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民族化音乐作品

① 中国民族音乐经典代表作

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音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② 《梅兰芳电影创作中的民族化元素》该怎么写啊

直接写《电影创作中的民族化元素》不是更好写啊，案例还多

③ 天空之城的音乐风格～急！！！

补充了一些内容～ 读了一些文章后，我得出来的精髓。。。囧

new age 系的音乐

天空之城的配乐大师是 久石让，久石让有日本四大new age配乐大师之一的头衔，作品大多被认为是new age风格的。。这种音乐有治愈 和 和平的感觉

所谓“治愈系音乐”，大概是日本人将音乐比作奇幻世界里的“治愈系魔法”而成的生造词汇，说的是那些可以令人心情放松舒缓，抚平听者心灵创伤的音乐，后来范围越变越广，有时候基本可以理解为日本人泛指的New Age音乐了。 这种音乐能使人们在音乐中调理自己的心情，使之忘却日常生活里所遇到的种种烦恼，从而达到超脱的作用。

具体说道《天空之城》的音乐

主要乐器： 《天空之城》音乐的表现手法是以电声，合成器为主，加上圆号，童声合唱，还有钢琴伴奏。将管弦乐的张力展现到了极致。

主题曲 <君をのせこ(载着你走)> 由井上杏美小姐演唱。其中由杉并儿童合唱团唱出的版本简直可说是天使之声，将《天空之城》的漂渺与悲哀表现得丝丝入扣；<シ一夕の决意>是一首钢琴小品，描述了两位主角初到达Laputa后所见到的情景，非常美妙，也是流传极广的一首。

久石让也非常注重吸取民族化的音乐元素，〈天空之城〉的音乐中他加入了爱尔兰民谣 （不是楼上各位所说的苏格兰）
【PS.久石的作品《魔女宅急便》和《侧耳倾听》的配乐是比较有美国乡村音乐风格的，《哈尔的移动称》则是有苏格兰元素』

宫骑骏的动画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而久石让的配乐则散发着隽永的滋味。久石让的配乐让宫骑骏的动画电影充满想象力和意境。

④ 刘福安的作品

2.刘福安副教授。男，1927年出生，四川富顺人。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曾任上海市音乐家协会理事兼《上海歌声》编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主要贡献：长期从事复调、和声、作曲等课程的教学。所教学生有些成为著名作曲家、音乐教授。主要作品有群众歌曲《奋发图强》，独唱曲《延安夜月》、《飞奔吧！新疆》，管弦乐曲《安徽民歌主题随想曲》（1956年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钢琴曲《采茶扑蝶》、《中国情歌12首》，大合唱《巴黎公社》（1986年参加第二届北京合唱节由中央乐团演出），电影音乐《聂耳》（合作）、《八一交响诗》（合作）等。部分作品参加第二届、第四届、第八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专著有《民族化复调写作》（上海音乐出版社）。

