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有一部电影讲的是古代一位公主穿越时空来到现代,与现代一名男子的爱情故事,这部影片叫什么名字
这部片子是1991年上映的一部浪漫轻喜剧,英文名是《on the move》,中文名字是《千年痴情》,也叫《几世情缘》,是1987年米高梅出的《Mannequin》既《神气活现》也叫《穿梭梦美人》的续集。
《几世情缘》的主演是Kristy Swanson (牧羊女杰茜)和 William Ragsdale(威廉王子和后来的推销员贾森)
我也很喜欢这个片子,情节很轻松还有些搞笑,结局也很圆满,男主角很帅,女主角也很PP,尤其是那一头金发!还有里面那个黑人角色“好莱坞”也很棒。
片名:Mannequin on the move
国内电影译:《千年痴情》
国内VCD译:《几世情缘》,也有翻译叫《穿梭梦美人》
歌名:一往无前 (英文名: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
主演:(女主角)Kristy Swanson,(男主角)William Ragsdale(其他)Terry Kiser,Stuart Pankin,Cynthia Harris
出品: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
电影演唱是Diana Warren,林子祥改编成粤语版《敢爱敢做》
出品:20世纪福克斯
❷ 电影发展的历史背景
电影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对于人类历史,一百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就其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可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飞跃式的,电影的变化更为奇速。拿最早拍摄的电影。不管是法国的《工厂的大门》、美国的《梅.欧文和约翰·顿斯的接吻》、德国的《柏林风光》,或是稍后的叙事片,如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鲍特的《火车大劫案》,与当代电影相比,不管是中国片还是外国片,尤其是当代好莱坞的那些所谓的“巨片”,如《星球大战》、《大白鲨》、《终结者》、《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拍摄的技术、技巧和方法,以及它们所蕴容的文化氛围和义理内涵,都大大超过了前者,超过了以往。
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推测着在也许是更为翻天覆地的下个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在另一个一百年中,电影是消亡,变异还是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耐人寻绎的问题。
回顾上一百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电影的变化具有优先意义的,是它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技是电影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从默片到声片,从黑白到彩色,从标准银幕到宽银幕立体声,还有光学镜头、感光胶片、机械性能等等的或大或小的改进和变革,都给电影的创造开拓了新的天地;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视频、电脑、激光这些新的高科技在电影的上的应用,更扩大了银幕的创造力,使其形象、语言焕然一新。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发明也就不可能设想会有上述那些当代好莱坞“巨片”的出现。回顾一百年的历史,电影的哪一次哪一点的变化不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呢?现在我们的电影、电视中,用电脑特技处理武打场面,颇与中国二十年代以传统特技处理武打场面相近似,都是刚刚出现的特技手段运用于电影,都是源于新技术,虽难免幼稚却不失有趣,可以看作是一次螺旋式上升。据说,现在已经有远远优越于电脑的“光脑”出世了;还有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新技术,在下个世纪里也会出现。这些已经看到的和还未看到的新技术,又会给电影的摄制带来什么,这是难以预计的。但是,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下个一百年里,电影将随着高科技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前要发展电影,就应发展电影的高科技基础。有些国家在世界电影竞争里失败的教训,是否也可以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
百年历史又告诉我们:电影的发展是要靠财力的;准确些说,需要高投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冒投资的风险,是很难参与世界电影市场竞争的。西方的那些个性化电影,不管是二十年代的先锋派,五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也不管是冈斯、德吕克、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特吕弗、戈达尔、伯格曼、法斯宾德等人的作品,多么具有独创性和个人思考的特色,对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无论如何这些流派和作品在创作投入的资金上,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好莱坞重头片相比拟。正是由于优越的制片投入,因而好莱坞能够吸引欧洲有才华的电影艺术家对于它的向往,从而人才济济;他们憎恶它,骂它,但又离不开它。欧洲的艺术片和好莱坞的商业片是两种不同的银幕现象,如果说欧洲艺术片倾向于对电影可能性的探索,那么,好莱坞商业片则倾向于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说欧洲艺术片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的电影天才,那么好莱坞成功的首要因素,应归结于雄厚的财力;在好莱坞那里,人才也成为经济实力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才形态。由此可见财力对于电影之重要!中国目前电影的不景气,是否也有着资金不足甚至匮乏的原因?
