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毛委员在茶陵导演

㈠ 有一个石头，上面有五个字，一只大手举着一个很大的喇叭的景点是哪里

在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景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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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成为中国革命走上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端。

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

1928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 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

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㈡ 钱嗣杰的重回井冈山

1965年3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昌，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上井冈山。钱嗣杰记得，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一行乘车从茶陵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进入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界化垅。车行至黄洋界上，毛泽东来到一座木头做的纪念碑面前，南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纪念碑”几个大字，北面写着印刷体《西江月·井冈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仰视着碑文，充满激情地读了起来：“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
昂扬的诗词，令毛泽东心潮澎湃，他说：“这首词是1928年9月初写的。那时刚刚在黄洋界打退湖南、江西两路敌人的进攻，那一次我不在山上，井冈山的兵力不足一营人，好危险！”
随后，毛泽东笑着请钱嗣杰给他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纪念碑前一起合影留念。张平化是小车队一行人中间唯一的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七口人为革命献身。
5月29日下午，井冈山广播站正在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下午4点钟在茨坪宾馆门前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 不多时，背着两部相机的钱嗣杰只见在茨坪宾馆餐厅门前，几十个山上和从山下接来的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站了里三层外三层。
一会儿，毛泽东从宾馆大门走了出来，带着那么熟悉的笑容。“毛主席”——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都愣住了，主席真的来看大家了，真的站在大家面前，一个个都激动地忘了说话。毛泽东依次地握住当年给红军生死帮助的一双双粗手……之后管理局的同志请主席站在前排中央，井冈山各级领导站在了两边，毛泽东和井冈山新老同志、烈士遗孀一起照了一张相。
当天，钱嗣杰照的第二张相片更为珍贵。当时，革命烈士袁有才的发妻谢梅香坐在第一排，井冈山管理局局长袁林刚准备介绍，毛泽东认了出来：“袁嫂子”，还是当年在井冈山大仓村第一次见面一样的称呼。谢梅香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38年了，天翻地覆，毛委员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还是这样称呼她。她忘记了回答，忘记了说话，呆呆地仰望着毛泽东。招呼大家站好，钱嗣杰按下了快门。
当时,激动的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声随着松涛久久地起伏，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这一刻，钱嗣杰激动了，连按快门。
“离开井冈山时，主席的心情非常激动，老人家在沙石路上走得很慢，频频地向两旁的群众挥手。这次主席上井冈山酝酿很久，考虑得比较深远。重上井冈山所有活动我拍照，照了100多幅照片。重上井冈山，主席的心情一直很振奋。”钱嗣杰回忆说。
谜一般的11天里，钱嗣杰贴身走近领袖，拍下了主席生活与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㈢ 王佐、袁文才案平反了没有怎么评价

王佐、袁文才案平反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全国解放后，袁文才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1965年5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

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袁文才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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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在袁文才死后境遇十分悲惨。为避迫害和追捕，袁妻将只有六岁的二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很快死去。

她则携了其余儿女逃入深山，以野果为食，以洞穴为室，历三年之久。但她用心保护着袁文才的诸多遗物，解放后，老人将它们无偿捐献了国家。

袁文才死时仅32岁，妻子谢梅香刚刚30岁。他们生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袁耀烈，后有孙子袁全芳、袁建芳和一个孙女。

