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西方电影音乐的特点和作用
电影音乐首先是一种音乐。它不同于其他音乐是因为它是要
体现影片的艺术构思和创作，它成为电影这个综合艺术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 电影音乐由于溶入了电影以后，在它的表现
形式上也发生了相应的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1）电影音乐的创作和构思必须根据电影的创作要素，
使电影音乐的听觉形象和画面的视觉形象完美融合，体现导演
的总体构思和美学欣赏原则。
（2）电影音乐根据影片剧情和画面长度分段陈述间断出
现，并受电影蒙太奇的制约，曲式概念有了新的发展。
（3）电影音乐改变了以前音乐必须用“乐音”构成的传
统观念，和电影中的话语、音响等结合，形成了新的分段陈述
的结构。（4）另外，电影音乐的演奏、演唱必须通过录
音、洗印等一系列电影制作工艺，最后通过放映影片才能体现
它的艺术功能和效果。 电影音乐按照在影片中出现的方式分
为现实性音乐和功能性音乐。
电影音乐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能通过电影音乐突出影片的主题，达到歌颂主题思
想，帮助观众明确电影的思想意义。
（2）用音乐来加强剧中人物的动作、思想和心理活动
等，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立体化，更加鲜明动人。
（3）推动和帮助剧情的进展、延伸情绪等并起到连贯作
用和加强蒙太奇的组接作用。能用音乐和歌曲把一些原来分散
的镜头组合成完整的有关联的艺术整体。
（4）描绘自然生活，描绘时代空间，描绘民间民俗，描
绘地方风貌，能引起观众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联想。
（5）擅长用节奏和速度的变化来处理和改变影片的节奏
和人物的动作、心理活动，对刻划人物性格起很大作用。
（6）通过听觉感受使观众的心理感觉上形成视觉形象、
听觉形象的立体感，因而使银幕形象更丰富、生动、真实，大
大加强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⑵ 求此民族音乐论文中的六个参考文献是什么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⑶ 印度电影音乐与西方电影音乐有什么不同
印度的电影向来都会有歌舞并入 ，以大家比较熟知的《Three Idiots 》（通俗译名：三傻大闹宝莱坞，但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名称不满意），里面就会像好莱坞标准电影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插入一段歌舞。印度电影中无论是科幻、动作、喜剧、爱情几乎都会有歌舞片的参入，可以说，印度的音乐是电影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已经成为印度电影的标志性植入。另外，印度音乐丰富而复杂的传统，实在是今天是世界音乐文化最丰富的宝藏，也正应验了这个历史攸久民族的伟大，在印度音乐中，我们常可以发现一些在其他音乐文化中已经失传的特质，音乐所具有的特殊力量与宗教情怀，即兴演奏的特殊能力，音乐与数学与整个宇宙之间特殊的关系等等；许多现代的音乐家，无论是古典的或是流行的，都由从印度音乐中寻找灵感的例子，但相对起来，真正研究印度音乐，演奏印度音乐仍然仅局限在印度人自己，我想，我们应该先从欣赏印度音乐开始，进而了解实践，必定能够开拓我们的听觉的领域，丰富我们的文化。
而好莱坞电影类型众多，如果单是要找想印度电影一样的电影音乐同在的类型的话，并不多见，几乎只有两个类型会有，一是歌舞片（以《雨中曲》《九》《芝加哥》）为例，另一个就是少量的动画片（以《狮子王》为例），当然还有一些并不多见的如《理发师陶德》等风格迥异的骗子。因为好莱坞的电影机制很成熟，是世界电影产业的标杆，所以好莱坞电影的配乐多根据电影风格而定，或婉儿或高昂或低述或澎湃。
欧洲电影并不像美国电影（好莱坞电影）一样偏倚商业化，人们说起西方电影多是会出现文艺、人文等类似的词，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电影没有商业片，当然也有，只是西方电影导演因为其地域的人文历史等原因，多会将自己的思考社会反思等融入其中，这就决定了西方电影音乐的取材。西方电影音乐注重人文历史的探究，古典大气的配乐以及新世纪现代音乐等都是他们的选择。
但终究来说，电影音乐因电影的类型而定，电影音乐必须符合电影的主题和思想，这就限制了音乐的选取范围。
⑷ 音乐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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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关于电影中背景音乐的国内外发展
关于电影中背景音乐的国内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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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零
三
七
二
五
二
六
五
七
⑹ 从西方电影音乐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总体说，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学，所谓道本人心，不须外求。宇宙观是天人合一的，注重事物的整体性。
西方文化是科学逻辑之学，注重实证，往往通过科学实验证明理论的正确。宇宙观是人天对立的，注重事物的差异性。于是人类通过征服自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造成许多社会、环境问题。
所以，1972年，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怎么会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爱因斯坦说：假如世间还有一种宗教，能与现代科学研究之需求而相适应，此一宗教，非佛教莫属也。