在下个一百年里,如果社会还是以货币形式实现产品交换的话,那么拍电影恐怕也需要一大笔钱。
过去的百年历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的电影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地下电影”,也希望寻找到自己的观众,何况是作为电影主体的商业片。电影必须面向广大的观众群,适应他们的需要。早在1894年4月14日,在纽约的百老汇街就有过爱迪生的“电影视镜”的商业性映出,票价二十五美分。但由于“视镜”只能一人一机地朝着视镜往里面看,很难包罗更为广大的观众,所以后人还是选定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在巴黎的大咖啡馆的布幕放映作为电影正式诞生的日子。这里就考虑到观众的因素,以最经济的方法取得尽可能多的观众。此外,大约还因为“视镜”有点象今天的看电视,观者和视象是有距离的;只有被摆到黑暗环境里的幕布才能使观众幻梦般地门生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有着美学上的意义了。总之,对电影诞生日子的认定,还是有公平合理的一面。无论如何,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大约是没有疑问的。
拿钱拍片,供观众看,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运作环节,那就是经营。在百年历史上,从初期到现在,电影的经营方式,促销方法,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尤其是在当代,其经营手段更为灵活多样,难以胜数。但归根到底,可以说曾经有过这样两种电影经营: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经营。它们分别是被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中国的百年史上,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曾经发生过,于是中国也就有了这两种经济体制下进行电影经营的经验。现在,中国又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转变,于是电影经营也在这个转变中转变。我们无意分辨这两种经济体制下电影经营的成败得失,但它们对于人类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从中得到教益。
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是统一的;一般来说,观众越多也就意味着利润越多,这已经为无数电影历史事实所证明了。但是,由于电影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所以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两者又时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为教化”和“为娱乐”这种电影史上的长久争论姑且不议,仅在中国五十年代后期,就曾提出过“要票房价值还是要工农兵”的严肃命题。这种在看到以往市场经济下的电影投机牟利的弊端之后,而又只看重社会政治作用而不计经济后果的见解,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结果,不仅违背了电影的经济规律,而且还不幸地为被批判者所言中:“为工农兵的电影工农兵不爱看”。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由此看来,只顾拍电影,或拍电影只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而不计经济效果的作法,不论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电影运作,还是计划经济下的电影运作,都不能认为是成功的经验。
人类下个世纪头一百年的社会发展,难以预料,电影会不会脱离经营渠道而成为有一定机构负责的社会福利事业、免费提供给社会公众观看?假如社会还发展不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的话,那么,电影由拍片到看片这个运作过程的经营环节,不管会发生怎样形式和程度的变化,都还会继续下去。
百年史还告诉我们:电影是艺术的,同时包含着文化。
翻一翻世界电影史著作由始迄今的出品目录,回顾一下我们看过的各个国家、地区的各个时期的各个片种、各种题材和类型的影片,不难感到,世界上近百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要闻,人文的和自然的衍进,无不在电影上得到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直或曲的随机性反映;虽然它们不可能象文字记载历史那样去概括出历史的脉络和全貌,而只能是历史的一点一滴,然而从它们与历史的联系角度说,一部世界电影史也就是一部近代世界史的投影。我们把一些主要电影国家的影片,编年史式地排列起来,也几乎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这百年中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
