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A电影发展史

⑴ 台湾电影的解严时期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随著社会经济泡沫及言论自由的达成，让导演为主导的台湾电影，将电影触角伸向过去禁忌题材，并回顾与探讨台湾近现代社会、历史与个人记忆。这阶段代表作有《刀瘟》、《香蕉天堂》、《童党万岁》、《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其中最震撼台湾的莫过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这部片以一九份世家各成员经历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及台湾光复初期的历程，具体而微地反映台湾人的历史经验，不但票房叫座，也在威尼斯影展荣获金狮奖，使侯孝贤成为国际瞩目的知名导演。之后几年，台湾电影于世界各地大小影展获得不少得奖纪录，这使得主管电影业务的“新闻局”自1990年开始，透过电影辅导金来支持艺术电影的制作。
在票房方面获得数亿台币的空前成功、同时也获得不少奖项，叫好又叫座的结果让台湾观众开始重新关注台湾自制电影。随着《海角七号》热卖，片商与观众均对台湾电影重拾信心，多部电影亦搭上顺风车取得不错的票房，如《囧男孩》、《九降风》、《花吃了那女孩》等等。《海角七号》同时也成为战后以来最卖座的华语片及台湾影史最卖座影片的第二名。
进入21世纪，台湾电影人在选角、摄制等方面更多的走出岛外，改编自台湾女演员刘若英的作品《我想跟你走》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说《Happy Birthday》，刘若英本人并担任主角。

⑵ 第一部在大陆上映的台湾电影

1984年的中国电影界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搭错车》作为首部在大陆上映的台湾电影，在福建的厦门和泉州两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部电影不仅拉近了两岸人民的情感距离，也成为了当时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搭错车》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故事，在两地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上映时间长达3个多月，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影片中的音乐成为了两地观众共同的记忆，许多人在电影院外排起长队，只为一睹为快。

《搭错车》的成功上映，不仅让大陆观众见识到了台湾电影的风采，也让台湾电影人看到了大陆市场的巨大潜力。它为两岸电影合作打开了新的大门，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搭错车》的热映，两岸电影界的交流更加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电影开始登陆大陆市场，而大陆电影也开始进入台湾市场。这些交流和合作不仅丰富了两岸观众的文化生活，也为电影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搭错车》的上映，标志着两岸电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为两岸电影人提供了合作的机会，也为两岸观众带来了更多精彩的作品。从那时起，两岸电影界的合作愈发紧密，为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搭错车》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了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见证了两岸人民深厚的情感纽带，也成为了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搭错车》的上映，不仅让两岸电影界看到了合作的广阔前景，也为两岸观众带来了更多元的文化体验。它见证了两岸电影合作的历程，也为未来两岸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搭错车》的成功上映，开启了两岸电影合作的新篇章。它不仅促进了两岸电影艺术的发展，也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两岸电影合作已经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⑶ 日殖时期，台湾电影的发展是怎样的

日据早期的台湾电影，从摄制、发行、放映到观看，都是日本人的特权。1901年，日本人高松丰次郎在台北西门町投映十多部粉饰殖民统治的新闻记录片。台湾华文电影开端于1925年，刘喜阳、李松峰、郑超人、张云鹤、李延旭等人成立台湾最早的电影团体“台湾映画研究会”，拍摄台湾人的首部故事片《谁之过》，仍有殖民力量的参与与渗透。1929年，“百达影片公司”拍摄侠义爱情片《血痕》，十分成功。从1931年开始，日本殖民政府逐渐加强电影控制。一方面摄制、引进日本殖民影片，一方面禁止引入大陆影片，并限制台湾本土电影的活动。伴随“皇民化运动”的兴起，台湾电影也纳入到这个体系中。但台湾电影人并未放弃努力。1937年，台北成立了台湾人自己投资设立的第一电影制作所，拍摄的首部作品是爱情悲剧《望春风》，情节的本土气息浓郁，可以说是当时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悲惨生活的写照，较为成功。同时，台湾电影人突破日本人的限制，极力引入大陆影片，以民族文化与精神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他们从上海、厦门、南洋等处购买电影版权或旧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抗战结束，台湾各地近二十个映画社放映大陆影片近三百部，包括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如《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渔光曲》、《爱情与黄金》等。
1941年12月，日本实施“电影界新体制”，进一步加强控制，台湾人无法制作自己的电影。