至于实证，科学能实证，固然不错，但并不是唯一的实证方式。不过东方的实证，往往是极少数通过修行而得道者自己才能体会的，或很少人能见到的，所以不为大众所深信。
关于这点，比如大不列颠网络全书就曾说：佛法的可信，是因为从佛陀时代直至如今，一直有佛弟子以亲身的修行体验证明著佛经的正确。
⑺ 从电影和音乐看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英语研究性学习报告）可以全用中文
电影折射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当今世界各种文化逐渐融合，但彼此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中西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其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确实存有诸多差别。本文将透过电影这一文化载体讨论中西文化间的一些差异。由此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优秀之处，并且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电影 文化差异
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载体，是反映了文化方方面面的一种媒介。电影很像一个容器，它可把人生中的各种滋味都纳入其中，作为现代人去表现对对过去日子的总结，对现在生活的理解，对未来发展的向往。
1．自由和民主——《勇敢的心》VS《英雄》
在课上看的由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这部摄于1995年的好莱坞电影，将公元十三世纪的苏格兰人民大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搬上银幕，以宏伟壮阔的气势为影片赢得了史诗巨片的称号。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苏格兰的山脉、森林和村庄，凄婉的风笛和苏格兰人民在贫困痛苦中发出的反抗的凄厉的呼号，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
片中主角华莱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他的心向着独立和自由，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败犹荣，不禁让人想到我国古代荆轲刺秦的故事，所谓的艺术大师张艺谋根据这一题材拍摄的电影《英雄》，虽然在票房上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他所表现的英雄到最后还是屈服于统治阶级。影片的主旨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是正确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有英雄们的反秦活动都是愚昧的，无名在最后意识到了错误，甘心死于秦兵的乱箭下。与之不同，在《勇敢的心》中，统治者始终是小丑的身份出现，他们用各种见得人或者见不得人方式维持自己的政权和夸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人民永远都是他们的羊圈里的羊。所以电影中把权力阶级搞得比较猥琐是顺应人类发展的潮流的，杀死狗官都会让人觉得解恨，节日般庆祝。如同巴赫金所说的，“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更新和更替的节日。它同一切永恒化，一切完成和终结相敌对。它是面向永远无限的未来的。”
在《勇敢的心》中，残暴的英格兰国王杀了华莱士的父亲、哥哥、爱人。华莱士不是战争狂人，没有战争癖，他是被一步步逼成英雄的有。而在《英雄》中，无名、残剑、飘雪等人精心计划的刺秦变得毫无意义，刺秦之前那么多人做的那么多的事都变成了愚昧的人做的愚昧的事。我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课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车轮的推动者，而不是由仅仅几个大人物决定的。的确，在《勇敢的心》中有很多士兵征战的场面，还有华莱士独自出征被捕的镜头。但是，在《英雄》中，历史被几个大人物操纵着，其他小人物小百姓连扔块石子的机会都没有。什么是英雄？英雄不仅是指为了某种事业能够英勇死去的人。英雄还要有人格魅力，有魄力。华莱士算是个英雄，死之前还高呼自由，让人激愤万千。而《英雄》中无名也死了，但死之前他承认了错误，承认了自己不懂历史发展规律，但懂了之后又太迟了，按照法律秦始皇要杀他，一个所谓的英雄就这么窝囊的死去。
2．爱情观——《喜宴》透视婚姻与爱情
同性之爱也是爱情的一种，但它包含了更多的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蜚声国际影坛的华人导演李安，在第78届奥斯卡上凭借这一题材的《断臂山》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在1993年他就导演了相同题材的一部电影——《喜宴》。
在《喜宴》中，李安就借助这个题材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明显差异。电影一开始就介绍了旅美华人伟同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区生活，他和他的同性爱人西门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两人在早上亲密吻别，对于邻居的注视他们视而不见。但可以看到注视他们的人惊恐和鄙视的眼神。这就向我们展示了在美国文化背景下同志的生活环境，即便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也没有人来制止你的行为。但是反观中国的同志们，绝没有人敢毫无顾及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亲密”。这样的文化差异就给予后面影片的矛盾和碰撞展开了铺垫。