电影中,不管是哪个片种,细察起来它们都包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的礼仪习俗、交际方式、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包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从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国的、瑞典的等等国家的早期影片中,我们不是可以感受到这些国家的那个时期的人群生活的状态吗?十几年前在我访问南斯拉夫期间,曾经在马其顿共和国看过一部他们国家1896年拍摄的影片。他们的电影史学家对他们的国家能在电影发明的第二年就拍出了自己国家的影片而感到自豪。这是一部记录马其顿民族村镇民众日常生活的影片,以节日的舞蹈和仪式为主,也有他们的劳动和交往,使人感到有一种远古的气息,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早期影片何尝不有着同样的意义。
不独纪录报导片如此,叙事故事片也有着同样的内涵,不过它是另一种形态罢了。叙事电影是以艺术家为能动主体,根据对现实的和历史的想象性体验,而小说式地编织起来的故事。不管人们从理论上怎样说明:是反映论还是表现论?又不管是哪个流派和风格,电影始终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一种把握,一种特有的把握方式以及艺术家个人对于这一方式的创造性运用。所以影片里不仅渗透着生活,也渗透着意识,渗透着利益和反利益的冲突,权利和反权利的对立,道德和反道德的搏击,总之,它体现着各个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社团和群体的不同愿望和利益,是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正因为这样,所以电影从它诞生起,就受到社会公众和权利政治的注意。有时它被打扮成一个圣洁的传教士,有时又被说成诱人犯罪的教唆犯;现在电视的这种地位好象比电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电影的这种大善大恶的表象,无非是因为人群处于不同的经济状况因而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对于一部影片的不同的毁誉褒贬也就不足为奇。好莱坞影片《真实的谎言》最近被作为“大片”引进来放映了。为何选中这部影片?其标准如何?不得而知,但这部影片的内容却值得人们注意。它的故事和人物及其含义,无疑是当前美国主导意志的一种显示,它既不同于六七十年代好莱坞那些所谓的“反传统”影片,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包括科幻片在内的那些充满人性和人情味的影片,它似乎是三十年代好莱坞主导电影的一种上升式回归,这部影片里有“美国中心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意味,确与它的前辈有同工之妙。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说过的话:“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争巨片,不意中了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当然它不是“真实”的战争片,而是“谎言”的战争片,但那里的精神却与鲁迅讲的那些影片如出一辙。 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当代中国把它引进来给观众看看,无碍大局,但是我们也愿意说一声:留意一下那片子里面的思想!
总观电影的百年史,应当正视,电影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它不是学生课桌上的教科书,也不是有钱人柜子里收藏的珍贵文物和稀世艺术品;它是供多数人尤其是供青年人观看的。它的生命过程是创作制片、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然而在这同时,也应正视,在电影这一娱乐品中,又包藏着娱乐品之外的许多东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内涵,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效应。电影自诞生到现在,对于它的性质的各种争论,可不可以从这个认识中得到解释?
对于今后的电影发展,在电影一百年的今天,已经有了许多说法:电影不会有第二个一百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电影就会继续存在!这样两种对立的意见,空间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去证明了。但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将来,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大踏步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人类在这个时代中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传播媒体的更加革新化,电影的世界性特征将随之更为鲜明地凸现出来,将会发生更为广泛的文化影响和文化认同;当然,电影的文化逆反和文化排斥也还会继续下去。但不管怎样,电影对于人类是一个好东西。
❸ 有一部电影是一个古代人穿越到了现代,中国的
有这个电影吗?那我也要去找找看了,很好玩么?
❹ 谁给推荐一部以唐朝为时代背景的电影啊