⑤ 谈谈你对费穆电影的民族化叙事风格的理解。

小城之春》是费穆的颠峰之作。据影片编剧李天济讲，费穆是按苏东坡《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意境和韵致构思全片视听形象的。词中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词境中的哀怨感伤，黯淡怅惘，化为《小城之春》的淡墨山水小品，苦涩的茉莉香片。“色淡而隐然可见内里颜色，味苦正如离乱年代坎坷人生”。费穆拍片力求完美，速度一向较慢，而如此细致精美的《小城之春》只拍了三个月。费穆带着同病相怜的深切感受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几达物我两忘、得心应手的澄明心境。而作品的气韵，必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疆界。 费穆说，“必须是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如达到这种目的，我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是必要的”。此中“空气”，即为“氛围”。 影片中孤寞萧瑟的小城，残破颓败的家园，杂草漫生的蜿蜒小道，让人“触目愁肠断”。而三角恋情中一双男女“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含蓄蕴藉，辅以徐缓节奏，低沉情调，看来凄凄惨惨戚戚，却闪烁着颓靡之美。特定历史环境中，一幅关照人们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结构的灰色画卷。影片中多两人或多人镜头，镜头空间完整深远，昭示导演复杂多义犹疑不决的态度。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说：“人有人的命，戏也有戏的命”。1948年的《小城之春》显然生不逢时。散发着颓靡风格的远离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情感纠葛的作品，与奔腾活跃的时代脉搏南辕北辙。影片公映时，有评论说，“《小城之春》是一首真正的古中国诗——温柔淳厚。但春光局促于颓域的一隅带着一些狭窄、保守、陈旧、隐逸的气味。”这还是最温和的批评。费穆作品
因为诸多原因，《小城之春》沉寂了数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它被评论者们重新翻检出来，并获得了几乎至高无上的评价。成为“中国电影艺术上的一个里程碑”，“集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优点之大成”。 有评论者称它为“东方电影”的经典，“体现了我们东方人对感伤经验、感伤文化的态度……迷而不乱，恨而不惘”。有评论者认为这部“诗情电影”是中国的先锋电影，这种“细腻而诗化的心理片传统”是由费穆开创的。 影片隐隐透出的雅文化性，整体的压抑和封闭感，得益于费穆精练的电影语言和超前的电影思维。故事虽然是情节剧的重要叙事模式，叙说方法却自中国古文化传统中寻找理想。精到的人物心理刻画，恰到好处的情绪渲染和环境气氛营造，十足的中国古典美学写意风韵。

⑥ 中国著名的交响乐作品有哪些请多介绍几部

1，《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河钢琴协奏曲》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1969年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和许斐星六人改编为协奏曲。1970年5月1日，由李德伦担任指挥，钢琴家殷承宗与中央乐团在北京民族宫剧院首演了《黄河钢琴协奏曲》。

2，《红旗颂》

《红旗颂》是由中国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交响诗，该作品于1965年创作并首演成功。红旗颂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

同样，它以宏伟庄严的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英勇顽强，奋发向上的革命气概，热烈讴歌了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3，《良宵》

《良宵》，原名《除夜小唱》，是刘天华于1928年除夕即兴创作的一首二胡曲，是刘天华音乐生涯中写作时间最短的一首乐曲。全曲形象单一、抒情、清新、明快，给人以怡然自得之感，生动描绘了作者与友人欢叙守岁、共度良宵的愉悦心情。

4，《北京喜讯传边寨》

《北京喜讯传边寨》原为郑路写的管乐合奏曲，后与马洪业合作，于1976年12月改为管弦乐曲。当时正值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之际，乐曲生动而形象的表现了当这一特大喜讯传到祖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边寨时，山寨人民载歌载舞，热烈庆祝的情景。

5，《第一交响序曲》

《第一交响序曲》是关峡根据所作歌剧《悲怆的黎明》的音乐，于2003年12月重新结构而成的。乐曲的主要旋律用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配乐中而广为传播。

⑦ 中国电影音乐 的现状，发展情况，历程概述

电影音乐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岁月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印证着她最初的稚嫩，曾经的探索和如今的成熟。

中国电影音乐的萌芽与初创

（1905－1045）

《定军山》是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根据默片的需要，电影只拍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武打片段。

但是默片时期的影片在放映时还是有“配乐”的。台上是黑白的活动影像，台下或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或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用来活跃现场气氛。人们渐渐开始注意到音乐和影片内容的结合，当音乐的情绪和电影的内容发生关系时，音乐帮助人们理解剧情。但是由于音乐不具有约定性的语义，所以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联系并不一一对应。

在默片时期，我国电影市场以好莱坞影片为主，配乐沿用了“剧院音乐”的做法，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音乐。

1930年上海电通公司联合唱片公司从国外购置了有声电影全套机器，正式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此后，有声片渐渐兴起。

“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它们在城市市民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30年代，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歌曲。

《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都是专门为电影创作的。以聂耳为代表的左翼歌曲创作者们将歌曲这种宣传手段应用到电影当中，一方面为歌曲在电影中的使用做了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电影歌曲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