⑷ 台湾的历史影片

日治时期

日治时代台湾自制日语电影《莎勇之钟》，李香兰主演第一部在台湾拍摄的电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丰治郎率领日本摄影师等一行人在全台湾北、中、南一百多处地点取镜的《台湾实况绍介》。电影内容涵盖城市建设、电力、农业、工业、矿业、铁路、教育、风景、民俗、征讨原住民等题材[16]。第一部台湾人制作的剧情片《谁之过》于1925年由刘喜阳、李松峰等人组成的台湾映画研究会制作。不过即使剧情片，仍有相当多的影片。具有政治宣传的作用[17]。

1908年，高松丰治郎于台湾定居，开始在台湾北、中、南七大都会建戏院放映电影，并与日本及欧美的电影公司签约，建立制度化的电影发行放映制度。1924年后，台北的放映业者由日本请来一流的辩士（电影说明者），电影放映业愈加蓬勃起来。1935年10月，日本领台40年举行台湾博览会，以及隔年台北与福冈间开辟航空通运，这两件事推化造就了日治时期台湾电影放映业的鼎盛时期[17]

民国时期

台语电影兴起
主条目：台语电影

台语电影《旧情绵绵》，洪一峰主演。1955年，麦寮拱乐社歌仔戏团团主陈澄三与何基明导演合作，拍摄该团的拿手戏《薛平贵与王宝钏》，成为二战后第一部台语片，一直到1981年最后一部台语片《陈三五娘》为止，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台语电影时代。根据统计，台语片的总产量将近两千部，产量最多时一年高达120部作品问世。《薛平贵与王宝钏》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大轰动，皆创下当时票房纪录，[18]，引来一窝风的台语歌仔戏跟拍风。

健康写实电影
1960年代，台海情势逐渐稳定，中央电影公司提出健康写实的制作路线，兼顾欧美写实主义电影下，聘请李行拍摄《蚵女》与《养鸭人家》两片。两片均颇叫好叫座。[16]。

60年代末期，知名导演李翰祥来台发展，并香港电影技术带进台湾。此阶段所拍电影类型除了初期的黄梅调，尚有历史宫闱片《如西施》及文艺片，其中以琼瑶原著为蓝图者占了8部。

胡金铨与新武侠片
1960年代，香港卲氏公司开始制作新派的武侠片，其中的两位主要导演胡金铨与张彻后来都来台湾发展。胡金铨于1967年为联邦公司编导武侠片《龙门客栈》缔造了绝佳的票房纪录[19]，从此武侠、功夫、武打类型的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之一，直到80年代才没落。胡金铨的电影发挥中国京剧的特色，结合弹簧床与吊钢丝的特技，运用蒙太奇电影手法，使得武打动作快速俐落，动静收放形成视觉韵律。

功夫片兴起
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门》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热潮，而台湾武侠主流自此就转化为功夫片、武打片继续在台湾流行。接著张彻在卲氏公司幕后支持下，于1974年率奇子弟兵姜大卫、狄龙等来台成立的长弓公司，也让功夫武打片，成为当时台湾电影的要角。

爱国政宣电影
197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了一段台湾电影的爱国政宣片时期，如《英烈千秋》、《大摩天岭》、《战地英豪》、《女兵日记》、《八百壮士》、《梅花》、《笕桥英烈传》、《望春风》、《香火》、《黄埔军魂》、《成功岭上》、《源》、《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辛亥双十》、《血战大二胆》等。

除此，叫特殊的片种则有如《汪洋中的一条船》的自我勉励写实片及如《一个女工的故事》的文艺片。

学生电影类型
之后，李行、宋存寿、屠忠训等导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鸟之爱》、《欢颜》等清新的小品。之后，导演林清介则在《一个问题学生》卖座后，连续拍摄相同类型，以学生生活为主题的学生电影，这些类型电影包括《学生之爱》、《同班同学》、《男女合班》、《台北甜心》、《毕业班》等。而这波电影尚有《拒绝联考的小子》、《年轻人的心声》、《不妥协的一代》。此阶段学生电影成为台湾新浪潮电影出现以前的重要台湾电影类型。这些低成本独立制作方式，也让新导演有了拍片的机会。事实上，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也在此阶段接拍了《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等两部片子。