袁文才死后，袁家不同意谢梅香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开福结婚。

肖开福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女儿名叫肖移月。

㈣ 罗克韶事件与井冈山战争有什么联系

井冈山罗克绍事件引发的冤案

袁文才生平
袁文才（1898～1930），原名袁选三，江西宁冈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
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当地的马刀队，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1927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会同王佐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打开监狱，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同时，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敌人反扑占领了永新县城，袁文才见敌人势众，带领农民自卫队保护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刘珍、贺子珍等迅速撤回宁冈茅坪一带。后来国民党调一个团的正规军进山“追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灵活指挥，将部队化整为零，出没无常，有利就打，不利就躲，历时一个多月，拖得国民党“追剿”军精疲力尽，不得不退下山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后，在此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并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袁文才深受感动，表示一定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并慷慨地回赠1000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于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并表示他接受整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2月，袁文才领导的赣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成立工农红军第4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袁文才仍任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曾被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袁文才任红4军参谋长，随军出征。不久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1930年2月23日，于永新县被诬陷杀害。
袁文才同志塑像全国解放后，袁文才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1956年5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袁文才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编辑本段]袁文才之死的来龙去脉
关于“袁文才、王佐与土匪关系”的讨论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袁文才所处环境日趋紧张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多人。后经边界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形同水火之际，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经过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龙、宛之死加剧袁文才处境的危机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陂山区开展工作的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接到侦察人员带来的消息：丈夫刘真（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的老父亲在家病逝。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她来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已被其兄长龙庆楼（当地反动派五乡联防团团总）盯梢。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的当晚，即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到了住地。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来的，并担任了特委副书记，是特委成员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见到龙家衡便沉着脸说：“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白区了？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此时，警卫连颜连长突然指着山脚下叫道：“宛书记，你看白狗子进山来了。”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卫排长抓到敌联防团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龙庆楼给龙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忙命警卫连长作好战斗准备，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撤往深山老林。
刚安定下来，宛希先即命令警卫连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无惧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汪排长大怒：“谁是你这个臭奸细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危害革命！”
鬼使神差，汪排长扣响了扳机，龙家衡倒在血泊之中。汪排长见此慌了，待镇定下来后对战士说：“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就说是她想逃跑被打死了。”
宛希先得到报告，心里很是懊恼。龙家衡惨遭不幸在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为首的一些特委领导成员及永新县委、宁冈县委不少同志对宛希先杀害龙家衡大为不满。
在特委会议上，待宛希先讲述了龙家衡被杀的始末后，特委副书记刘天干就站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一个县委妇女部长，就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是她要逃跑，被汪排长击毙的。”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才相信，还不是你的命令？”王槐大声指责。
与会的两位常委袁文才、王佐见状恼怒起来。王佐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隐患！不要说宛希先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军一条，杀了她，也没有什么大错！”
刘真一听王佐的话，激愤不已：“龙家衡背叛家庭，一心革命，同志们有目共睹！她与其兄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
“宛希先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秉公办事，他身为特委副书记，在非常时期有权处置一切，何错之有？”袁文才脸绷得铁紧。
王怀一听，脱口而出：“你们三个早就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想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王怀的话激得勃然大怒：“姓王的，你血口愤人，今天你不把话讲明白，绝不罢休。”
朱昌偕目瞪这种局面，遂大声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朱昌偕决定让宛希先暂时离开九陇山，去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1929年11月，边界特委决定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红军警卫营和赤卫大队攻占永新县城。正在做准备工作的宛希先接到情报，敌人在茶陵通向永新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宛希先决定：茶陵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的行动。
攻打永新的战斗胜利后，朱昌偕立即在大湾召开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
会上，朱昌偕、刘天干、龙超清严厉质问宛希先为什么不执行特委决议，茶陵的革命武装为什么不参加战斗。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门房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待代自己的问题。”但无论宛希先怎么解释，众人都置若罔闻。袁文才又因故未到会，宛希先实在孤掌难鸣。会议最后决定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被关押在一间茅屋子里的宛希先感到事态很严重，弄不好性命难保，欲赶快离开去向上级汇报。见看守人员抱着枪打瞌睡，他就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大湾村一带四面高山，加上黑夜，根本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再走。特委很快得知宛希先逃跑了，朱昌偕等人断定，他是畏罪潜逃。于是连夜动员二千多人打着火把，上山搜捕。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搜出。朱昌偕、刘天干、王环等特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将宛希先处决了。
消息传到袁文才、王佐所在的宁冈茅坪，二人即率一拨人马赶到大树湾要讨个说法，见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王佐大嚷：“宛希先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副书记，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
袁文才强压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高叫：“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好一会，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分，忙叫他把枪收起来：“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
朱昌偕自袁、王这次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害怕，心想：此二人到底改不掉土匪习气。
袁文才之死的导火索——罗克绍事件
1930年1月间，中央派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清泉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
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在江西遂川县于田村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即与刘天干、王环、龙超清等人商议。刘真、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专行，但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形迹，现在解决袁、王问题难以服众，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朱昌偕考虑再三，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然而，一个月不到，就发生了“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身任茶陵、宁冈、永新等五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2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被袁、王活捉。为了让罗克绍交出兵工厂，二人对罗十分礼遇，等罗答应交出兵工厂即放了罗克绍。
朱昌偕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革命不遭损失，应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于朱昌偕的意见，与会者均表示赞同。
但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来硬的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说：“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某晚深夜，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焦急地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听后甚为吃惊，陈述了袁、王不致于叛变革命的理由。朱昌偕和王怀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后竟泣声陈词。这时，彭德怀不能不考虑了，因为按照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未加深思，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王怀出发。
彭德怀特别叮嘱张纯清，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与此同时，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信的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一切都按朱昌偕的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前委来信后，不知是计，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于2月22日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刘天干事先已派人安排了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几个店铺，与袁、王驻地有一段距离。袁、王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
2月22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这两个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敲开了袁文才的住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当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
住在不远处的王佐一贯警醒，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随从的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窜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掉，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抱着马脖子，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王佐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
就这样，朱昌偕不但杀了红四军留下的干部宛希先，还将毛泽东花了不少心血争取、教育过来的两位绿林好汉，已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的袁文才、王佐等人杀害了。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毛泽东自然联系到了彭德怀，认为如果没有红五军的介入，边界特委是想杀而杀不了袁、王的。彭德怀不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场错误行动，反而派兵参与，太不应该。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觉得彭德怀坏了革命的大事。
这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第一次历史误会。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过了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长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编辑本段]袁文才的身后事
袁家在袁文才死后境遇十分悲惨。为避迫害和追捕，袁妻将只有六岁的二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很快死去。她则携了其余儿女逃入深山，以野果为食，以洞穴为室，历三年之久。但她用心保护着袁文才的诸多遗物，解放后，老人将它们无尝捐献了国家。
袁文才死时仅32岁，妻子谢梅香刚刚30岁。他们生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袁耀烈，后有孙子袁全芳、袁建芳和一个孙女。袁文才死后，袁家不同意谢梅香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谢香梅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开福结婚。肖开福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女儿名叫肖移月。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