在电影里，作为伟同的父母，一对传统的中国老夫妇。表现出了东方的婚姻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于是伟同的父母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要为他们儿子的终身大事“操心”了。为了应付伟同父母的这次行动，伟同决定和威威假结婚。故事发展到这里，文化的差异又开始了：在美国人的眼里，结婚是浪漫的事情，可是在中国人的眼里结婚是“面子”的事情。在中国领了结婚证还没有完全算是结婚，要摆了喜酒才是大功告成。本来以为按西方方式结婚就算完事的伟同，却因为父母需要“面子”只得按中国人的传统在美国举行一场婚宴。
伟同和威威婚后，威威怀孕了。西门知道后，和伟同发生了争执和冲突。在西门看来，作为自己爱人的伟同是不能也不应该和异性发生关系的，这是不道德的，是不可容忍的。而伟同却觉得只要他的心属于爱人就好。这就使电影到达了高潮，表现出东西方人爱情观的巨大差异。这不仅在《喜宴》里有所表达，在《魂断蓝桥》、《红与黑》、《简爱》等许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都有关于西方国家的爱情观的描述。也许这就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建立起来的思想，是无法轻易改变。
影片的结局是，伟同的父亲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西门、伟同和威威决定共同生活。镜头在他们三人目送伟同父母离开结束，两个老人离去的背影成为他们三人心中的痛。电影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空间。当我们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父母在不远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勿管他人瓦上霜，只扫自家门前雪”许多这样充满了“仁义”与“自私”的矛盾的道德教育里生活了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如何看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着的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热情歌颂的爱？
3．道德观念——婚外恋之《一声叹息》&《廊桥遗梦》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解释是：“道” ，即道路，引伸为原则、规范、规律、道理的意义。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就是实行某种原则，心中有所得。按庄子的理解，“物得以生为之德”，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在古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内心规则、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解，体现了对道德的形而上思考。但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的思考失却了主导社会的机会。在儒家，虽然其道德思考具有某种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人伦出发的，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与此不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因此与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伦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这种缺乏以家庭为背景的人伦之理的道德，形成了与中国伦理性道德的明显分野，也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的原始动力，也是解释现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主流和种种社会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权威的典章。
传统的伦理精神会不自觉渗透，在中国，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一声叹息》中表达的是应该保持传统的婚姻家庭，即使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基础，婚姻当中还是应该由亲情和责任占主导地位。虽然该片没有对当事人作任何评判，只是尽可能客观地讲述，但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苦口婆心劝戒观众，表现婚外恋的累与苦，结局处更像是在警告：婚外恋这东西只要一沾上，就是没完没了。而西方人崇尚自我，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为发端，西方的艺术作品并不回避人的欲望和本能。《廊桥遗梦》描写的也是婚外恋，男女主角四天的恋情被描绘得甜蜜美满、充满激情，两人长久的相思以及心灵上的痛苦构成了艺术上凄凉的美、古典式的悲剧美，使得《廊桥遗梦》带有古典浪漫主义的味道。《廊桥遗梦》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在一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已婚男女短暂的共同生活也变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已婚男女爱异性的自由的，是可理解的，是有权力的。虽然两部影片都以主人公回归家庭作为结局，但是观众还是可以看出在中西方道德观念的影响作用下两者对婚外恋的态度是有差异的。
电影就像一个世界文化的大熔炉，仅仅通过对这几部电影的粗浅探讨虽然还远不能深刻地反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是电影的直观性及其文化效应使得它具有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价值。
