到现在在《辞源》、《辞海》两本书中还未有关于流行音乐一词的来源及概念的辞条。
金兆钧在《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世纪末批判》文章中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以及中国局势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在他《蜕变、彷徨、寻根与围城—中国流行音乐当下状态解析》文章中，又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评论。
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一文探讨了“超级女声“对中国流行音乐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打造了以人为本的大众娱乐平台,赢得了媒体与企业的共赢。而罗云斌; 张燚《流行音乐的祛魅和赋魅—兼评“超女”现象》一文则认为无论是从音乐的本源还是从音乐的发展来看,其娱乐功能始终不存在单纯或显著的“高雅倾向”。引用“祛魅”概念,从美学转变的角度对流行音乐加以考察,发现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有其基本的社会性因素。因此,“超女现象”是当代大众化娱乐多元形式的一种催生物,它的娱乐文化意义大于它的音乐意义,视其为低俗加以封杀或者为其所谓民主、自主精神欢呼都是片面的。
陈鹏的《周杰伦——偶像“80后“》和刘艺的《周杰伦——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电影》两篇文章中分别对周杰伦在独特的音乐风格及创作上面的才华进行了阐述，并给予肯定和赞赏。而友朋的《周杰伦——在音乐上犯骄傲的罪》一文则是更直接说明了周杰伦已经成为华人流行音乐的指向标。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就无法拒绝他的音乐。他在年轻人心中的影响力是无法取代的，只要你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就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
项筱刚的《李凌与五六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争鸣》一文主要对20世纪中国音乐界有关李凌轻音乐的争鸣进行了研究。文章主要从争鸣的缘起，李凌的“轻音乐”思想，反方的思想，争鸣的分析及影响五个方面来论述李凌对流行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
2、对国外流行音乐的研究
刘筱在《另类的流行》文章中论述美国流行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Rap。论及Rap所属Pop的内涵与外延、以及Rap之前的Pop的表现形态;还论述了在Pop发展变异中Rap的产生、进化与分化、生存环境以及独特的表现形态等,进而又论述了Rap的精神内核和其所以流行的社会心理、衰败的历史必然性;再而论述到Rap向Hip-Hop的发展进程。文章通过对Pop音乐中的独特形式Rap的研究,试图对流行音乐在音乐历史中的社会地位、表现内涵、流行原因等,进行初步探讨。
洛秦在《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一文中论述了摇滚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一种被欣赏的音乐品种，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活动。
F.S.Ponick; 王小宁的《美国音乐教室里的巴赫和摇滚乐》一文对是否应当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进行讨论，来论述调整和改变教学内容和方式，以满足学生在校外适应社会和生活对他们的要求。流行音乐教学在这点上，可以达到其他类型音乐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这三个阶段。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与文化生活，社会功能，历史潮流的联系及影响。在这研究期间我们发现了流行音乐新的特征和价值，也发现了它所存在的不足。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流行音乐的音乐学家，如：钟子林、王思琦、金兆钧、项筱刚等。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以后的继续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帮助，使流行音乐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
⑺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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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中国电影电视音乐的特点
电影：价值观明朗 政治立场分明 一些独立电影颇具人文关怀，伪大片不知道再讲什么
电视：敌我分明，内容和谐，规避政治敏感话题，
音乐：被恶俗的网络歌曲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水平，大都数歌曲歌词内容浅陋，深度不够，娱乐至上，缺少人文关怀和自我发现。还有一个致命的就是，行业内版权意识不高。不尊种原创
⑼ 从西方电影和音乐看文化差异课题国内外研究情况
摘要 从西方电影与音乐看文化差异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