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映时期电影演员

㈠ 李香兰的人生经历

（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佐贺县的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生在沈阳、后居抚顺的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㈡ 老电影演员卜克演过《甲午风云》、《向阳园的故事》等

浦克是满映时代的老演员。演过的电影有《国庆十点钟》，《徐秋影案件》，《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英雄儿女》，《艳阳天》，《人到中年》等。几年前离世。

㈢ 刘恩甲的介绍

刘恩甲，著名演员，1916年出生。1937年考入「满洲映画协会」为演员，拍摄第一部作品《壮志烛天》，是“满映”著名喜剧演员，与瘦子张叔达并称“满映的劳来与哈代”，此后十年间，刘恩甲主演过大约二十五部电影，是「满洲映画协会」的当家小生之一。战后在北平“中电”三厂和“长制”任演员。1949年，刘恩甲得到著名导演张骏祥赏识，外借到香港演出《火葬》一片，此後留居香港，直至1968年4月25日病逝。

㈣ 李香兰是谁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
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㈤ 袁牧之简介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1978年6月30日），原名袁家莱，生于浙江宁波。受新戏剧运动的影响，童年时代的他最喜欢的游戏是学演文明戏，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3岁到上海，开始在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演戏。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3岁就读上海澄衷中学。

13岁时，袁牧之便参加了洪深组织的“辛酉剧社”，成为剧社惟一的小演员。由于年龄小，分配的角色戏不重，他在剧社里什么都干，还做过领座员。

1978年6月30日，由于中暑导致的高烧，袁牧之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他刚过完69岁的生日。

(5)满映时期电影演员扩展阅读：

袁牧之(1909—1978)电影表演艺术家、编导、电影事业家，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14岁时就参加了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18岁开始因在一些话剧中的出色表演而受到戏剧界的重视。

1930年，他在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1934年，袁牧之加入电通影片公司，拍摄并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获得了进步舆论的一致赞扬。

1935年，继《桃李劫》之后，袁牧之在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了主人公——一个由沉沦到觉醒，最后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辛白华。同年10月，他又成功地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

《都》片是一部暴露当时社会不景气、大都市生活尔虞我诈以及小市民愚昧无知的影片。袁牧之把舞台技巧移到银幕上来，为中国影坛创造了喜剧片的典型。这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也是袁牧之电影执导的处女作。他在片中扮演拉洋片老头。

1936年，袁牧之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影片《生死同心》。在《生》片中，他一人兼饰两个角色——爱国青年李涛和柳元杰。他们性格各异，形象鲜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1937年，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更是脍炙人口。《马》片通过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悲惨命运的真实描绘，深刻地揭露和尖锐地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

袁牧之以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导演技巧，把悲剧内容和喜剧手法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使整个影片的风格既明快幽默，又含蓄隽永。

㈥ 电影演员于洋什么时候逝世的

电影演员于洋并没有去世，今年已经88岁高龄。其独子于晓阳2005年因突发哮喘过世。

拓展资料：

于洋，1930年10月4日，祖籍山东黄县，原名于延江。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团长，表演艺术家。演员、导演。1945年长春市文化中学肄业。曾在长春市公安局任职，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文化教员。1947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在《留下他打老蒋》、《桥》、《中华女儿》等影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1955年至195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学习。1957年毕业后主演《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等影片。1977年转任导演，拍摄《戴手铐的“旅客”》、《大海在呼唤》等影片，并导演《哪儿是我的家》等电视连续剧。是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198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2010年第19届金鸡百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