中西音乐文化比较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随着民族、地域的差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
前人定义音乐的形式是音乐活动在其无数次重复后所逐渐形成的技巧、结构、程序和模式，是音乐艺术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而文化，则决定着生命是以何种方式，遵循着何种轨迹进行运作并做出物化表现的。因而要想使音乐充分展示出其固有的活力，只有借助文化这一艺术原创力的冲击才有可能。
越是高度发展的音乐，我们就越是有必要将其与最初创造它的文化、生命相接通，本文就仅从中西音乐的调式、织体和节奏等方面的细节特征，来探视一下它们与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联系。
一、中西音乐调式的差异
专业术语：“西方音乐体系调式构成的基础是四音音列。包含两个全音音程和一个半音音程，有3种不同样式的四音音列。由这3种不同的四音音列可组成12个调式，这些调式被称为“中古调式”或“教会调式”。后来，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专业音乐创作和民间音乐中爱奥尼亚调式、利底亚调式和混合利底亚调式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大调，伊奥利亚调式、弗利及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也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小调。并由于自然大、小调相互渗透，又逐渐形成了和声大、小调，旋律大、小调。”
“而中国音乐的调式构成的本质和特征是五声性，其构成的核心是三音小组。这三音小组共分两类，第一类由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第二类则由两个大二度构成。第一类三音小组在这个音乐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是它所特有的。此类三音小组又分为两种，第一种的结构是小三度在上方，大二度在下方，第二种恰好相反。由这两种三音小组进行不同方式的组合，可构成宫、商、角、徵、羽五种五声调式。”
这两种调式比较而言，五声体系和七声体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比较单纯、质朴、简洁，后者比较复杂、丰富、精致；前者适合于表现明朗、刚劲、粗犷的风格，后者适合于表现细腻、婉曲、华丽的色彩。但这个差别仅仅具有风格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判别高下、优劣的能力。复杂的、精致的不一定就好，就先进；简单的、质朴的不一定就差，就落后。然而，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七声音列，自先秦起，中国即有许多乐器（如古琴、古筝等）能够演奏七声音列。甚至连十二音音列也已经早在先秦即已出现，比西方的十二音体系要早1800多年。就是说，在中国音乐活动中很早就已出现七声音列和十二音音列，但中国音乐并没有选择它们，而是选择了五声体系。
而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疏旷、单纯、简洁和明快。中国人不喜欢拐弯抹角，不喜欢繁琐论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艺术上，他们都尽可能的直截了当，追求顿悟见性，洞察本质，总是力求用最少的文字来表达最多的内容，以最少的笔墨来制造最动人的韵味。返朴归真，确实是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旨趣，也是中国人艺术的最高旨趣。
西方人之所以追求细致、缜密，中国人则追求简朴、单纯，是因为这两种倾向各有其不同的文化本体，因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张力。简单地说，西方文化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是以生命为本体；西方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人，中国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已。比如学术研究，西方是重在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因为他们的成果是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有待于对方（读者）的被说服，并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验证、读者被说服中才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中国学术所重的则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写出思考的结果、问题的结论，而很少去作逻辑的推理或事实的论证这些中间过程。中国哲学始终以语录体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他只要把自己所体认到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他不需要说服读者。中国学者对读者当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不是被说服，而是能引发他们作同样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尽管有期望，却并不执着，也不勉强，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学术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重视证明，追求说服力，所以西方人的思维趋于细致、缜密；而着眼个人的领悟，内心的会意，则自然趋向于简朴、单纯。中国音乐之所以没有选择七声音列和十二音音列，而独独选中了五声系列，应该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底蕴和美学追求。