《王朝的女人·杨贵妃》是由十庆、、田壮壮、张艺谋联合执导,范冰冰、黎明、吴尊领衔主演的古装片。
❺ 电影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在近代中国人的记忆中,电影最初是以“西洋影戏”的角色进入日常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来自异域的“影戏”,虽然在外部形态上与本民族古已有之的影戏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新鲜事物。作为舶来品,它的传入,一方面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相伴而行的,另一方面无疑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这就使得外国电影商人在中国的早期放映活动明显地体现出“经济冒险”和“文化催生”的双重意义??从经济冒险的层面而言,它使经营者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投资风险之后,很快从中国人手中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从文化催生的层面而言,当观看“西洋影戏”日渐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一种娱乐时尚的时候,中国民族电影的诞生也便因此而获得了必要的契机。
中国的民族制片业,肇始于外国电影传入9年之后的1905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老北京的著名实业家任庆泰(1850-1932),在他自己开设的“丰泰”照像馆的天庭里主持拍摄了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这是一部由谭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剧的纪录片。它的问世,一方面证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依然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整合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某种支持。
任庆泰的拍片活动由于他本人的“运气”不佳而没能持续多久。1909年,一场起因不明的大火使得丰泰照相馆一蹶不振,而任庆泰所经营的其它实业竟也从此开始走向了下坡。电影需要文化的支持,但无疑也同样需要经济的支持。从这个角度而言,任庆泰在北京的拍片实践的终止,实际上于偶然之中体现了必然。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和近代经济的中心,上海为民族电影业同时提供了“精神气候”和物质上的必要保障。1913年,张石川(1989-1953)和郑正秋(1989-1935)利用文明戏的经验和在华外商的资本,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8年,中国当年最大的文化企业集团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活动影戏部”,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玻璃屋顶的专业摄影棚。自此开始,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集中产地,并因此而有“东方好莱坞”之誉。
从无到有的,不仅仅只是活动画面的生产,还包括一些基本术语的创设。1921年,中国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编辑陆洁(1894-1967),从友人信中的“教习”二字的联想中,把director翻译为“导演”。及至20年代末,中国人终于为自己确立了关于这门新兴艺术的最为基本的术语――“电影”。这些专业名词的创设,无疑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事物进行本质把握的一种东方式的智慧。
中国电影是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凭藉自己的智慧创造的关于中国的“电影”。从1905年开始,中国电影就这样在经历了从短片到长片、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等诸种技术演变的同时,也不断以影像的方式,承载和表达着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好恶与思索、苦难与奋争、光荣与梦想。
❻ 有哪些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电影
我觉得有这些电影,可以是改变来着这些作家的作品:
《白杨礼赞》、《卖豆腐的哨子》、《人造丝》、《全运会印象》、《车中一瞥》、《鞭炮声中》 、《谈月亮》 、《雾中偶记》、《大地山河》 ,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❼ 帮忙找下这几部电影的时代背景
《十七岁的单车》 九十年代
《独自等待》 现代
《芳香之旅》 六十年代-九十年代
《花样年华》 六十年代(香港)
《花腰新娘》 现代
《活着》 四十年代-七十年代
《秋菊打官司》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婼玛的十七岁》 现代
《樱桃》 九十年代初
《马路天使》三十年代
《那人那山那狗》 八十年代