㈦ 于彦夫的生平经历

1942年春天，他终于闯进电影厂的门槛，成为“满映”的见习演员，翌年转为正式演员。在“满映”三年多时间里，他所扮演的都是些配角，但通过实践，使他懂得了一些电影的基本常识，然而正如他自己说的：“对于拍电影的目的，却不十分清楚，对于电影艺术的认识，仍是朦朦胧胧。”1945年 8 月 15 日，抗日战争胜利了，“满映”将成为中国人民的电影厂，这给于彦夫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他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护厂工作中去，并为把电影厂的重要器材迁往兴山，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作出了努力。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1946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的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宣告诞生。在这里他干过电影厂中的多种行当：在由陈波儿编导的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和由朱丹编剧、方明导演的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中任导演助理；在故事片《光芒万丈》中任剧务主任；在纪录片《民主东北》中，敲过定音鼓、拉过手风琴，和作曲家黄准一起演唱歌曲，为影片搞音乐配音；还担任过音乐组的副组长。此外，于彦夫还参与了新中国译制片初创时期的工作，他曾同袁乃晨、孟广钧等同志一起去哈尔滨等地招收配音演员，为译制片组建队伍。新中国的第三部译制片《伟大的转折》，就是由他导演的。 《万木春》，1961，于彦夫导演的这部反映解放初期复杂的林木生产工作与阶级斗争的老电影，具有一些很真实的细节，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影片注重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具有鲜明的性格冲突描写，围绕在一个怎样既团结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又保质保量地为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战需林木资源的矛盾冲突上，展开了一个比较精彩的生产故事。

㈧ 李香兰是谁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佐贺县的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生在沈阳、后居抚顺的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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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㈨ 60年代22大电影明星之外，还有哪些演员让你难以忘怀呢

我们先来看看60年代22大电影明星都是谁？1962年，文化部评选出了22名“新中国人民演员”，他们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园、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祝希娟(后进入上影厂)。

我们再看看这个时代的、很多令人难忘的电影好了，想起这些经典的电影了，自然就想起那些演员了，我们一起回忆吧？

整个60年代呀，应该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火红的年代了，也是我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了，我们从上面不是22大明星出演的片子中再勾画出最喜爱的二十二部吧？

除处之外，还有邓大人李默然，李向阳郭振清，高传宝朱龙广，阿诗玛杨丽坤，刘三姐黄婉秋，林黛玉王文娟，李政委冯喆，杨子荣王润生，侦查连张勇手，三进三城梁音，丁汝昌浦克，孙喜旺仲星火，程疯子于是之，马尾巴葛存壮，龟田队长方华，汤司令刘江，参谋长陈述，实力派的李仁堂、浦克，还有不老松的牛犇，美了一辈子的向梅。