二、中西音乐织体的差异
专业术语：“所谓织体，是指多声部乐曲的旋律得以组织搭配的方法或规律。织体二字是纺织体型的缩写。纺织体是纵横（经纬）结合的结构，借用这个名词是说明音乐的写作既有纵向的结合，又有横向的结合，还有纵横综合关系的结合。一般地说，强调横向的结合是复调音乐的写法，强调纵向的结合则是主调音乐的写法；前者是以横向伸展为主的线性思维，后者是以纵向配合为主的网状立体思维。”
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重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与之不同，中国音乐体系在织体思维方面则表现为横线性，即注重各声部旋律自身的横向性线型展开。中国音乐中绝大部分均为单声部，其织体与旋律是重合的，其织体就是旋律仅仅作单声部的横向展开。
所以，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占有绝对的优势，构成西方音乐体系的主干。在其音乐体系中，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以纵向和声为主的网状立体性的织体思维。中国则是单纯的横线性织体思维。中国音乐的织体之所以会向横向的线型思维发展，而没有向纵向的和声思维发展，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中西音乐织体不同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似乎还是在文化精神之中，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美学传统之中。大致说来，西方文化是空间型的，而中国文化是时间型的。唯其是空间的，所以是固定的，有边界的，因而可以分解，也可以组合；西方的科学型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其是时间的，所以是整体的，流动的，无边界的，因而是不可分解、也不可组合的；中国的审美型文化则建筑在这一根基之上。西方文化着眼于空间性，故而其艺术必然以实体的块面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艺术的雕塑感、立体感、体积感。西方绘画的重视透视，重视明暗，重视色块就是最好的证明。与之相应，西方音乐也就尤其重视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立体状织体思维，着力追求绵密厚实、紧凑和谐的富有块面感的音响效果。
中国文化则着眼于时间性，故而其艺术自然以游动的线条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艺术的节律感、深邃感和虚灵感。中国音乐也格外重视单线延伸、蜿蜒游动的横线型织体思维，努力追求单纯婉曲、深邃渺远的富有韵律感的音响效果。同样是时间的、动态的艺术，但总体上，西洋音乐是将乐曲的音响（织体）块面化、立体化，体现了西方文化将时间过程空间化的倾向。因其块面（织体）化、立体化，故西方音乐多有“汹涌”之势，而少“游行”之迹。中国音乐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时间性特征，使空间的形态时间化。中国音乐的最高旨趣不在音响的浑厚、结实，而是旋律在线型游动时所作的起伏、强弱、虚实、迟速等方面的变化所生的节律感。所以，中国音乐很少作大规模的合奏，故不要求各样乐器之间的紧密配合；即使偶有合奏，也总是小范围的，且合奏时也尽量挪出空来让有特色的乐器独奏或轮奏。
三、中西音乐节奏的差异
专业术语：“节奏是各音在进行时的长短关系和强弱关系，是旋律在进行时的自身律动。由于不同高低的音同时也是不同长短和不同强弱的音，音乐的节奏有两种类型，一是均分律动，二是非均分律动。均分律动的时位感是均匀规则的，就是“有板有眼”的，它可以打出拍子来。非均分律动的时位感则是不规则、不均匀的，用常用术语说就是“无板无眼”，它不能打出拍子来，现代音乐上往往称之为“散板”。在前一类均分律动中，则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弱拍有规则地、可称之为“功能性均分律动”；一种是虽也有强弱拍的循环往复，但不受小节线的限制，可称为“非功能性均分律动”。
在西方音乐中的节奏几乎全部是“功能性均分律动”型的。在这个节奏体系中，几乎完全不用散板，强弱拍的交替极有规则而且均匀，强弱的幅度变化也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所以，西方音乐的节奏感特别强，因为它是强弱拍的极有规则的重复更替。
中国音乐也运用“功能性均分律动”，也有均匀、规则的强弱拍安排，但中国音乐常常又加入其它的变化性节奏，使乐曲的节奏更自由，更富变化。中国音乐中的节奏是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创作者自主决定的，在创作之前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定要往上套。
实际上，中西音乐节奏的弹性与刚性之差异，还和哲学上的重自然与重人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刚性节奏是折线型的，其轨迹挺直而且有棱角；弹性节奏则是曲线型的，其轨迹柔和而且袁婉。前者是重视人为，以人力改造自然的结果，后者则是尊重自然，人力顺其自然的结果；前者与追求知识，注重区别相一致，后者则同追求生命，注重联系相一致。西方文化就是一个刚性模式，它倾向于将时间的过程空间化，人为地分出界线，定出规则，划出等量的段落；中国文化则为一弹性模式，倾向于将空间的状态时间化，强调整体，注意联络，追求变化，尤其注重不规则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式的美学原则。
如今，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中西方音乐也会彼此取长补短，以更好地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美妙的视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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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求助一篇文章...美国电影音乐赏析的..