这些歌曲在影片中多以插曲形式出现，由剧中人物唱出，真实、自然，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贺绿汀根据当时的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改编而成。《天涯歌女》第一次出现于小陈和小红暗生情愫时；第二次却是在两人发生误会后，在酒馆里小陈赌气拿出钱来叫小红唱歌，小红含泪再次唱出《天涯歌女》，速度放慢了一倍，画面不时叠出那天清晨两人的甜蜜情景，“患难之交恩爱深”的歌词此时听来别有一番酸楚滋味。这样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再如《万里寻兄词》、《铁蹄下的歌女》等也都是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

在众多的电影歌曲当中也出现了主题歌的雏形，有些电影歌曲恰好点了影片的主题，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它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整首歌曲持续50多秒，交待了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性格，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时电影音乐的配乐方式多为用现成的音乐作为电影配乐，电影总体上缺乏音乐方面的整体规划。但是在影片《风云儿女》片尾出现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表达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已开始具有了主题歌的艺术表现功能。

主题音乐的表现手段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影片《小城之春》中三次使用了共同的音乐素材，而且还因人物、情节的不同，以变奏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音乐贯穿手法的最初尝试。

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专门为电影创作的音乐（除歌曲之外）。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配乐”这个工作指的是利用已有的音乐素材重新编辑，使之与画面相配合，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这时的音乐使用与画面保持高度一致，不赋予画外含义，没有将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表现元素参与创作。

影片《十字街头》中老赵失业后，一人在房间里黯自神伤，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宽慰自己，音乐也随之抑郁或轻松。音乐在这里成为老赵的“内心独白”。每一段音乐情绪的选择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同步，增加了画面效果，但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在影片《马路天使》中小红、小陈、老王去“大世界”，被在街头拉客的小云截住，这段影片中没有音响对白，音乐持续了四分半钟，音乐的写作细化到了镜头。音乐在这里起到了音响的作用，共出现了三记锣声，一次鼓响。锣声在听觉上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视觉上加强了人物的动作性。鼓声则带了一丝喜剧效果。总的说来，这段配乐具有造型性，音乐和表演融为一体，和画面完全同步。

建国十七年：电影音乐的成熟阶段
（1949－1966）

建国之初，政府对电影事业的方针政策相当宽松。1951年前后对《武训传》简单、粗暴的批评严重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直到1953年第一次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批评了左倾思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大批电影将焦点对准“人”，出现了《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柳堡的故事》、《李时珍》、《宋景诗》、《神秘的旅伴》、《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多种题材、多种角度的优秀影片，它们描绘人性、歌颂爱情，出现了很多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歌曲。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抒情性较强的电影歌曲成为众矢之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就受到了不少的非议。这一时期电影音乐理论研究和作品批评刚刚开始，一些经验丰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如何士德、王云阶、徐徐等人针对当时电影音乐创作的弊端撰写文章，并开始对部分影片进行音乐角度的评论，观点鲜明、以理服人。批毒草、拔白旗、大跃进等运动给电影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一批重点影片的创作。周总理特别提出：献礼片缺少载歌载舞，使人看了高兴的少数民族影片。这直接催生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音乐片。随后颁布的《文艺八条》、《电影三十二条》是这一时期指导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调整、恢复的纲领性文件。此时出现了很多在音乐的使用上可圈可点的影片，比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枯木逢春》、《阿诗玛》、《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而此时的电影音乐理论争鸣也更加热烈，周扬、李焕之、赵氵风、王云阶、徐徐、葛炎、黄准、萧远、吴应炬、李树宝等纷纷撰文，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对电影音乐艺术创作做理论上的探讨。在颠簸的历史演进中，电影事业几经挫折，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音乐也走向了它的成熟阶段。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探索，电影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1949年4月，中央电影局在北平成立，电影局艺委会下设音乐处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音乐工作，各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自己的乐团和电影音乐创作组，这些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电影音乐的质量。