㈤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的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会师，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打长沙，最后决定为保存实力，应退居萍乡。工农革命军经“三湾改编”后，到了古城后，宁冈县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等参加了“古城会议”。

在宁冈古城，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充分肯定他的革命精神，并给袁100条枪。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争取了井冈山上的王佐、袁文才，得以进驻茅坪、茨坪，安置部队伤病员，设立了留守处。

秋收起义部队并未立刻上山，而是兵分二路：一路由宛希先率领到湘东茶陵、安仁一带；一路由毛泽东率领，经酃县十都，一直到汝城、桂东的水口镌，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和调查能否在湖南立足。

听到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也无法立足之后，秋收起义部队经黄坳，于10月23日到达荆竹山，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在部队出发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

“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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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新的道路。

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敌人很强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也说明中共开始走向成熟，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

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

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

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参考资料：网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㈥ 毛主席在茶陵的时候给一个老百姓救过那人是谁

毛泽东在茶陵没有遇险过。你说的应该是铜鼓那次。1927年，毛泽东来铜鼓领导秋收起义时，在浏阳张家坊遇险，他巧施妙计摆脱团丁，在月形湾遇上铜鼓纸工会的会员陈九兴。在陈九兴的帮助下，毛泽东安然脱险、顺利抵达铜鼓，解放后，毛泽东还多次给陈九兴写过信，称他为“救命恩人”。现在月形湾已成为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㈦ 当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茶陵是哪一年

秋收起义以后，辗转到井冈山的过程中，开到 茶陵一带应该是1927_1928之间。

㈧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是谁提出的

这是毛泽东提出关于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广泛开展游击作战的指导性方针，简称“游击作战十六字诀”

它是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包括着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的作战行动在内。

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十六字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体系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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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字诀是从中国工农红军初期的游击作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到江西省西部的井冈山地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经验。

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遂川县委员会和万安县委员会联席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不久，敌人进攻遂川时，毛泽东避开强敌,率领部队返回井冈山。敌人进攻万安时,中共万安县委员会采用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原则,同敌人进行斗争。

同年4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又指挥部队，在游击活动和反对敌人“进剿”、“会剿”的作战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的内容。

现已查到的历史文献中，完整地提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原则的,以1929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前身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为最早。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第一次将其归纳为“十六字诀”。

㈨ 送别的电影《怒潮》简介

简介：

《怒潮》，是一部经典战争历史故事片，亦是一部较早运用电影艺术表现来反思党内不同思想和路线斗争的影片。

由史文炽执导，张平、周凤山、关淑贞、刘秉章、翟春华等主演，于1963年上映。

本片批判了右倾主义错误，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投降主义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重大损失，本片给予了严重的警示。

剧情：

1927年湖南省平江县。继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之后，湖南于5月21日也爆发了马日事变”，大批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爱国志士被杀害，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

邱金是南乡农民协会主席，起初误认敌为友，不幸被捕，在屠杀时侥幸逃脱。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手执一把柴刀，要和敌人拼个死活，但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幸被县特派员罗大成救出。

罗大成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重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节节的胜利，鼓舞了群众。

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怀志(中央特派员)，大喊农民运动过火了，撤了罗大成的职，还要解散工农武装。罗大成后来壮烈牺牲，王怀志也遭到了敌人的毒手。

值此革命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斗争。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湖南成立，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秋收暴动。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党的帮助下，邱金从一个复仇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红色的指挥员，他响应毛委员的号召，领导工农自卫队，举行了暴动，最后，他带着暴动的部队，跟随毛泽东同志进入了井冈山地区。

㈩ 有哪些真实的革命故事啊

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在黄洋界上唱起了《空山计》。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毛泽东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毛泽东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毛泽东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毛泽东仍无所畏惧。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毛泽东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毛泽东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毛泽东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1929年底，毛泽东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毛泽东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毛泽东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对准靶子放箭”。
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毛泽东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委员送棉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