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兴起与没落
台湾电影“现代主义”化，可说是始于三支短片合而为一的黄春明原著改编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片中另有《苹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顶帽子》）。除了部分禁演引发的《台湾电影宣言风波》外，中影公司大胆启用新人拍摄乡土文学作品，也是确立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主因。事实上，于《儿子的大玩偶》之前，中影已先启用杨德昌、柯一正、张毅、陶德辰拍摄了《光阴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与《小毕的故事》。这些电影也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更因票房卖座，让台湾新电影成为主流[16]。

《儿子的大玩偶》制作完成后，突破当时台湾政治与电影保守势力的抵制，于舆论、口碑与市场的支持下，为往后台湾电影的创作自由创造一片天空。其后，包括侯孝贤、杨德昌、张毅、万仁、柯一正、陈坤厚、曾壮祥、李佑宁、王童等也确定了以导演为主；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意识前进的台湾新电影。

一般来说，此波新浪潮电影中较重要的作品计有《风柜来的人》、《海滩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青梅竹马》、《杀夫》、《恐怖份子》、《恋恋风尘》、《桂花巷》。

该新电影绝大多数是由台湾政府所属的中影所投资拍摄，主要的推动者为中影主事者明骥与中高阶层的小野和吴念真。此三人，可说是促成台湾新电影的主要功臣，也对当时低迷的台湾电影产生重大影响[16]。

在此影响下，台湾业内原本拍摄商业电影的导演见状，也将此潮流引进商业电影境地，此种以乡土小说为类型的商业电影，计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室男》、《嫁妆一牛车》、《孤恋花》、《孽子》等。不过因为产量毕竟有限，1980年代台湾电影仍以如许不了主角的喜剧，与其他如著赌博片、犯罪片的商业电影。

另一方面，因为香港电影的成功，让台湾舆论上也开始出现对台湾新电影的批判声音。以艺术电影为主轴的台湾新电影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逐渐壁垒分明，此因素，让集体的台湾新潮流电影方朝终于1980年代末期结束[16]。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为失利。不过，相对的，此艺术电影，却同时间大受国际影展与各国艺术电影市场上的欢迎。

⑸ 台湾电影的其他导演

除了李安、侯孝贤外，蔡明亮则一反新导演普遍探索怀旧或历史记忆的题材，并将触角深入都会男女生活中，其中，早其作品《青少年哪吒》观察都会青少年虚无而没出路的生命、得奖作品《爱情万岁》探触寂寞的都市男女互舔伤口、另外，几年后的作品如《河流》及《洞》更是赤裸描写黑暗都市的情景。相对的，蔡明亮电影虽给人一种现代寓言的感觉，但也因为十分灰涩难懂而曲高和寡。除此，其他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新导演，如陈国富、徐小明、王小棣、易智言、陈玉勋、林正盛、张作骥，以及独立制作的黄明川、赖声川等，也都有水平以上的作品出现。台湾电影的历史进程，自台湾日治时期后期至台湾解严前，便一直为官营制片厂所主导的情形下发展。事实上，该阶段台湾电影的制作基本上也是以官营制片厂所拍摄的新闻片与政治宣传片之制作为主。直至今，台湾当局出资及主导的台湾电影辅导金仍是一个发掘台湾电影人才的重要方式。
今台湾有一批年轻纪录片导演。来自台湾社会各阶层的他们，其影片题材也五花八门。题材从探索严肃社会或政治议题到有的以自己或家人、朋友为拍摄对象皆有。其纪录片主轴，也从探索社会到探索个人的生活与问题。因为配合得当，整体成绩已渐受国际瞩目，并有不少的国际重要纪录片影展获奖纪录。另外也有如无米乐的叫好叫座影片。