1953年以后，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一方面选派大批干部出国学习；另一方面组织了为期一年半的作曲干部训练班，由有丰富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何士德、王云阶、雷振邦、全汝玢等教授专业课，李焕之、马可、杨荫浏、姚锦新教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培训班还观摩了国内外的影片，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经验，这个培训班对满足各电影制片厂影片生产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新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更加成熟起来。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王云阶建国后曾为《护士日记》、《林则徐》、《阿Q正传》等影片作曲。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曾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40多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等影片插曲都广为流传。他的作品以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著名作曲家刘炽曾为《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的花朵》作曲。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葛炎为《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聂耳》、《枯木逢春》、《阿诗玛》等电影作曲。此外，电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瞿维、张鲁、马可，《平原游击队》的作曲车明、《李时珍》的作曲寄明、《柳堡的故事》的作曲高如星、《红色娘子军》的作曲黄准、《青春之歌》的作曲瞿希贤、《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草原上的人们》的作曲向异、《祝福》的作曲刘如曾都是当时很有实力的电影音乐作曲家。

当时创作的很多电影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电影音乐概念被廓清，很多创作方法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促进了电影音乐的成熟。由于有了成熟的创作队伍，电影音乐渐渐摆脱了“拼贴”的传统，大部分电影配乐都是原创音乐。这就使人们对音乐与影片的结合有了更多的探讨，认识到音乐在影片中不能仅处在伴奏的地位，作为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情元素，应与画面有更加紧密、更多层面的结合。在音画的配合上，艺术性更强了，电影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了。

《平原游击队》中用日本的调式音阶写了日本兵主题，用在鬼子进村等场景里，大家耳熟能详。《董存瑞》中为董存瑞设计了一个诙谐、欢快的音乐主题，并且和其它场景音乐有了很好的融合。在《祝福》、《林家铺子》等影片中，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一方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意蕴，另一方面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更使影片处在统一的情绪气氛之中。《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耳》等则将主题歌的音调加以变奏，成为片中的主题音乐。

这个时期，主题音乐的概念逐渐建立和成熟，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音乐整体设计。比如《南征北战》中为敌我双方设计的主题音乐，伴随着在强攻摩天岭的情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交错表现敌我双方从山脊的两边争分夺秒抢占高地，音乐也随着画面的切换而转变到各自的主题，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频繁转换中，音乐保持着很好的连接，并通过配器、速度、力度等因素把情绪一层一层推向高潮。特别是当敌军溃败、仓皇逃遁的时候，杂乱、霸道的敌军主题音乐被演化得只剩下基本的节奏和残留的微弱情绪，体现出他们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样的音乐处理十分形象。在我军将士最后攻入敌军指挥部的时候，画面上反映出敌军畏惧投降的场面，而音乐却是极其昂扬、激越的我军主题，音乐在这里与画面共同承担了叙事的功能。音画对位的这种表现方式当时并不多见，它有效地拓展了画面的表现空间，使音乐与画面配合的层面更加丰富。

除了主题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段落。《铁道游击队》中琵琶用得很好。劫票车一场中，游击队员的随手弹拨原是画内乐，酝酿着山雨欲来的气氛，随着剧情的紧张发展，各种画外配器逐渐加入，汇成了气势磅礴的画外交响乐。诸如此类的运用，显示了当时对于电影音乐规律的进一步了解。

技术的提高也直接影响了电影音乐的发展。1958年出现了第一部立体声电影《老兵新传》，用四个声轨记录声音，但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的声音处理上。录音技术的不断提高，多声轨录制技术的运用给声音元素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有了足够的声轨来分别录制音乐和音响，使得声音更有层次。《林家铺子》里有一段阿秀与同学去赶庙会的情景，由孩子的空竹声起，这是声音的第一个层次；阿秀和同学愉快地走向庙会，渐渐丝竹的主观配乐插入，伴随着她们走进人群中看杂耍，这是声音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庙会上客观的锣鼓声又渐渐取代了主观配乐，这是第三个层次；而此时又一个音响———远处的汽笛声把人们带到了江边刚刚靠岸的上海难民的轮船上，这是声音的第四个层次。在这些音乐和音响的衬托下，人物的语言也十分清晰，声音的强弱对比明显，各种声音元素的连接自然顺畅，层次感强。

