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電影運動意義

① 金雞百花電影節舉辦的意義是什麼

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創辦於1992年，由中國文聯和中國電影家協會聯合主辦，目的是為了評選出專業、優秀、受人民群眾喜愛的中國電影，並且鼓勵電影人們創造出更多好的電影作品，可以讓中國電影被更多人關注和喜愛。

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兩大獎項評選出的作品代表了最專業的認可，最受觀眾的喜愛。從不同角度評價中國電影，希望它們可以真正做到一切為了電影藝術，評選出服務於人民群眾的電影，讓中國電影受到更多人認可，讓中國電影走出國門。

② 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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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有詳細的

③ 台灣"新電影運動"發生於哪一年

指20世紀8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藝術家的電影革新運動，是台灣戰後一代新的文化精神的形象體現。

台灣新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運動，是從1982年8月四位台灣電影屆新導演合作導演的影片《光陰的故事》開始的，其代表人物有楊德昌、侯孝賢、柯一正等。

期間的代表作有《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冬冬的假期》等。

④ 台灣新電影運動

光從海平線上來：台灣新電影運動二十年

我們不禁想起1980年代的初期，正是楊德昌、侯孝賢等一批電影人把一束光給了台灣，沒有想到這些飄搖的光線至今仍然讓人炫目，而時光已過去了二十年。

197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統戰政策和台灣民眾反對美麗島事件的聲音持續不斷，台灣社會逐步走向一種軟性權威的時代。台灣電影政策也開始出現松動的局面，但是這種松動卻帶來了台灣電影作品的進一步墮落，所謂"國片死亡"，圖景已經寫入台灣工業史的記憶之中。而與此同時，香港的新浪潮的出現無疑給台灣的電影企業和當時默默無聞的一群年輕電影人一種希望的曙光。

1982年台灣"中影"出品的集錦式的電影《光陰的故事》，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分別執導其中的一個故事。這種同時推出多個新人的決策應該是拉開了台灣新電影的序幕。台灣電影史的一片燦爛就此孕育而出。

1983年4月台灣"中影"開始拍了《兒子的大玩偶》，由侯孝賢、曾壯祥、萬仁執導，影片在市場和輿論上一舉擊敗了當時台影投拍的《大輪回》，後一部作品的導演是當時台灣電影界最重要的三人：胡金銓、李行、白景瑞。《兒子的大玩偶》的超過預期的成功使台灣電影的航船正式起錨。

從海平線升起的台灣新電影的光線終於使台灣島人的生活和歷史被膠片記載下來，關於台灣的這段記憶終於不再被KMT的宣傳片和通俗商業電影完全把持。

台灣新電影人對於台灣近現代史的飄搖感覺和出路的質詢，幾乎組成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話語空間。尤其當一部電影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關注對象之後，它所具有的引爆力量是驚人的。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獎，一方面使台灣電影正式走向國際一流舞台，更為深遠的意義是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表達構成了對台灣社會的一次極大的情緒刺激。

台灣的新電影在1982-1986年的五年間作為一個整體貢獻出了52部電影，隨後他們的電影逐漸成為一種個人化的寫作。

這個期間，侯孝賢對於台灣自己的"根性"和台灣自己的歷史的追問，在鄉土這個起點開始發力，他的作品是"台灣意識"強烈外現的重要歷史標尺。

而楊德昌一直關注的是一個極為"知性"的問題，也是1950-1960年代歐洲電影大師在歐洲戰後經濟奇跡時代的一個重要"話題"--現代都市裡的人的處境。

1992年蔡明亮以導演自己的處女作亮相，從一個更為寓言和尖銳的視角開掘著台灣都市一代的困境。

這三個人勾勒了台灣新電影和新新電影的基本風貌，構築了台灣非主流商業電影的話語空間。 開始把對台灣鄉土人的關懷和對台灣歷史命脈的關注糅合在一起。這種關注，迅速成為台灣新電影在國際上的聲音。

侯孝賢在他的《好男好女》和《南國，再見南國》中對台灣都市生活的描述依舊集中在邊緣的、草根的、具有黑幫色彩的人物身上。在《千禧曼波》系列中他開始記錄他稱為夜空中充斥著讓動物瘋狂的不可見的"各種電子媒體交談的聲音"的台北。
蔡明亮的電影視角有著很深的舞台劇的觀念，隱喻性和寓言性深刻地寫在其作品呈現的各個層面。蔡明亮的戲劇性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來源於"現代主義"小劇場封閉空間的張力系統。這一點在蔡明亮1998年的《洞》中表現得極為顯著。如果說楊德昌還只是在台北的實景中構築"戲"，在蔡明亮那裡台北本身就是影片，他是徹底的"現代主義"精神的擁躉。