震撼心灵的旋律：
电影《93号航班》电影音乐赏析
当我聆听《93号航班》这部最新发行的配乐专集的时候，恰逢911事件五周年的时候。回想起五年前的9月11号，美国境内爆发了近代史中最让人惊惧的恐怖攻击事件，无论是对美国人还是对全球人类来说都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千名普通人在那场浩劫中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时至今日仍然有死难者，因遗体破坏严重而无法得到辨认。数千条无辜的生命就在短短的数小时中永远的从地球上消逝了，911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的痛苦影响以及给全球人类带来的恐慌是无法估量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反恐”“本拉登”等等系列的名字与口号。就在911事件五周年纪念来临之即，导演保罗葛林葛拉斯（Paul Greengrass）为大家带来了这部真实再现那段悲惨历史的影片《93号航班》。
由拍摄电影《谍影重重》的导演保罗葛林葛拉斯担纲制作编导大任的《93号航班》是好莱坞首部面对此历史伤痕的电影，故事描述事件爆发当天，准备从纽华克起飞，飞往旧金山的联航93号班机在纽华克机场的跑道上耽误了45分钟，当班机起飞后，——美国国会大厦，班机上的机组人员与乘客不愿让恐怖份子的行动得逞，决定展开反制，导演以事件发生的时序真实呈现机上这群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在事件中所承受的恐惧压力，以及决定同心协力反制恐怖行动的大无畏勇气，让观众屏气凝神的见证这个改变世界面貌的一天。导演表示寻找911事件所代表的意义的方式有很多，电影工作者也必须参与其中。同时电影也再现了45名乘客及机组乘务员的英勇无畏的感人事迹，正是这45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确切知道自己无法得到救助的时候，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宁愿与恐怖分子同归于尽，这样的大无畏精神也许以前只能在电影中看到，但是他出真的出现在了21世纪的现实生活中。
《93号航班》原声音乐的配乐工作交由英国新生代配乐人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来完成，这是约翰鲍威尔继《谍影重重》后，二度为导演葛林葛拉斯的作品担任电影原声音乐的创作。近10年来，约翰鲍威尔在动作片与动画片的音乐创作领域绽放光彩，多次显露出了他作为新生代配乐人，在电影配乐上的天赋与才华，约翰鲍威尔的代表作包括:《X战警3：最后战役》、《冰河世纪2》、《史密斯夫妇》、《记忆裂痕》、《偷天换日》、《史瑞克》等等。《93号航班》是鲍威尔创作生平中最严肃的题材，虽然本片仍有不少可以善用他那侧重打击节奏感的电子合成声效，营造紧张步调的动作场面，但是影片中绝大多数的胶卷都在考验着他对戏剧张力的掌控功力，鲍威尔以电子合成乐中的重低音脉动揣摩出飞机涡轮传动感觉。从《93号航班》的配乐作品中我们听到了，配乐人约翰鲍威尔新创作出的音乐风格，这与他近段时间的其余两部配乐作品《冰河世纪2》，《X战警3：最后战役》相比形成了比较大的差别。风格的转变也许正是约翰鲍威尔想摆脱他惯用的传统电子合成音乐配乐手法的固定模式，从固定模式中解脱出来寻求更多的配乐风格来完善自己的创作。影片的取材来源于美国人民的伤痛所在911事件，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都做好了准备来接受2006年带来的两部有关911事件的电影。大家都期待着一段爱国主题的小号独奏出现在配乐作品的音乐旋律中，嘹亮的小号的吹奏来展现一种爱国的情怀，就像已故的配乐大师Jerry Goldsmith在电影《最后的城堡》中创作出的弦乐独奏那样。然而比较令大家失望的是这样的音乐旋律并没有过多的出现在《93号航班》的原声音乐中，而是被放到了随后的一部由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指导的反映911事件的电影《世贸中心》的原声音乐中。《93号航班》的配乐中约翰鲍威尔首次使用了十分严肃的音乐伴奏旋律作为了整个配乐乐章的音乐主基调，也许就是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悲伤的电影，与以往约翰鲍威尔完成的配乐作品的主题有着很大的差别，《偷天换日》、《史瑞克》这样的电影配乐更多的是一种愉快的氛围，而《93号航班》的电影中更多的是一种悲伤，痛苦，压抑这样的电影氛围。但是正是因为约翰鲍威尔创造性的配乐天赋，大胆的根据电影的主题来改变自己的配乐模式，使得《93号航班》的原声音乐又一次展现了约翰鲍威尔在电影配乐上的才华，同时也完美生动的勾画出了整个电影中的每一个主题。