17年电影中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电影歌曲，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缺少其他娱乐方式的条件下，电影不但负载着鼓舞士气、宣传教育的重任，还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丰富老百姓娱乐生活的功能。大部分的电影歌曲都能够随着电影的放映而传遍大江南北，比如《小燕子》、《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幸福不会从天降》、《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形式多样，体现了歌曲创作的繁荣。如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独唱的形式出现，《芦笙恋歌》中扎妥和娜娃的相恋用《阿哥阿妹情意长》的对唱形式表现，《五朵金花》里阿鹏和金花的相遇也是对唱，《刘三姐》里更有多次的对歌场面。《英雄儿女》中《英雄赞歌》和《上甘岭》中《我的祖国》则以一领众和的形式为人们熟知，《洪湖赤卫队》中的表演唱也十分生动。

建国17年期间一种新的插曲形式被广泛应用，以前的插曲都是由剧中人演唱的，这一时期有了以画外乐的方式出现的插曲，这些歌曲不再是有声源的，而是由创作者配入片中的，但是旋律和歌词仍然结合电影的内容，从而起到了概括影片涵义，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拓展画面空间的作用，将影片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用歌曲加以表现，有的和画面的蒙太奇联系起来，起到连接画面的作用。

影片《舞台姐妹》开篇就用“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的越剧配唱拉开序幕，暗喻故事所指。在影片发展的各个关键点、转折点都会借助配唱对故事情节加以总结概括，并且对情节发展起到预示的作用。当春花在法庭上揭露了唐老板等人的卑鄙行径时，法庭上一片骚动，这时歌曲唱道“雀乱群，鸦噪庭，黑手难遮日月明……”。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牧民卡勒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特务打死，这时出现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这些都体现出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显现出越来越浓烈的主观意识，在文革电影中这种方式就被使用得更加极端了。

当时对电影有一个评价标准“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音乐好”，但是也有由于太注重音乐的使用而适得其反的例子。在进行综合声音合成的时候，一些作曲者要求突出音乐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要在有音乐的段落减少和压低对话和音响，甚至为了“争取音乐的完整性”和导演发生争执，没有摆正音乐在电影中的位置，这是对电影音乐规律认识不够而造成的。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艺界就提出“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文艺界的创作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理论界也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电影艺术》、《电影文学》、《人民音乐》等杂志都曾刊登理论文章对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不断探讨修正中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在建国17年期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氛围中，创作者的注意力事实上转向了对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上的深度挖掘，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艺术探索也呈现出极高的成就。

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配器渐渐放弃了建国初期的以管弦乐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挖掘民族化的因素。如在《董存瑞》、《上甘岭》中交响乐的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主题，烘托环境气氛，另一方面使用了扬琴、笛子等特色乐器，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到了后来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小兵张嘎》中就以民族配乐为主，乐器也增加了板胡、筝、响板、唢呐、阮等大批的民族乐器，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用民乐刻画各种情绪气氛。

在音乐素材的选择上，大量结合了民歌、地方曲艺。《枯木逢春》中的评弹，《舞台姐妹》中的越剧，《林则徐》中的广东民间音乐和地方戏，《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上的来客》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民族曲调更不必赘述。这些民族音乐语汇有时作为主观配乐，易于被当时的观众接受。而更多的时候是来自影片中的电台节目、集市上的卖唱、主人公自己的演唱等客观音乐，显得更为真实亲切。《红旗谱》朱老忠回乡在车站巧遇同乡一场戏，当朱老忠走在嘈杂的车站上时，配乐是一段介绍朱老忠一家被恶霸欺负，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整个过程，随着镜头的运动，画面上出现了集市上的说唱艺人，音乐由主观转为客观，既交待了剧情，又交待了环境。
17年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非常成功，也为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族特色的电影配乐打下了基础。

太多了，全文请看下面链接

⑧ 中国电影音乐有哪些民族特色

中国电影音乐百年的民族颂歌（上）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1月05日 16:35 来源：CCTV.com http://www.cctv.com/program/yyzs_new/20060105/101671.shtml 《谈中国电影音乐中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 2010-05-17 08:40 来源: www.xueshuqikan.cn 作者：中国期刊资讯网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tid=65307&cid=122 《 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及特色风格探析》 http://www.xueshuqikan.cn/view.php?cid=99&tid=54610&page=1 因为内容比较多，把链接给你，你去看一看。