台灣新電影和新新電影的巨大魅力就在於這些導演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來自於"根"和"生存空間"，這兩個主題在台灣電影中的呈現最終是含混不清和不知所終的。

台灣的新電影運動是在台灣意識形態領域逐步走向解凍，台灣的電影市場還沒有完全向外國（主要是美國的好萊塢電影）徹底開放前，台灣本土電影業的一次自我革新的救亡運動。

台灣新電影運動最主要的貢獻是讓台灣極具才華的一批電影人找到了發泄自己才華的空間，這個契機來自於對台灣史的重寫慾望，或者說是來自台灣自身的復雜性。這種傾訴慾望對於各種背景的年輕創作者來說都是極大的刺激，而後又獲得台灣當局的"輔導金"政策的保駕護航。台灣的鄉土和都市於是生動而且日益深邃地展現在銀幕上。

台灣新電影運動在國際上的成功還對台灣當局的電影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且直接影響了台灣新新電影的出現。台灣這批電影人，在政府和電影業的雙敗中成為惟一的贏家。

對於台灣電影，1989年極為重要的年代。"政府輔導金"護送了一批導演走向國際，1994年輔導金電影《喜宴》、《愛情萬歲》和《飲食男女》在國際上大放異彩，輔導金政策下的台灣電影企業更是完全依賴政府資助，到了1991年台灣本土電影的產量就有33部了，整個商業電影生產體系幾乎崩潰，對於台灣電影工業的這個補血政策徹底斷絕了它自身的造血功能。

台灣的新電影和新新電影在台灣的電影工業結構中影響甚微，而新電影人們所自創的獨立製版公司在飄搖中也偃旗息鼓，比如最早的由侯孝賢成立的"萬年青公司"幾乎是曇華一現。侯孝賢、楊協昌這些導演現在的拍片資金完全依賴於國外，不是日本就是法國。他們的作品在台灣大眾甚至是小眾的視野里逐步消失，成為暗盒裡的拷貝，即使還有一些渴望的眼光也沒有機會使得這些膠片上的影像得以乍現，這已經成為台灣電影發生機制的一大問題。

其實一個國家（地區）的電影政策在無力保護這個區域的電影工業體系的時侯，首要考慮的應該是支持電影作為一種民族話語權利的價值。台灣的輔導金政策所扶持的商業電影在資金回收上還不及藝術電影可能是一個生動有趣的例證。

目前台灣輔導金政策被要求有很大的變革，就是從只資助電影生產轉變為資助電影生產、發生和放映的全過程，讓本土電影贏得自己的空間。台灣新電影和新新電影就是這樣存在在一個非獨立非商業的環境中，一旦電影作為話語權利受到保護成為台灣政策的核心後，也許還會產生更為新的電影人，也會產生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光柱把暗盒裡拷貝上的影像投向銀幕，投向一直存在的眼睛，即使眼睛的數量永遠像晨星一樣寥落。

⑤ 什麼是台灣新電影

應該是說最新的,比較好的或是有影響力的純台灣製作的或是有一定代表台灣意義的電影,例如前段時間的海島七號.