❽ 一部背景是民国史时期的电影
乃年的片什么题材的
❾ 请问一部电影的历史背景资料
抵抗维新的将军角色也是虚构的,但是确实是历史上有的事件,在影片花絮中加以了介绍。《最后的武士》就他的名字来看也是西方人眼中的日本明治维新,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仅仅依托了真实的历史环境。
西乡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和后来同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结为好友, 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他们一直在寻找勤王救国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 巧了, 萨摩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明主, 那就是被誉为“当世三百诸侯世子中无人能比”的岛津齐彬。 他通过阴谋手段搞倒他老爸岛津齐兴取得萨摩藩藩主地位以后(此人真是奸雄啊), 在藩中锐意改革, 对各方面都进行近代化的建设, 同时广募人才。 于是西乡进言齐彬, 阐述自己对时政的认识, 得到齐彬的赏识, 成为他手下爱将。 齐彬常称赞西乡“此人乃萨摩之宝”, 参拜幕府将军时, 带着他一起去江户, 结交朝中大臣, 取得政治经验, 很快, 西乡便在朝野都小有名气, 此时, 他还不到三十岁呢(真是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啊)。 他从齐彬身上, 也了解了很多日本和日本以外世界的情况, 同时我猜也一定学得了权谋之妙。西乡同时参与了齐彬的拥立德川庆喜为新任幕府将军的活动, 与身为萨摩的联络僧人月照一样, 表现十分活跃。
然而, 齐彬预谋的自萨摩带兵进京计划尚未得以实施, 就发急病而死了, 他倡导的“公武合体”(天皇与幕府权力合一)的运动也半途而废。 西乡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一度想自杀以谢齐彬之恩, 被月照阻止, 月照希望他留身以图后用。 可是形式急转直下,新的萨摩藩藩主完全推翻齐彬原来的政策, 同时命令西乡逮捕并流放月照。 西乡屡次与新藩主争辩未果, 此时的西乡, 报国无门, 报主主亡, 报友无能, 真真是走投无路, 无奈之际 -- 应了李白那首诗了, “落魄江湖载酒行”-- 西乡与月照泛舟锦江湾, 畅饮高歌, 而后双双投水, 不料结果月照已死, 西乡却获救生还(这段要搁到厚黑大家们眼中, 还不定揣测西乡到底干了什么呢)。 西乡, 月照之事后来被很多慷慨付死的志士引为楷模, 谭嗣同就曾跟梁启超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我们高中也学过的。 言下之意, 无赴死者无以激励后人, 无留生者无以继续革命。 当然究竟值还是不值, 各人价值观不同, 放在现在庸人(别误会, 英雄确实是很少的, 庸人是绝大多数)或者人道主义者眼中,“每个个体的生命对他自己而言都是最大需求”, 二者取一的话, 大概都要翘着脚争作西乡, 无为月照了罢。
当然英雄之为英雄, 绝不仅止能到觉悟“壮士轻死”的地步, 更应有对于生之感悟, 有对于生的事业追求之感悟。 决心投死之于西乡, 已经是第二次了, 而决心活下去, 竟其恩主义友的未竟之志, 对这个血性的汉子而言却也未必是易事。 通常人总要说死的话, 要看死得值不值得, 而对于已经不以一死为意的西乡来说, 问题反倒是怎样活着才算值得, 怎样活着才算对得起死去的明主贤友了。 从后来西乡的诗句“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 倒也能微窥其心境。
明治六年(1873)10月西乡隆盛因侵略朝鲜的计划被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内治派否决,辞去参议兼近卫都督的职务,回到故乡鹿儿岛县。接着,桐野利秋、筱原国干、村田新八等心腹以及近卫军人、警保安寮官也先后回县。
隆盛回乡以后,在桐野、筱原、村田等人的协助下,于明治七年(1874)在城山脚下设立私学校(包括赏典学校和开垦社)。私学校分为筱原领导的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前者约五六百名,后者约200名,除专门军事技术外还学习汉籍,宣传忠君爱民思想。私学校县城里除本校外还设立12所分校,全县124乡各设一所分校。
后来私学校逐渐扩大势力,至1875年底,从区长、副区长到各乡村的村长、副村长,连警官也登用私学校出身的人了,私学校成了一个党,控制整个鹿儿岛县。隆盛当初设立学校的目的在于“为忧虑贻误归县壮士的方向,施以适当的教育,磨练节义,以期他日之大成”,丝毫没有叛变之意。
当时新政府所实行的四民平等、废除俸禄等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士族的利益,鹿儿岛士族怀恨新政府。被看成士族领袖的西乡隆盛因“征韩论”失败回乡,使士族对中央政府更加愤怒。同时由于私学党控制县各级领导,抗拒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甚至连税收也不上缴中央,废刀令也不执行,土族仍然带刀聚众喝酒,更甚的还计划将大久保暗杀团派到东京,鹿儿岛简直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鹿儿岛县人顽固,拒绝他县人就任县官,而且县治也仍旧是旧藩时代的,丝毫没有改正。再者文部省的学制也没有实行,尤其武器不上交陆军省,由士族私藏。“只知有鹿儿岛,不知有日本帝国;只知有萨士,不知有海陆官军;为暴动而秘密整顿军备,正在等候可以利用士族不平的机会。”