与以往的电影音乐不同，《93号航班》的原声音乐中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音乐主题旋律，这也就成为了约翰鲍威尔2006年电影配乐风格变化的代表。配乐作品中的音乐既有电影《我是山姆》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音调，也有电影《谍影重重》中震撼的打击节奏感的电子合成声效。配乐专集中的《rayers》和《edication》两段音乐旋律都是在平静的音乐旋律中开始与结束的，音乐旋律中包含了约翰鲍威尔的儿子Oliver的声音，以及明快的和弦音。鲍威尔以儿子奥利佛天真动人的合声告慰受创的心灵。结合了电子敲击音乐以及定音鼓的敲击声的音乐旋律保持了音乐气氛的动态感觉，音乐乐章也在其中不断向前延伸。另外的一种声音——沉默的唱诗班声非常短暂的出现了一下，当音乐行进到《Pull the Tapes》的时候，结束的音乐旋律中第一次出现了法国号角的演奏，此时的音乐旋律被作为了彩色的音乐基调，并且非常巧妙的提升了整个音乐乐章的基调，《2nd Plane Crash》中漫漫增强的音乐旋律经常被大家忽略，原因也许是整个乐章没有突出的主题音乐，所以听上去所有的音乐旋律都是一样的。随着整个音乐乐章的不断延伸，音乐旋律也在不断的变化，《he Pentagon》中约翰鲍威尔开始逐渐一点点的增强音乐，并将音乐旋律转换到比较刺耳的敲击的鼓声和轻微提升的音乐旋律中，音乐的旋律在不断蔓延开来，逐渐渗入到长达十分钟的《Phone Calls》这段音乐中，在行进当中的旋律里再次重复出现了约翰鲍威尔的儿子Oliver那动人的天真童声旋律，低沉的弦乐将整个音乐乐章引入到一段新的音乐主题当中，音色上极为低迷、凝重的弦乐，让观影者笼罩在一个难以逃脱的情绪气压之中，在满布情绪气压的乐章里展现电影中的不同场景。音乐主题的旋律变的紧张起来，并且速度也明显加快，并且号角声出现在了铜管乐器的演奏中，整个音乐的旋律处在一种急迫紧张的音乐氛围中。所有这一切的音乐旋律以及音乐氛围的营造都是为了《The End》的音乐旋律的建立做铺垫，此时出现的音乐旋律中的敲击声代替了独自演奏的定音鼓的鼓声，并且稳定的低音铜管乐器的演奏也渐渐出现在整个乐章的主基调上。当你聆听这张配乐专集的时候，像逐渐增强的号角声这样小的音乐元素很难得到听者的注意，但是当他们突然出现在音乐主基调的旋律中的时候就会立刻被注意到。仅仅是通过细微演奏旋律的基调的变化就将剩余的音乐集结到一起了，约翰鲍威尔在这点上做的十分巧妙。《93号航班》的配乐并不像《X战警3：最后战役》的配乐那样听上去令人愉快，因为毕竟这是一段伤心的回忆，但是约翰鲍威尔利用自己在电影配乐上的天赋，以另外一种配乐方式完成了《93号航班》的配乐工作，使得这张配乐作品成为了电影以外另外一种纪念911事件的载体。当《The End》这段音乐旋律建立起来之后，定音鼓带动整个音乐的旋律加快，弦乐在号角声中渐渐增强，最后凌驾于整个音乐旋律之上，所有的音乐旋律完全掌握在它的控制中。当约翰鲍威尔使用一些电子打击音乐和电子合成低音来增强音乐旋律的时候，整个庞大的管弦乐队一起利用打击乐器以及管弦乐将电影的悲伤情感全部通过音乐旋律展现了出来。此时的音乐旋律中没有在出现嘹亮的号角声，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安魂曲，仿佛是在告慰那些911事件中不幸罹难的人们，期待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抚慰。《93号航班》配乐专集的结束如同开始一样漫漫的在平静中结束，管弦乐仿佛是《Prayers》中的再现与重复，也具有相似渲染气氛的作用。对于约翰鲍威尔来说这张配乐作品是一次对于自我的挑战，出现了一种新的配乐风格，这种配乐风格突破了约翰鲍威尔自己固定的配乐模式，完全证明了自己不会不断的重复以前的配乐风格。也许对于听惯了约翰鲍威尔以前风格配乐作品的人们需要花些时间来漫漫适应新的音乐风格，但是完全值得花时间来来这样做的。
当完整的听过《93号航班》这部配乐作品之后，你会发觉音乐中没有Hans Zimmer式气势恢弘的动作音乐旋律，而是更多的充满了悲伤低沉的音乐效果，虽然没有明显的音乐主题出现，但是并没有感觉整个乐章平淡零乱，这正是这部配乐作品不同寻常的地方所在。作为新生代的配乐人约翰鲍威尔大胆的尝试了新的配乐风格，恰如其分的把握住了电影的脉络与主题，将电影所要营造出的电影氛围完美的在电影原声音乐中诠释了出来。在只有40分钟的音乐乐章中完全勾画出了电影的不同线索，将那段悲伤的历史事件通过音乐旋律的表达方式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93号航班》这张新发行的配乐作品可以说是2006年电影配乐作品中的极品，同时也再次展现了约翰鲍威尔作为新一代配乐人的才华。
⑽ 从西方电影与音乐看中西文化差异
电影“刮痧”讲述的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的中国家庭，因为孩子的一次意外发烧，不懂英文的爷爷就用了中国传统的刮痧治疗发为小孙子治病，后在医院里被护士发现了因刮痧而留下的血痕，怀疑是其家人虐待孩子所致。在法庭上，孩子的父亲许大同因为无法解析刮痧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治疗法，又因为律师的曲意刁难，许大同终被判决与孩子隔离，并且搞得失去了工作、朋友和与妻子分居。