⑥ 怎麼看待台灣電影和香港電影

評析
香港電影看多了，感覺商業氣息太濃，類型化模式化太強，跟風現象極為嚴重，往往一部佳作的誕生也伴隨著數部甚至數十部劣作的接踵而至。新世紀的香港電影更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不僅許多所謂的大製作無法達到人們的期望值，就連王家衛、許鞍華、關錦鵬、陳果這些具有獨立精神的電影作者都漸漸流於俗套，而類似《炮製女朋友》、《我要做Model》、《雀聖》和《至尊無賴》這樣的粗製濫造之作更是層出不窮。這幾年觀看香港電影，與其說是在娛樂享受，不如說是在完成一項既定的任務，有的時候甚至還要咬緊牙關，才能堅持看完整部影片。物極必反，既然難以觀看，又何必強迫自己呢？還是欣賞欣賞那些更加細膩，也更加具有人文關懷的台灣電影吧！同是黑頭發，黃皮膚中國人拍的東西，為什麼這兩個地區就有如此大的差異呢？看來這還是由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傳統所決定的！
一.
最早看台灣電影，還是李行的那部《汪洋中的一條船》，典型的勵志型人物傳記片，描寫了一個殘疾人頑強奮斗的一生，具體情節已經印象模糊了，反正感覺很煽情，突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中國傳統精神。但由於當時歲數太小（還在上小學），所以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細細品味了。後來電視上經常放秦漢、劉雪華、劉德凱、馬景濤這些傢伙演的瓊瑤劇，哭哭啼啼，又臭又長，於是「影視不分」的我自然而然也就對台灣電影產生了一種抵觸情緒！
其實就是在90年代那段大批量觀看香港電影的時期，我經常會將一些商業性很強的台灣電影誤認為香港電影，比如《烏龍院》系列、《笑林小子》、《蠟筆小小生》和《逃學戰警》。這些影片中都有著大量的搞笑噱頭，來得甚至比那些香港搞笑片更為誇張，也更為低俗、膚淺，在它們的背後都隱藏著這樣一個人物——朱延平。這位被譽為「台灣王晶」的商業大導演，在崇尚電影作品藝術化，人文化的台灣，絕對是一個另類，彷彿王家衛、陳果之於香港電影一樣。他在2005年年初推出的賀歲片《一石二鳥》更是將這種低俗的惡搞風格發揚到了一種極致，結果自然也成就了一部大爛片。不過我還是挺喜歡他的《異域》和《新火燒島》的。《異域》改編自同名小說，描寫大陸解放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中緬邊境長達數年的悲慘遭遇，他們失去了身份的認同感和生命的安全感，像無根的浮萍一樣極盡酸楚地苟活於世，隔三差五地還要經受著槍彈炮火的摧殘。影片結尾處羅大佑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更是為這一煽情大作作了一個近乎完美的注釋：「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而《新火燒島》顯然是林嶺東《監獄風雲》的衍生之作，不過與《監獄風雲》偏向寫實的風格不同的是，《新火燒島》在突出善惡二元對立的基礎上還增添了一些漫畫風格，特別是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像黃秋生扮演的監獄長古今倫和監獄中的大哥大宮天保，不是極惡就是極酷。而對美國90年代經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贖》和《天生殺人狂》中一些元素的借用和模仿也是顯而易見的！
同大多數商業電影的製造者一樣，朱延平也經常大打明星牌，台灣的帥哥美女吳奇隆、金城武、林志穎、徐若暄、葉全真們不時在他影片中出現，而兩大童星釋小龍和郝邵文的一武一諧絕佳組合更是成了他的座上常客。但光靠明星效應和對過往影片的生搬硬套，顯然失去了電影創作中最寶貴的東西——原創精神，就像香港的觀眾早已厭倦了王晶一樣，台灣觀眾也開始對朱延平影片中不停的對他抄襲和自我復制產生了「審美疲勞」，本應賣座的娛樂大餐遭遇「血本無歸」的滑鐵盧真的不再是什麼稀奇之事了！
二.
朱延平的確是十幾年來台灣商業電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他導演雖然也拍商業電影，但都沒有像他拍的那麼張揚和純粹。比如說陳國富的《雙瞳》（02年觀看）吧，一部類似於美國《七宗罪》的宗教神秘主義復仇影片，顯然兼顧了商業和藝術兩方面的考慮，非常講究色彩、光線、構圖和攝影。而影片在保持情節絲絲入扣的同時，也沒有加入任何胡搞的噱頭，娛樂性雖然降低了，卻比朱延平那些鬼打鬼鬧的暴笑劇更有看頭！
即使是反映都市男女糜爛夜生活的《台北晚九朝五》（03年觀看），也比其所模仿的《香港晚九朝五》來得更為細膩，更為平和。很喜歡影片中花花公子小馬呆在醫院病房裡的那兩場戲，平靜安詳的畫面與前面喧鬧嘈雜的酒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我們更加清晰地洞察到人物真實的內心世界。似乎我們先前看到的那個小馬只是一個外殼，眼前的這個才是真正的小馬！