⑨ 流行音乐的民族化，800字

在网上帮你找了一篇，不知道行不行。

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发展的趋向

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较为优越的物质基础上,对意识领域中的各类艺术形式也尤为关注。那么，在众多的艺术领域中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更为大家所接受和喜爱；而通俗音乐由自己本身朴素简洁的的音乐语言、流畅易记的旋律、活泼而富有特点的节奏以及更加贴近生活的情景和感受，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也是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那么探讨为大家所喜爱的通俗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更是尤为重要。说到音乐的民族化,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民歌。俄国著名作曲家格林卡说过“创造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把它变成曲子而已”。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确如此，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音乐作品如波兰音乐家肖邦的52首玛祖卡舞曲是肖邦创作中最富有民族性格的作品，这些舞曲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乐派鲍罗丁、里姆斯机-柯萨柯夫等人的“强力集团”，他们在音乐创作中力求运用民间歌曲和民间音乐语言，旋律中渗透着民间的素质，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我国著名作曲家何占壕、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依据民间戏曲——豫剧的音调和旋律因素创作成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交响音乐作品。这不胜枚举的一系列音乐作品都与其民族的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植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土之中，并都表现出各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越是能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为全国人民接受的音乐作品，越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的民间音乐，历史悠久、蕴藏丰富、浩如烟海。 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和不同的风土人情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风格，在中华民族艺术百花园中争妍夺丽、相应生辉，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更象一朵朵奇葩，绽放异彩，把中华民族的百花园装点得更加瑰丽多姿。她们不但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印痕，更具独特的民族风格特色，他们是中华民族音乐艺术成长的摇篮和发展的沃土。那么，中国的通俗音乐应该如何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发展自己？我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必然性和意义？
纵观中国通俗音乐的发展历程，的确走过了不太长但很坎坷的路。如果说对通俗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各个时期、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通俗音乐或者是叫流行音乐，在我国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应该是被称作的“鼻祖”三十年代音乐家黎锦辉先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曾创作了一些让人颓丧萎靡的音乐作品，诸如《毛毛雨》、《桃花江里美人多》等一类的歌曲，但就他的旋律也的确产生了很多曲调优美、流畅，富有民族化的歌曲，时代和历史使之没有得到进一步向正确、进步的方向发展，相反在台湾、香港倒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黎锦辉先生的音乐民族化创作方向，以至于后来当中国大陆刚刚打开一点儿对外的窗口，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一些新的文化、理念和思潮一涌而进。音乐领域人们在疲倦了“强、硬、响、快”的风格后，很容易或者说一古脑儿就接受了港台音乐的“清新、温和、优美、流畅”和“软绵、颓废、情爱、小资”等音调和思想。无论如何，中国大陆乐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使大陆音乐在一段在时间里音乐创作和演唱方面都一味地模仿或照搬港台音乐。

中国通俗歌曲继港台一段“软唱”之后，终于陷入了一阵沉默，音乐家们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音乐何去何从？…… ……
“我曾经问个不休？？？！！！……”，一声惊天动地、反叛性的呐喊，终于从中国摇滚乐先锋崔健那嘶哑、爆破而又富有磁性的喉咙里蹦出！ 是啊，人们是应该问一问，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的音乐怎么了？“脚下的路在走，身边的水在流”，难道我们还仅仅是“总在笑，一无所有”吗？崔健那富于反叛、困惑和号召性的呐喊，终于唤醒了中国通俗乐坛，音乐家们开始踏上了继西扬中、通俗音乐民族化、艰难而有意义的漫漫长路。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伴随着这一优美独特的风格性旋律，通俗乐坛的创作者们终于唱出了自己的酸楚和欣喜。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的音乐不都是我们自己的歌吗？此时以独特个性、风靡一时的“西北风”席卷而来，其代表作品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等，这些作品采取了陕北民间音调，也包含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为蓝本的其他歌曲，明显地引入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它以黄土高坡信天游的苍凉、挺劲的阳刚之气在中国乃至世界流行乐坛一展风采，在中国通俗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更有意味的是反身以它温厚的旋律底蕴，给予本民族一个启迪：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感在历史的风情地貌中熔铸着，它的意义阐释还远远没有穷尽。从此中国立足于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沃土，创造了自己的各类体裁题材和不同风格的民族化的通俗音乐。