㈩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著名女星究竟有哪些，她们当年的排名如何

周璇1920.8.1-1957.9.22） 原名：苏璞 籍贯：江苏常州 身份：中国早期电影著名女演员、民国时期著名歌唱家 评价：一代歌后“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国语流行曲史上一个金字招牌，号称“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细嫩、音质甜美，而且吐字清晰，经过麦克风传将出来更是委婉动人。就是不爱听国语流行曲的人，也会对她那燕语莺声一般的歌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加上电影明星的身份和曲折凄凉的身世，因此深受大众的青睐与关注。 生平： 童年被卖为 周家养女。 1931年 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后入新华歌舞社。主演1934年 在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中名列第二，成为十大歌星之一，被誉为“ 金嗓子”。 1935年 从影，在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美人恩》中扮演角色。 1936年 入艺华影业公司，主演《喜临门》、《满园春色》等影片，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狂欢之夜》中扮演角色。 1937年 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女主角小红，成功地塑造了在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但对前途抱有美好理想的歌女形象，为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八一三事变后参加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后随上海剧艺社赴菲律宾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 任上海国华影业公司演员，主演《孟姜女》、《李三娘》、《董小宛》、《西厢记》等近二十部影片。 1943年 在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主演《渔家女》、红楼梦等影片。抗战胜利后赴香港，相继主演《长相思》 、《各有千秋》、《忆江南》、《清宫秘史》等影片，并在文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夜店》中扮演角色。 1950年 回上海，参加影片《和平鸽》的拍摄，因患病而未竟。 出演影片 ： 1935(1)：美人恩 1936(4)：花烛之夜 化身姑娘 喜临门 百宝图 1937(4)：马路天使 满园春色 三星伴月 女财神 1939(5)：孟姜女 李三娘 新地狱 七重天 董小宛 1940(6)：三笑 孟丽君 苏三艳史 西厢记 黑天堂 天涯歌女 1941(5)：梦断关山 梅妃 夜深沉 解语花 恼人春色 1943(1)：渔家女 1944(2)：鸾凤和鸣 红楼梦 1945(1)：凤凰于飞 1946(2)：长相思 各有千秋 1947(5)：莫负青春 歌女之歌 花外流莺 忆江南 夜店 1948(1)：清宫秘史 周璇早年身世坎坷，从艺后生业辉煌，感情生活却连遇挫折。出生年月有多种说法，有1918、1919、1920诸说，逝世于1957年9月22日，又说是20日。籍贯有常熟和上海两说。 主要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何日君再来、陋巷之春、月圆花好、疯狂世界、诉衷情、采槟榔等 李香兰 （1920.2.12-） 原名：山口淑子 籍贯：日本佐贺县，生于沈阳 身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期著名歌手 生平： 出生于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一个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 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命运有时是在不经意之间改变的。李香兰与白俄罗斯女孩柳芭的邂逅就是这样，那次相识使李香兰有机会跟一位俄罗斯声乐家学习声乐，她的音乐天分得以发掘。这一时期，日本为推行“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怀柔政策，开始在电台上播放“满洲新歌曲”，既懂日语又会北京话的李香兰于是作为“少女歌手”被推上舞台。14岁时，李香兰前往北京读书。1937年，由“满铁”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满映”成立，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后又演出了《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和《白兰之歌》等“大陆三部作”。1943年，因参演《万世流芳》，李香兰这个名字曾轰动一时。 山口淑子的“李香兰时代”，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李香兰》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弥说，“她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对此，山口淑子说有两件事让她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酸。 1938年10月，18岁的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兴奋之中的她万万没想到，当验过护照刚要下船时，听到官员凶狠地喝叫：“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支那服，不觉得羞耻吗？”山口淑子说：“当时我都蒙了，不明白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说那种话，为此我十分苦恼。”后来在东京，当她身穿中式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不时传来谩骂。这使她对祖国日本的幻想开始破灭，她感到可悲的，“不是为日本人错把我当成中国人而歧视，而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母亲之国的侮辱。” 1943年，李香兰参与演出了描写林则徐禁鸦片的历史剧《万世流芳》，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位诉说鸦片之害的卖糖少女，唱过《卖糖歌》。在北平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后，有位年轻记者追上来问她：“李香兰，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演出《支那之夜》、《白兰之歌》那样侮辱中国的电影？你中国人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面对责问，她道歉说：“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在此向大家赔罪，再不干那种事了。”