一直以來都只聽說《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大名，直到03年5月才有幸觀看到這部台灣有史以來最傑出的作品（之一）。4個小時的時間，既像是在閱讀台灣的歷史，又像是在同小四、Honey、小貓王們一起去感受那個時代的狂躁不安。影片的暴力爭斗絲毫不亞於香港的《古惑仔》，而宏大的敘事架構，扎實的細節描述以及對人物命運的人文關懷，又遠非那些香港黑幫漫畫影片所能比擬的。這次非同一般的觀影經歷讓我對台灣電影作者有了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深深體會到像楊德昌這樣的電影大師的非凡之處所在，也不由為自己從前的淺薄無知而感到羞愧：遙想當年，我可是將侯孝賢、楊德昌們貶為遠遜於王家衛的次等導演的！
三.
真正系統地觀看台灣電影，還是04年夏天買了DVD碟機之後，因為大量的台灣電影在大陸都是通過DVD渠道發行的，而不是VCD，所以陸陸續續買到了台灣四大導演（侯孝賢、楊德昌、李安和蔡明亮）的許多作品，也提升了自己欣賞台灣電影的藝術品味：對香港電影是一種延續下來的感情，而對台灣電影則更有一種朝聖般的崇拜！
侯孝賢的電影當然是最具人文氣息的，從他早期的「青春叛逃事件」四部曲（《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和《戀戀風塵》）到後來的《悲情城市》和《戲夢人生》，侯孝賢的影片保持了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客觀、冷靜、含蓄之風格，從來不去刻意煽情。從他那平靜淡雅的長鏡頭中，我們體味著個體關於成長的記憶，思考著個體成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比較著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鄉村文明與現代文明，重構著族群對於歷史的記憶，使電影成為「歷史的漸近線」。不喜歡他後來的《海上花》，因為空間太狹小，情節太緩慢；也不喜歡他的《千禧曼波》，因為跳動的都市節奏讓我感受到一種局促和不安。而2005年的新作《最好的時光》則採取了三段式的敘事，無疑是對他二十多年創作風格的一次象徵性的總結。這位一輩子以小津為偶像的台灣「電影青年」，如今早已成為小津之後最能代表東方美學風格的大師級人物，在他以《咖啡時光》向小津致敬的同時，又不知有多少黑頭發黃皮膚的電影小子們正准備向他致敬呢！
和侯孝賢同輩的楊德昌屬於典型的知識分子，但與侯孝賢不同的是，他的影片很少去表現山水間所彌散的鄉土氣息，而將攝像機對准現代化的都市，洋洋灑灑地抒發著自己對台北社會種種不良現狀的批判。在他的《恐怖分子》、《麻將》和《一一》等片中，我們看到了少年人的叛逆躁動，中年人的生活危機，老年人的孤獨無助，以及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台北像是一座被罪惡籠罩著的城市，這里人人有病，而整個城市更是病入膏肓。當然，楊德昌也沒有完全絕望，像《麻將》結尾處那一對街頭擁抱的青年男女身上，就寄託著他對美好未來的迫切嚮往。雖然他是台灣最具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導演，但從《一一》開始，我們也發現他比以往平和了許多，顯得更加內斂，更加不露聲色！
很多人認識李安都是從《卧虎藏龍》開始的，這部在西方人眼中倍受推崇，在中國人眼中卻無法得到認同的武俠片顯然使他名聲大噪，甚至超越了侯孝賢和楊德昌這兩位前輩。其實真正體現他作品風格的還是他在90年代上半期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飲食男女》。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和並存，新老兩代人的代溝，傳統與現代的沖突，都是他這三部影片所要表達的重點。他的影片就像我們平時所看的那些家庭劇，溫柔敦厚，細膩嚴謹，生活氣味非常濃郁。在影片贏得廣泛贊譽的同時，郎雄所塑造的父親形象也深入人心，而這個「父」完全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威嚴，更多體現了一種對現實的無奈和妥協。與台灣電影整體淡化戲劇沖突的風格不同，李安更像是一位講故事的高手，影片的進程其實就是對原有事實的一次重新洗牌，直到結尾處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啊（比如《喜宴》中老將軍從頭到尾的難得糊塗，以及《飲食男女》中老朱在家庭宴席上的愛情宣言，都是在影片的最後才給觀眾帶來驚奇的）！