从地域上来分就由东北、西北、岭南、江南等风格。继八十年代末电视剧《渴望》之后，流行乐坛又掀起了“新西北风”，作曲家蕾蕾和丈夫易茗夫妇、徐沛东和张藜搭档的作品风靡一时，《好人一生平安》、《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等。高枫演唱的《大中国》是东北秧歌和江苏《茉莉花》音乐的有机结合，陈小奇《九九女儿红》源自东北民歌《摇篮曲》；岭南风格的《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风含情水含笑》、《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从音乐体裁方面，器乐、舞曲、戏曲等民间音乐源流，也是流行音乐创作的素材源泉。如曾经广为流传的姚明、阎肃创作的《前门情思—大碗茶》、《你走进咱这胡同》，就是以民间说唱“京韵大鼓”的基本音调为基础谱写的歌曲；“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则把京剧中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之中；《中国功夫》、《男儿党自强》选择了京剧曲拍《将军令》的旋律，田震演唱的《未了情》也有京剧的韵味。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音乐主体吸取了我国著名琵琶曲《彝族舞曲》中的音调；《大中国》A段时间东北秧歌调写成，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则是将东北二人转和评剧的曲调相融渗。冯晓泉创作的《中华民谣》是将说唱音乐融入歌曲中，腾格尔早期创作的一些摇滚歌曲更是把蒙古族曲艺“好来宝”的数板和特色曲调运用其中。

从民歌民谣素材的运用方面，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有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另一广阔的天地，少数民族音乐象一朵朵艳丽的奇葩为个风格的流行音乐创作增添了新的色彩。蒙古族风格的有腾格尔的《蒙古人》、《天堂》等、零点乐队的《赞丹呼仍》、斯琴格热勒、藏天朔的《新长征》专辑中的系列歌曲、包括那英演唱的《为你朝思暮想》也是源自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曲调。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有王傅林创作的《楼兰姑娘》、陈明演唱的《为你》、《快乐老家》、刀郎的音乐专辑中《情人》、《艾里莆与赛乃姆》，新疆特色乐器和现代配器手法的运用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朝鲜族阿里郎组合将流行元素拚贴于HIP HOP,曲风中融合了朝鲜族音乐和现代感激强的R&B及RAP等元素。西藏风格的歌曲以郑筠的《回到拉萨》揭开了藏风流行音乐神秘的面纱，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有为流行音乐的创作融入了血液。韩红、李娜、张千一、容中尔甲、亚东等一批音乐人的作品如《青藏高原》、《珠穆朗玛》、《高原红》、《神奇的九寨》、《向往神鹰》等，另外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更是让世界对中国的流行音乐刮目相看。他们用古朴的音乐语言和现代音乐技法诉说着雪山的圣洁、高原的胸襟和藏人的虔诚。西南少数民族“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的专辑《走出大凉山》、倪睿思的演唱的《你是天真》，力图以新的音乐范例来解构旧音乐，“走出民间、走出山地、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态势。”郑筠演唱的《灰姑娘》、王焱的《眼儿媚》又具傣族民歌风，李杰的《笑容》有云南白族音调。

同样，各地汉民族的民歌也是流行歌曲创作的又一源泉。一首河北民歌《小白菜》曾为程林演唱的台湾歌曲《酒干淌卖无》、刘青创作、那英演唱的《山不转水转》提供了创作基础，其旋律走向和乐句落音都与《小白菜》极为相似，陈汝佳的《故园之恋》取自四川民歌《摘葡萄》，谷建芬的《妈妈的吻》同江苏民歌《孟姜女》不但旋法相似，A段四句落音也一致；张惠妹的《姐妹》又有台湾高山族民歌的影子，赵季平创作，刘欢演唱的《好汉歌》从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演化而来，由于恰当地使用民歌元素，使这首歌曲更具流行因素，更具民间、民俗性。