不料这番话引起一阵掌声。她回忆说：“实际上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日本人，只是希望我能谢罪。” 追忆往事，山口淑子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确是拼足了力气学唱歌”。她称，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因受不了“李香兰”身份的重压，她在1944年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后因公布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幸免。对自己以中国人的名义演出的《支那之夜》等电影，她说“虽因年轻但考虑愚昧”而表示道歉。1946年2月，她被释放回国。 告别了“李香兰”的山口淑子，回国后跨入影坛，其间甚至想过要到好莱坞发展，后因故放弃。1958年，山口淑子与外交官大鹰弘坠入爱河，婚后改姓大鹰，并退出演艺界当起了外交官夫人。1969年，已将50岁的大鹰淑子圆了记者梦，当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还前往越南、柬埔寨、中东等战争前线，采访过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风云人物。1974年，频频在电视上出镜的大鹰淑子在田中角荣首相的劝说下出马竞选，从此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 1975年，已是国会议员的大鹰淑子访问平壤，路经北京时，受到廖承志会长的盛情款待。1978年，她再次访问了留下过青春足迹的北京、上海、哈尔滨和长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着泪水看了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实况转播。 谈及这段经历时，山口淑子打开了画册，让我看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访日时与她在田中角荣家中的合影。在翻到阿拉法特的照片时，她唏嘘不已，“阿拉法特很了不起，可惜去世了”。看到画册里她年轻时与周璇、白杨等中国演员的合影时，她变得愉快起来。她回忆起1978年作为日本环境访华团团长访问的情景，提到重访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她这位“金鱼美人”受到“古典美人”郑晓君、“妖艳美人”白玫、“活泼美人”夏佩杰和“永远青年”浦克等同行的欢迎。她说：“我有中国和日本两个亲人，中国是养育我的母亲之国，日本是我的父亲之国。中国是我的故乡，所以去中国应说‘回’中国。” 希望“父亲之国”和“母亲之国”友好相处 1992年，山口淑子从参议院退休。3年前丈夫去世后，她选择了独居。其间，她仍担任着“亚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的从军“慰安妇”道歉赔偿。明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她向记者透露，日本一家电视台计划拍一部以她的经历为题材的电视片。剧本目前正在构思，她希望能有一位既懂中文又通日语的大眼睛演员担纲。 对目前较“冷”的日中关系，山口淑子说，日中之间有些摩擦，但对此应该正视，不能使它积重难返。在谈及接受专访的初衷时，她表示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了解她的命运，借此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去，两国年轻人更应用全新的广阔视野，认真考虑将来如何友好相处”。 代表作：《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小时候》、《卖糖歌》、《戒烟歌》、《海燕》、《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等。 白虹 （1919-1992） 原名：白丽珠 籍贯：北京 身份：中国三四十年代著名影星、歌星 评价：“北平三白”之一（其他两位是白光、白杨），白虹一生在歌、影艺术上都有不俗的成就。 生平： 幼年的她非常喜欢音乐，13岁那年，明月歌舞团从上海到北京招募团员，她顺利地被录取了，从此以白虹的艺名步入上海的演艺圈。 30年代初期，白虹在明月社老板黎锦辉的介绍下，出演过《人间仙子》和《国色天香》两部电影，但她在歌坛的表现还是更为耀眼的歌唱事业为主。此时的白虹嗓音虽然甜美，但歌艺的成熟还是30年代后期的事情，歌曲《郎是春日风》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白虹的发音准确，每每能将感情与词意融会贯通，令聆听者更易领会歌词的含义，因此她的演唱感染力很强，与周璇、龚秋霞齐名，被誉为“三大歌后”之一。1934年，在上海各家电台联合举办歌星比赛中，白虹以领先二百多票的成绩摘得桂冠，而位列次席的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 提到白虹，就不得不提到著名作曲家黎锦光，白虹早期的歌曲几乎全部出自黎锦光之手，两人更结为夫妇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美满的歌坛伉俪，直到1950年俩人登报声明离异。 40年代时白虹的事业鼎盛期，她开始演唱不同歌路的曲目，风格偏于轻松活泼的类型。其中，她最擅长的是演唱爵士风格的歌曲，如《得不到的爱情》、《恼人的秋雨》、《爱情与黄金》、《雨不洒花花不红》等。 白虹的音域非常广阔，有歌评家评她：“歌喉嘹亮就像阳光普照，能激发人们高远的情怀。”她的《卖汤丸》至今教人琅琅上口，和严华合唱的《人海飘航》，是早期著名的探戈歌曲，《郎如春日风》更是代表作，后来也有不少歌星翻唱。 1992年白虹去世，享年73岁。而在时代乐坛上，她的光彩将永不褪色。 代表作：《莎莎再会吧》、《雨不洒花花不红》、《郎是春日风》、《人海飘航》、《河上的月色》、《乘风破浪》、《浪花》、《我要回家》、《纺棉花》等。 白光 白光为中国四五十年代著名影星、歌星；原名史永芬，1921年生于北平。因见电影院投射机的一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演出：《荡妇心》、《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一代妖姬”。除了演戏，白光还是一位极负盛名的歌星，以其磁性的低音风靡歌坛，感性缠绵，别树一帜。她主唱过不少电影歌曲，其中以《叹十声》、《东山一把青》、《祝福》较为著名。其他歌曲如《魂萦旧梦》、《等著你回来》、《如果没有你》均也脍炙人口，至今已成为国语时代曲的经典。白光在1950年代初退出歌影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8月27日，白光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享年78岁。 评价 在40年代以妖艳的形像、慵懒的歌声，被称为一代妖姬，名气不在周璇之下。她敢于向大牌歌星挑战，演唱并出唱片，足见她的自信。她那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在大上海站住了脚。和周璇一样，她也几乎是每片必唱的，梦幻般的歌声迷住了众多听众, 白光唱歌演戏都有她独特的个性。表演上豁得出去，襟怀也算坦诚。尤其是那把低沉柔又带懒慵韵味的磁性嗓音确实教歌迷如痴如醉，加上她那一口标准的京片儿，咬字吐词极富感情，更夹着一种放浪形骸的味道，教喜欢听她的歌的人们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