看蔡明亮的電影的確是一件需要很大耐心的事情。起初看他的《你那邊幾點》只能用「受罪」二字來形容，極為匱乏的人物對白，大段大段的固定長鏡頭，以及幾乎淡化為零的戲劇沖突，簡直讓習慣了將影片當作故事來閱讀的我感到無所適從。後來看多了，也漸漸習慣了這種極簡主義的風格，而從《青少年哪吒》、《河流》、《洞》、《不散》和《天邊一朵雲》這些影片中，我不禁發現到，其實他才是台灣甚至是整個中國最符合法國「作者論」觀點的導演：一生其實只是在拍一部影片。雖然他崇拜並模仿特呂弗（他的「小康」系列很像特呂弗的「安托萬」系列，男主角也總是用李康生），但實際上卻比特呂弗純粹的多。當夜深人靜一個人靠在椅背上靜靜觀看蔡明亮影片時，可以很深切地體會到，原來蔡明亮的心靈是和我相通的，影片中的那個孤獨的小康彷彿就是自己的化身！
除了這四大導演的作品之外，最近還看了張作驥的《黑暗之光》和陳國富的《徵婚啟示》，感覺張作驥的風格繼承了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精髓：散文化的情節結構，冷靜、含蓄、內斂、不煽情的風格；而《徵婚啟示》中劉若英的幾十次相親經歷更是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市井百態，但相親不過是表象，真正所要表現的還是對逝去感情的難以忘懷！
四.
雖然純正的台灣電影和純正的香港電影是無法兼容的，但台灣的電影演員卻經常會出現在那些香港的武俠槍戰愛情喜劇片中，像林青霞、張艾嘉、吳興國、金城武這些港片中的老面孔，如果不知道他們的出生背景，還真的容易把他們當作是土生土長的香港演員呢！其實台灣演員相對於香港演員，就好比法國演員相對於美國演員一樣，並不拘泥於那種模式化表演，每個人都顯得更加特色鮮明。當然這也同台灣導演更擅長挖掘演員的內在潛力有關，很多演員都成了某些導演的御用演員，比如郎雄之於李安，高捷之於侯孝賢，李康生、陸奕靜、苗天這「一家三口」之於蔡明亮。男演員中，像郎雄、李立群、金士傑和高捷，都是屬於那種越老越有味道的資深演員；而秦漢、秦祥林、鄧光榮、趙文暄這樣相貌俊朗的文藝小生（值得一提的是，鄧光榮來到香港之後居然成了狄龍式的黑幫片「老大」，好比後來林青霞成了新武俠皇後一樣，看來香港和台灣的電影氛圍真是大相徑庭啊），自然也就成了文藝愛情片中當仁不讓的主角；再年輕一點的帥小伙，如金城武、吳奇隆、陳昭榮和張震等，都是大有潛力可挖，當然對於更年輕的F4們，我可就連聽都不想聽了。而女演員方面，美麗如林青霞，知性如張艾嘉，清新如王渝文，靈動如劉若英，多變如楊貴媚，憂郁如陳湘琪，青春洋溢如李心潔，老而彌堅如歸亞蕾，都讓人感受到一種別樣的魅力。香港演員可以拍一輩子爛片而修煉成影帝影後，而台灣演員卻更願在大師們精雕細琢的藝術作品中長久地散發著他們炫目的光澤！
好了，要想真正地研究台灣電影，決不是我這一篇小文所敘說的那麼簡單。從李行、白景瑞的「健康寫實主義」到後來的瓊瑤電影、武打電影，從「台灣新電影運動」中所彌散的鄉土化氣息到蔡明亮對現代都市人精神狀態的極端展示；從1966年的年產劇情長片257部到世紀末的年產量不足20部，再從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摘得金棕櫚大獎到李安憑借《斷背山》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稱號，台灣電影50多年來的發展有高潮，有低谷，其酸甜苦辣很難一時半會道清說明。也許看看「台灣電影教母」焦雄屏所著的那些電影文化評論，才會更加有助你深入洞察到台灣電影的精神內核所在！

⑦ 法國新浪潮電影對台灣電影的影響

影響應該不是很大！
因為台灣電影跟香港或大陸的電影比不了！
無論是質量還是產量！！
本質上就是電影行業的等級差距！
要是影響，法國的電影對大陸和香港的影響也蠻大的。
大陸和香港的導演都曾說過，法國電影對他們有一定的影響！！！

⑧ 台灣新電影的介紹

指20世紀8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藝術家的電影革新運動，是台灣戰後一代新的文化精神的形象體現。台灣新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運動，是從1982年8月四位台灣電影屆新導演合作導演的影片《光陰的故事》開始的，其代表人物有楊德昌、侯孝賢、柯一正等。期間的代表作有《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冬冬的假期》等。

⑨ 在台灣新電影運動中被稱作新電影真正的開山第一片是下列的哪部電影

《兒子的大玩偶》
改編自鄉土作家黃春明的作品，和《光陰的故事》一樣是集錦片，但該片批判和諷刺的力度更為辛辣，三段小人物各自的酸甜苦辣，更為直觀地反映台灣底層人群的生活。該片頗具里程碑式的意義，被稱作是新電影真正的「開山第一片」。自此後，新電影開始作為一個新的電影現象和潮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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