大久保内务卿要求更迭县内的人事,大山纲良县令坚决不听,而且还威胁,如果更新人事,全体县官总辞职。鹿儿岛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不可避免了。
中央政府为防止鹿儿岛发生暴动,派船将萨摩藩兵工厂迁到大阪。1877年1月29日夜,私学党的过激派在汾阳尚次郎家里集会,谈到三萎轮船“赤龙丸”到鹿儿岛,要将草牟田火药库的弹药运到大坂,但为什么白天不运夜里偷运呢?大家感到非常激愤。有人说“如果将藩制时代就有的弹药运到大阪,发生万一的时候拿什么来对付呢?要先下手,归我们所有”。于是20多名私学校党徒夜里12点钟袭击了草牟田的陆军火药库,抢走子弹六万发。后来有人提议,少拿多拿都是一样,再干吧。30日1000多人又袭击了陆军火药库。31日袭击了鹿儿岛造船所,抢定许多武器弹药。
正好此时,政府派来由警视厅警官组成的视察团,借视察为名企图暗杀西乡隆盛,这就给私学校党提供了一个举兵的绝好借口。
2月3日西乡隆盛从大隅半岛高山打猎回来,同一天暗杀团的中原尚雄被私学校党逮捕。2月5日,在私学校礼堂开大会,筱原国干、桐野秋利;村田新八、别府晋介等头头及18个区的区长、137个私学校分校长共200多人出席,一致推举西乡隆盛为领袖,起兵反对政府。而隆盛在士族兄弟的恳请下也下决心铤而走险。当时隆盛的心境是,事到如今,反要杀,不反也要杀。
2月6日开始招兵,将私学校改为萨军本营,分校改为分营,当天就招募3000人。
2月15日至17日,全军13000人分七队举兵,目标熊本城。第一大队长为筱原国干,第二大队长为村田新八,第三大队长为水山弥一郎,第四大队长为桐野利秋,第五大队长为池上四郎,第六、七大队长为别府晋介。
萨摩藩举兵的时候,正逢南国50年来罕见的一场大雪,积雪足有尺把厚。2月15日上午9点,西乡隆盛骑马进行阅兵式。阅兵式结束后,西乡隆盛以“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西乡言之助”的名义,高举“新政厚德”的旗帜发兵,西南战争就此开始。
与西乡隆盛举兵的同时,中央政府任命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山县有朋、川村纯义、黑田清隆为参军,率领六万陆海军前来讨伐。经过半年激战,萨军非但没有攻下熊本城,反而在田原坂一战大败。同时中央军已从海路占领鹿儿岛,隆盛便决心打回老家,死也要死在家乡。8月18日萨军冲出富崎县长井村的可爱岳,9月1日到达被中央军包围的鹿儿岛,100里路程竟花了14天。萨军首先夺回私学校,但中央军从9月6日起开始以5万至7万的兵力将萨军的最后据点——城山层层包围。此时萨军总计只有372名,而且有枪的人只有150名,弹药也非常缺乏。然而他们决心奋战到底,分兵11路把守城山。9月4日萨军围攻打米仓库又损失百余人,现在只剩下200多人了。中央军估计,萨军弹药粮食缺乏,至多维持50天。
从9月12日开始,山县有朋下令日夜炮击城山,隆盛等人只有挖洞藏身,躲避炮击09月23日,中央军宣告明日——24日下午4点开始总攻击,劝萨军投降。西乡坚决拒绝投降。
9月23日是阴历8月17日,那天夜里明月当空,隆盛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开宴诀别。大家饮酒吟诗,唱琵琶歌,以尽今生的欢乐。轿夫益森三四郎还表演了舞蹈,真是“满座洋洋生春,勇将猛士痛饮淋漓,各尽其欢。呜呼!孤城陷于重围,命在旦夕,而诸将士从容自若,复不知有死生之事。”
9月24日下午4点,中央军按预定计划执行,发炮三响,开始了总攻击。萨军严守阵地,浴血奋战。由于众寡不敌,守军几乎全部战死,最后各堡垒全部陷落,只剩下岩崎谷东口的堡垒。中央军集中在岩崎谷两边的高地上,拼命向那个堡垒射击。
此时西乡和桐野利秋,村田新八、池上四郎、别府晋介、边见十郎太、桂久武等40多名将领一起在洞前整队,面向岩崎谷口,哇的大吼一声,一齐冲过去。但是谷口被围困得水泄不通,2400名狙击手的枪弹像下雨一般飞来。小仓壮九郎(东乡平八郎的胞弟)见大势已去,愤然站着切腹自杀。桐野说“为什么这样性急”,但已无法劝阻。接着挂久武中弹身亡,萨军将领相继阵亡,别府晋介、边见十郎太在隆盛左右保护。边见鉴于情况紧急,对隆盛说“马上离开这里”,隆盛说“还不要紧,还不要紧”,正说之间隆盛腹部和腿部中了弹,不能前进了。隆盛便对别府晋介说:“晋介,晋介,立刻在这里杀了吧。”此时隆盛已经不能再站起来了,跪着严肃地合掌向东方迢拜,晋介悲痛地说了一声“恕我罪过吧”,挥刀将其头砍下。隆盛的从仆吉右左门将其头埋在岛津应吉的家门前,以防被敌人取去。
别府晋介面对岩崎口的堡垒,大喊道“先生已死,要和先生一起死的人大家都来死吧”,奋力作战,最后中弹死亡。其他将领都向堡垒冲去。和中央军决战,直到统统战死。
当时鹿儿岛县令是土佐的岩村通俊,他得到山县有朋、川村纯义两参军的许可,领回西乡隆盛等的遗体,亲自将他们葬在净光明寺山上的墓地。
明治二十二(1889)大日本宪法颁布时,西乡隆盛被大赦,撤销叛乱的罪名,恢复了名誉,并迫赠为正三位。明治三十二年(1898)又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建立一座铜像,供世人瞻仰。1977年西南战争百周年纪念时,在鹿儿岛建立了“西乡南洲显彰馆”。于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从“贼”转变为“伟人”,把他发动西南战争说成是不得已的。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他在推翻幕府创建新政府方面的确是开国元勋,立了大功。同时他在领导留守政府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也有成绩,我们不应抹煞。然而他代表反动土族的利益而发动的西南战争是违背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