许大同一家在美国的遭遇，虽然可以说是一次意外，但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在外国生活的种种不适，而这些不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本部影片里也通过一些例子来反映了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如在故事开头，许大同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向老板的儿子道歉，便用手打了自己儿子一下，老板看了觉得不可思议，而大同则觉得这样做是爱儿子、尊重老板的表现。中国一直以来都有“打者，爱也”传统，父母总爱把儿女当成自己生命的延续，希望他们将来有出息，达成自己的心愿，光耀门庭。而一旦儿女有什么行差搭错，便有了恨铁不成钢的奋亢，轻则责骂一番，重则训之以鞭棍。于是，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对儿女的每一番责骂，每一记鞭打，都浸透了父母对子女的爱，对子女成材的殷切期望。而这种行为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很不可思议。西方国家讲求的是民主，讲求的是自由，这种民主和自由不但表现在民族、种族、及阶层上，而且也存在于广大的家庭中。在西方家庭里，不论男女、不论年龄大小，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尤其是对于未成年孩子，西方国家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平等权利。无怪乎，在医院里的医生一发现孩子背后的血痕就马上通知法院将其父亲许大同起诉了。
“刮痧”这部影片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围绕刮痧是不是中国的一种治疗法而举行的两次听证会上。但对于刮痧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与其说是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不如说是因为美国人的无知更好些。而申辩过程中，又出现了控方律师对于西游记的错误理解，以及许大同妻子简宁分娩出现危险时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被视为“野蛮”，不尊重孩子生存权利的行为。这两个例子都是控方律师为了打赢官司而别有用心地进行曲解的，这在影片后面的情节里都作了解析，所以并不能用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但是影片本身的打官司这一事件已经表明了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西方社会里，法律存在于每一个角落，每一种纠纷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每一件事实都是要讲求证据的。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人情冷暖，尤其是对于亲情特别看重。从许大同偷送儿子到机场与即将回国的父亲见面，到最后在圣诞之夜打扮成圣诞老人爬上十层的高楼送礼物给儿子，都可以看出他们一家对亲情的重视。但是生活在一切都讲求法律的美国社会里， 许大同纵使爱子心切，但由又无法拿出证据来证明刮痧是中国的传统治疗法，最终还得被判决与自己的儿子隔离。
很多人都爱谈"中西方文化的沟通有多么难"这个话题，觉得主要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其实，构成两个人种无法沟通的真正问题恐怕不是什么中不中西不西，而是文明不文明（或者说人性不人性）的问题。如影片中许大同打儿子说是爱儿子的表现，但其实是缺乏文明的。他大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教育儿子，而不必非得出手才行。又如法院判决许大同与他的儿子进行隔离，虽然缺乏一点人情味，但是从依法办事的角度来看，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而作为一个文明的国家，也只有通过建立起健全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所以，看了“刮痧”后，觉得真正需要讨论的应该是中西方文明的比较差异。当有一天，中国的国民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家都成了文明人了，就会发觉其实与西方人并没有什么差异，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人了，那就真要祝贺中国人的蜕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