综上所述，通俗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通俗歌曲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流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现代通俗音乐必须植根于民族音乐土壤，研究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音乐艺术发展方向，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化音乐作品，使中国民族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金兆钧《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概况》
何晓兵《大陆音乐电视歌曲成因》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⑩ 求有民族特色的流行歌曲

1、《桑塔�6�1露琪亚》QaLmf
这是一首著名的意大利“船歌”。船歌是一种声乐体裁，在意大利各地都有。《桑塔�6�1露琪亚》是一首由意大利作曲家科特劳按民族风格创作的歌曲，这首歌采用了3/8拍的节奏，突出了船歌的特点，给人以一种水面上起伏晃动的感觉。歌曲采用了大调式音阶，用分节歌形式写成。这首歌配有伴奏，适合于用吉它伴奏，传说桑塔�6�1露琪亚是一个女神的名字，她是美丽幸福的象征。桑塔�6�1露琪亚是首爱情歌曲，歌曲表达了人们热爱生活和呼唤爱情的主题。
这首歌的节奏充满活力，旋律优美婉转，歌调和唱词结合紧密，是一首美丽动人的歌曲。它受到世界各国听众的喜爱，也是男高音歌者喜欢的曲目之一，可谓“雅俗共赏”。`
2、《重归苏莲托》
这支歌不仅是一首著名的意大利民歌，也是男高音歌者最喜欢演唱的独唱曲之一。其实这首歌是由意大利人詹巴第斯塔�6�1德�6�1库尔蒂斯、埃尔内斯托�6�1德�6�1库尔蒂斯兄弟俩创作的，弟弟埃尔内斯托�6�1德�6�1库尔蒂斯曾写了很多拿坡里歌曲，《重归苏莲托》是最著名的一首。)+<`7^
拿坡里是个海滨城市，游览胜地苏莲托距此不远。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坡上长满果树，每逢秋季，果实里面散发着诱人的芳香。许多建筑都建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景观奇特。苏莲托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塔索的故乡，因此世界上许多名人都到过此处。o
《重归苏莲托》这首歌属拿坡里船歌体裁，采用3/4拍节奏，节奏稍慢，歌词清新优雅，这首歌采用了大调式和小调式交替，第一部分从第1至第8小节为E小调，旋律优美柔和，第二部分为E大调，旋律也较明亮开放，从21小节处运用了调式的交替，使旋律的表现力丰富，歌曲的最后部分，结束在E大调上。
3、《我的太阳》
这是意大利19世纪作曲家卡普阿创作的歌曲，最初是在拿坡里民歌节上演出的，具有浓郁的拿坡里民歌风格，歌的旋律优美华丽，情绪奔放热情，加之类似探戈的伴奏音型的烘托，十分迷人，这首歌为2/4拍，大调式音阶，两段体写成，1至16小节为第一段，17至34小节为第二段。歌曲的第一段旋律在中低声区进行，曲调柔和宛转，赞美了辉煌的阳光，格调清晰。第二段的旋律高亢明亮情绪热情激动，与第一段对比强烈，歌中把爱人比
喻成太阳，并以此来抒发内心的情怀。]
4、《啊！朋友》
这是一首我国人民十分熟悉的歌曲，由于它出现在南斯拉夫电影《桥》中，有人误认为它是南斯拉夫民歌，实际上它是一首意大利民歌，南斯拉夫电影《桥》描写了第二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游击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战斗生活的内容，是我国观众十分喜爱的影片，电影《桥》的插曲《啊！朋友》也在我国广泛传唱。v~8#&
这首歌为2/4拍，弱起音型的节奏生动富有动力感，准确地反映出游击队机智勇敢，坚定乐观的形象，旋律舒展流利，质朴感人，由于使用了小调性的音阶，音调略带有些伤感的情调。
满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